《走向混沌 -丛维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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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混沌 -丛维熙- 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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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文将有叙述)。
  另一个使我心惊的消息,令我悲伤了很久很久——那就是我在前文提及的“林妹妹”郑 光第的自杀。看起来他弱不禁风,但是他的根根瘦骨,都可以比作钢筋,足以让苟延残喘的 我及我的同类感到汗颜。他是在解禁之后自戕的,谁也料想不到这个温文尔雅的“二劳 改”、昔日北大化学系的骄子,会有勇气自进天堂:在一大公休时,他去了市内。在游历了 北海和故宫之后,他踯躅在什刹海的堤边。当天色渐渐黑下来以后,他在一个十分幽静的角 落,突然一头扎进了碧色的波涛之中。直到几天之后,农场才来领他的浮尸。他这种死亡方 式的选择,使我的灵魂颤栗了很久,农场里的水塘不少,他非要到皇城里来演出这场与世界 诀别的戏剧,我想只有理性思维非常发达的人,才能作出这种地域性的选择——他想要人们 知道,他的自杀是对那个时代的抗议。而他的外在是那么柔弱,这种外在形象与他的内在坚 强,反差之大,如南极北极。
  这里举出的不过是同类们在那个严酷年代中的几个例证。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同类 中的先知先觉,而这种先知先觉,在知识分子中是绝对少数。过去常见书中对自戕行为冠以 懦弱二字,这其实是软弱者掩饰软弱的一种手段——死亡是勇敢者才有的行为,他们之间的 惟一区别,就看这种勇敢的选择价值博大与渺小。毛泽东的这几句话,还是有着它不可取代 的意义的:有的轻如鸿毛,有的重如泰山。陆浩青与郑光弟之自辞人世之举,显然是那个年 代的一部无字的《醒世恒言》。
  我所以称他俩为先知先觉,是对比同类而言。1964年的春节,毛泽东召开了多方面的 座谈会,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大多数,再次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广大知识 分子中造成草木皆兵。人人的紧张气氛。”(引自胡绳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社会上尚 且如此,最底层劳改队中的知识分子,情况当然变得更加恶劣。历经了七年多改造的老右, 自然失望之极——他俩意识到中国向“左”升温,还没有个尽头,只有像鲁迅先生说的。 ‘我以我血荐轩辕“那般,表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血祭了——因而我提笔写”桃花源“的 生活回忆时,不能忘却对我的这两个同类进行笔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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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节
  “文革”的苦戏正式开锣,我的母亲脖子上被挂上反革命家属的大牌子因为我们中的绝大多数,虽然己梦断巫山,但是因为我们是50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 子,那无法去掉的历史胎记,还常常使我们对生活自作多情,与已不复存在的鸳梦藕断丝 连。
  中国的政治运动,几乎无一例外地从文艺开始。1964年从批鬼戏《李慧娘)开始,之 后,马上续上了大批黑戏《谢瑶环》、《早春二月》、《北国江南》……到了1965年11月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实际上已拉开了“文革”的序幕。我们这些 “二劳改”,是每天晚上学习都要读报纸的;但不知是被阶级斗争搞得神经麻木了,还是我 们在“桃花源”有时也能自得其乐之故,竟然没有从报纸的字里行间,嗅出中国的一场血腥 之灾,已初露端倪。直到1966年的夏天,北京的砸烂“四旧”开始,我们才如梦初醒。我 们桃园班首先家里出了问题的是陈云诚,他的身份不是右派,但他是国民党在台湾高官的儿 子,于是他在北京六中教书的妻子,被红卫兵关进了六中进行暴力批斗。夜晚,红卫兵又恶 作剧地从窗外,向被拘于教室水泥地上的她,泼尿抛石。陈本来是有家可回的——此时他变 成了不敢回家的人。
  我自然联想到母亲和儿子。尽管我的父亲死在了国民党监狱(因要奔往延安),但我的 出身是地主家庭,加上我和张沪都进了劳改队,“文革”将要波及到他们是必然的。中队以 保护我们的安全为由,采取了双周休息一天的办法;殊不知这使我及我的同类们,更加心急 如焚。终于盼到了休息的那一天,我不敢直接回家,而是先骑车到东四人民市场,找到同院 在那儿当售货员的邻居刘嫂,询问了我母亲的情况。
  她躲开别的售货员,用最轻的声音对我说:“你先不要着急回去,等天黑了你再回也不 迟。你母亲前几天,已经被红卫兵挂上一块大大的木牌。我晚上偷偷去屋里看过你妈,她精 神还不错。”
  “抄家了吗?”
