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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农场，我浑身大汗淋漓。空着肚子到桃园上班，承受的是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煎熬。 陆丰年君匆匆过来找我，他说：“恐怕杨家要受我的牵连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说：“我自己的坟头都哭不过来，我们的家属怕是没有例外。”
“这是什么世道！我感到有点对不住人家了。”
“问题决定于杨春英，她的态度怎么样？”我自身虽然己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但同类 的命运仍然本能地引起我的不安。
“她挺爱我，不会发生什么变故。”陆丰年说，“可是她还上有父母哩，我总不能不考 虑人家的生存呀！”
我无言以答— 因巍我拿不出一条好的生活方程式来。不仅我拿不出来，就是孙悟空在 世，他的分身术恐怕也会在这乱世中失灵。
“前两大听人说，场里从大西北来了一些人，想动员我们到那儿去支边。你听说了没 有？”陆说，“据说，到了那儿，可以完全改变身份，成为真正的公民。”
这事情我是早有耳闻了，但我根本没有动心。道理十分简单，我的家中一老一小和还留 在茶淀的张沪，是我生活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没有这些骨肉相连的因素在内，我可能愿意做 一朵四海云游的蒲公英— 我与陆丰年的情况不同，想法自然不尽一样；我是宁可在北京当 “二劳改”，也不愿意到遥远的边疆去当什么合法公民。
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误的话，那是1966年8月中旬的一天，除去南区犯人和北区三畲 庄没有解禁的老右之外，其他所有的“农工”，停产开会。那天早上起来，地处农工大队队 部的广场上，就响起了大喇叭的声响。这个有线的广播喇叭，过去每天广播的是有关文化大 革命的新闻，诸如，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以及《人民日报》的社论等等；这天早 上，我们正在排队打饭的时候，大喇叭突然一反常态地播放开了《我们新疆好地方》这支 歌，这说明大西北来招募农工的工作，将于今天开始。
那大的会议开得十分隆重。场里的头头们几乎都出现在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除此之 外，有几个身着绿色军衣、但是不配戴红帽徽和红领章的陌生人，同时就座于场长身边。会 议开门见山，号召有志于开拓边疆的男儿，去支援边疆建设。其条件是在农场表现优秀的农 工，经过自愿申请和场部审查，合格者才有可能奔赴边疆。凡是被批准的农工，到了那儿一 律改变身份和政治待遇。上午开大会，下午开小会— 各个班组分头开会讨论，递交报名名 单。
在我的记忆中，当大会散会之前，就有了上台发言表态的积极分子，除了一两个解禁的 刑事罪犯之外，当场表态愿意去支边的几乎是清一色的摘帽右派。对刑事犯中的表态者，我 不熟悉，但是老右之中表态的人，我则比较了解— 他们几乎都是家在外地的同类。我想， 他们之所以自愿去支边，一是对祖国的热情，还没有被冷酷的现实冻结成冰；二是面对“文 化大革命”的混沌局面，想尽可能逃离得远一些；三是最为根本的原因——在北京皇城脚 下，无法改变自己的政治面貌，也许远走高飞是最好的选择。
当天下午，在我们的班组会上，首先表态的是陆丰年君。他有着十分好的口才，洋洋洒 洒他说了许多革命的壮烈言词——但是能知他内心世界的非我莫属，他是急于改变自己的政 治处境，才有了这一番壮怀激烈的；他是因为十分珍惜他的蜜窝窝，并千方百计想保护好这 个在“文化大革命”中风雨飘摇的爱巢，才有了并非他完全情愿的申请——用远离开爱巢来 表示一个人对爱巢之不舍，这真是时代悲怆的生活颤音。我当时就为我的这位朋友，而感到 了无限的忧伤。
散会之后，我特意把他找到监舍后边的一个无人的角落，对他进行了一次规劝。我说： “天下只有一个政策，那就是党的政策——在北京是一，到了边疆不可能改为一加一等于 二，或者一减一等于零的事情。你要三思而行。”
“撞大运吧，我觉得我必须这样做，才对得起杨家的一片真情。”他说，“我这个牵连 因素不在了，红卫兵也许不会再找杨家的麻烦了。”
“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可是你考虑过你走了以后，你和杨春英的感情问题… ”
“她不会变心。”
“如果受形势所迫，非分手不可，你将怎么办？”
“你不是听见我常吵唱的那支歌吗，‘若有知心人，尽管嫁给他。’人的命运谁也无法 预测，但愿老天有眼，能够成全我和她。当然，我去了那儿以后，经济上要勒紧自己的腰 带，给她按月寄点钱来；一年总还要争取探亲一趟——那大西北来的人，不是说了么，到了 那儿各种待遇，都要比这儿强上一点！”