  “搜了一遍,好在你家也没有啥东西了。”刘嫂说,“让你妈着急的倒不是她自己,红 卫兵扬言要去农场斗你哩!”
  “刘嫂,身在公安局的劳改队,已经是接受专政了。您可以放心,那儿目前倒是一个保 险箱。,,”那就好了。“刘嫂说,”这是你妈最挂心的问题。“
  我不敢在刘嫂身边逗留,可是夏天天黑得又比较晚,出了人民市场后,我沿着小胡同转 了很久,待天大黑了以后,我才偷偷溜进院子。屋门没有关,我轻轻一推,就进了屋子。真 是最知道儿子的莫过于母亲,她听见我的脚步声,就从里屋走了出来。直到今天,我还记得 当时我对母亲的第一印象:她手上没有苏三起解的木枷,身上没有苏三的彩衣;但是垂挂在 她脖子上的那块大木牌子,却完全与囚徒苏三颈上的木枷一样。特别使我心动的是,那块大 木牌子不是用绳子拴系着的,而是用铁丝挂在脖子上的。由于木牌又大又沉,母亲的脖子被 铁丝勒成一道深深的沟槽——因而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用手去摘她颈上的牌子。母亲一下 拨开我的手说:“不行!不行!”我说:“晚上没有人来,您怕个啥!”
  “隔墙的街坊就是红卫兵,说来就来。你还是少惹一点是非吧!”
  我拗不过母亲,只好松开我的手。然后拿来一块布片,垫在了母亲的脖子上——这样可 以减轻一点她的疼痛。母亲不放心地听了听窗外,惊恐地对我说:“没有打我,就算阿弥陀 佛了——你听,东院吴家正在打人哩!”
  我侧耳听了听,当真是一片鬼哭狼嚎。刚才我进家时,精神太紧张了,竟然没有听见这 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我看你还是连夜回农场去吧!”母亲央求我说,“一旦他们知道你回来了,是会来抓 你的。听妈的话,你看妈没伤着胳膊断了腿的,你也就放心了。挂牌子就挂牌子,扫街就扫 街,只要人在,比什么都重要。”
  这时我才发现,我的儿子不在屋里。母亲告诉我,她不想让孙子看见奶奶这个模样,运 动一来,她就把孙儿送到姥爷家中去了。母亲能如此从容而清醒地面对乱世,使我有些吃 惊。细想起来,似也不难找到生活依据:我四岁丧父,母亲与我相依为命(我无兄弟姐妹, 是独生子)。上中学时,有一段时光是母亲靠当保姆的收入,来供我上学的。可以说她从年 轻时,就受着生活的煎熬;1955年我才从河北老家把母亲接到北京,她没过上两天好日 子,五七年的反右就开始了。我和张沪双双被送往劳改队,家中扔下了不满一岁的孩子—— 到1966年,她带着孙子,已经苦度了7个年头了。也许只有在苦水中泅渡过的人,才有对 各种突发苦难的应变能力。我木呆地望着苦命的母亲,泪水立刻盈上了眼眶,我真想把她颈 上的那块反革命家属的大牌子,取下来挂在自己的脖子上。但是,感伤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我只好安慰她说:“妈,我一定要陪您过一夜,这么晚了,没有人会来找我。”
  “你进院时,有人看见你没有?”她神色不安地盯着我的双眼,似乎是想从我的回答 中,判断我的话是否诚实:“外院的一家人里,有个中学生当了红卫兵——红卫兵来咱家搜 查时,她是跟着一块儿来的。”
  我继续宽慰着母亲说:“我是悄悄溜进门来的,没有人看见。”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不要说隔墙的吴家,武斗声声使人不能安眠;就是没有任何声音, 我也不会产生一丝睡意了。当我和妈妈囫囵个儿歪在床上之前,我母亲死活不肯摘下她脖子 上的那块木牌,我硬是从母亲的颈上取了下来,答应她只要听见人声,立刻再套在她的脖子 上——母亲这才上了木床。
  母亲说:“造反的红卫兵说了,反革命家属兼地主婆,是不能住在这个院子里的——要 换城里的无产阶级来住。”
  我说:“妈,您一切听他们的,不然会吃亏的。”
  “总不会送我回乡吧?”妈说,“我一个人回乡还没啥,可是我走了小众怎么办?他姥 姥、姥爷都有病,孩子又正上小学,这不是愁死人么!”
  “走一步说一步吧。”我满腹愁肠他说,“实在不行,跟着我去劳改队。”
  “那可不行,他还是个小娃儿。”
  我说:“在茶淀有带着儿子,女儿进来的——他是北大的助教。”
  “宁可我带着他去要饭,也不能让他去你们那儿。”母亲的口气非常坚决,“你们俩就 这么个孩子,到里边学不了好。我舍出老命,也要让他成人。”
  直到凌晨3点,我和母亲的主要话题,就是一旦发生什么不测,我小儿子的去向问题。 其间,我母亲还不断地打开手电筒,看着桌子上的闹钟——她不敢开灯,怕惊动周围的四 邻。大概是到了4点钟左右,母亲催我立刻回场。昨天夜里回家时,我没敢把自行车推进院 门,为了不把自行车丢了,我颇费了一番脑筋。沿胡同走来走去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夜里也 开着小窗口的药店——只好跳河一闭眼,把自行车放在了那家药店的门口。昔日我回家时, 母亲早晨要给我做饭;此时此刻,再没有这种可能了——我像一个离开黑店的贼,失魂落魄 地匆匆溜出宅院,直奔我放车的那个药店。老天还算有眼,没有让我坐车返场——那是会迟 到的。我骑上自行车,离开了东四北大街。
  在穿过南长街的时候,我见到了惨不忍睹的一幕:此时天刚微亮,一群红卫兵在斗争一 个躺倒在街心的老太太。瞧那阵式,是连夜的批斗会,无论是斗人者还是被斗者,神态都已 走形。皮带、链条虽然还在对那老太太不停地抽打,但已显得有气无力。当然那被打的老太 大,此时若同一只死狗一般,我看不清她到底还有没有呼吸——我猜想她还活着,不然那些 红卫兵应该早已散去。大概是为了提高斗志,有一个男红卫兵突然喊了一嗓子:“嘿!该你们长头发的发挥威力了,‘半边天’不能只是站脚助威呀!给我上— ”
  几个原本站在外围的女红卫兵,便一起挤上前去。她们没有打那个老太大,但是却比那 些用皮带和链条抽打,更为刺激人的中枢神经— 她们中间里的一个勇敢者,竟然跳到那老 大太胖胖的肚皮上,像是跳踢踏舞似地,在上面踩个不停。她一边踩,一边对那老人喊叫 着:“你这死顽固,看你交不交出房契?不交出来就踩死你这资本家!”
  我大着胆子探头看了那老太太一眼。原来那个被斗的老人手里死死攥着一张纸条— 那 可能就是红卫兵索要的房契。她或许已经死了,不然的话,为什么那些皮带、链条就是不能 让她松开手掌呢?当然也不排除那个老太太是个“葛朗台”般的有产者,宁舍命也不舍那张 房契— 我不忍再多看一眼,跳上自行车便惶惶而去。
  一路上,我想得很多很多:那个不管是不是属于“葛朗台”型的老人,要去她应去的 “天堂”是无疑的了;可是那个女孩,怎么会想起在老太太肚皮上蹬踩这一手段呢?!按年 纪算,她不过十六七岁,刚开始步入人生花季;老师不会教给她,她的父母也不会告诉她—  那么她所以会有这种惊人的表演,是不是历史扮演了教唆犯的角色?潜藏在人类自身中的 善与恶,在正常的情况下,是很难有十分出格的行为的。据《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记 载,那些以杀人取乐的德国士兵,原本都是十分善良的孩子— 但是,希特勒这个恶魔掀起 了罪恶的战争,“大日耳曼”的民族狂热情绪,被诱发出来之后,德国人自身中恶的潜能, 便被发挥到了极至和畸形的地步— 踏在老人肚皮上跳舞的那位姑娘的表现,能不能从二战 的德国历史中,找到一点启迪呢!
  不知为什么,一路上在我的头脑中,总是盘旋着那位女红卫兵的影子。她有母亲,她将 来也要做母亲— 如果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在公共汽车上,她很可能给那位老太太让 座,或者顺口叫一声奶奶— 此时此刻,她心灵中的善良完全披邪恶占有,原始的野蛮便不 唤自至;而她的这种精神错位,既是人性的,又是历史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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