我觉得丰年君去意已定，再说什么都属于多余。也许我的看法是错误的，谈心只好到此 为止。当天晚上，我记得还有班里的其他同类，也曾对他的这个决定，提出过疑虑，但是丰 年像当年吃“五毒”那么果敢——他递上了支边的申请书。由于一大批“二劳改”即将奔赴 边疆，那几天我们在桃园干活时闲谈，无一例外地围绕这个话题。到了8月17日的上午， 杨春英第一次在桃园露面——她是为陆丰年来送行的，下午4点各队去边疆的人，将在这里 集中登车，奔往北京火车站。支边的火车终点站，为新疆的吐鲁番。
杨春英所以来到桃园，不外是找个幽静的地方与陆告别。本来陆是在监号里准备行囊 的，但是准备远行的人大多，与其在那儿告别，还不如到“桃花源”来话别。记忆中，那是 一个骄阳似火的天气，我们正在水泵旁边的冷水池中洗澡，不知道是谁先听见有女人说话的 声音，便一个个躲到水泵房的后边，忙着擦身穿衣。因为还没轮到我洗，我有机会看见陆和 杨来桃园时的形象：陆还是那一身农装，用不着多费笔墨，但是杨当天留在我头脑中的印象 极深。她虽然并非红卫兵，不知是否出于保护自己的本能，她穿了一身当时流行的绿色衣 裤。与其时代保护色极不协调的是，她的胳膊弯里，挎着一个蓝花花的小包裹，当时墨镜也 被划入“四旧”之列，她不能再以墨镜遮眼，因而外露着她那只失明的眼睛。尽管如此，她 的身材之窈窕，肤色之白嫩，仍然让男儿国里的“亚当”们吃惊。
陆君向准备收工去喂肚子的我们，介绍了杨以后，便对桃园看守武芳说道：“要借你这间看守房用一下喽，我们保险丢不了桃子。”
还用说吗，我们都知道这种话别的含义。武芳用水泵刚刚抽上来的冷水，为他和她洗了 几个最大的蜜桃，递到他俩的手里：“我们没有别的为你们饯行，送这桃子也正合适——祝 你们永远心心相连。”
杨春英眼圈顿时红了，低下头来。陆君丰年强作笑颜，连声对同班的成员，表示即将离 别前的谢意。我没有多说什么——尽管我当过他和她之间的红娘，但我内心充满着的是一种 悲凉的心绪。再过几个小时，她的他就要走了，谁能预卜他和她的未来，究竟是什么样的结 局呢？！待等我们下午出工来到桃园，他和她与我们握手告别时，我握着陆君的手说：“真诚地祝愿你好梦成真！”
……他哽咽住了喉咙，眼泪却滴落下来。
我们就这样分手了——因为我们有劳动任务在身，不能前往送行（这一别就是13年， 当1979年他平反从新疆回来路过北京时，曾到我家小坐。他十分悲愤地告诉我，他不该头 脑发热去往边陲。他的爱巢早在前几年已然自焚——因为他并没有因为去了那儿，而改变任 何东西。待他归来时，他曾去杨家看望已然与他分手的爱人——她在中苏友好医院外边给医 院看自行车。悲乎）。
当天下午4点，我的同类中，与陆丰年同时奔赴新疆的人，有几十名之多，其中的大多 数是来自各大学、家在外城市的解禁右派。其中我熟悉的有于立仁、卓景星、刘士康、郭愕 权、哈长林、吴怀祖……后来在1970年，被枪决于南京的姚祖彝、王同竹、孙本桥、陆鲁 山，其中的孙本桥和王同竹，也是随着这次列车，去往边疆的——属于老革命身份的很少， 似乎只有原中国青年报的陈野，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也浑浑噩噩地登上了这次北行的列车 （后来他发现受了欺骗，到了那儿并没有改变政治身份，曾从边疆逃往内地，被捕后被吊在 树上毒打，后文另有叙述）。
他们走了没有几天，在一天的中午，董维森把我叫到了队部办公室：“你的家是不是受到了冲击？”
我说：“是，我母亲脖子上挂起了‘反革命家属’的木牌。”
他沉默了很久，问我：“你老家还有没有亲人？”
我告诉他没有，但是还有亲戚。他这才告诉我，当地派出所，有电话打过来，革命群众 要求迁返我母亲还乡。面对这么大的一场群众运动，董尽管很惜才，也无良策可寻。我很快 答应去办这件事，并把事情做好。他叮咛我说：“回家之后，不能感情用事；你也知道当前 的形势，感情用事只能更激化矛盾。那对你和你母亲都没任何好处——走一步是一步吧，什 么事都要往远处看。你下午就回家处理这件事去吧！”
母亲被挂上大大的木牌，原来并不是终点——我走出办公室时，心都要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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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送“反革命”母亲还乡
我记忆中，当时已是8月的末尾——农历已快到中秋团圆佳节。
天上的月亮不知人间的悲楚，依然像个银盘那样挂在天空。但是那一年的中秋，是中国 人感情的缺圆的时日。北京郊区的火葬场尸满为患——我的一个表弟工作在八宝山附近的一 座工厂，他告诉我那儿尸体排队，臭气冲天；分不清张三李四，文革中的冤魂集体火化。更 为严重的是，武斗还在继续向北京的每一条街巷延伸，我儿子上学的南吉祥胡同小学校长， 学生硬是向她嘴里塞土鳖——自古被称之为人师表的教师，活活被一些无知的孩子折磨死 了。
在这种乱世中，我母亲没有遭受武斗的洗礼，没有被红卫兵打死，已然算是造化不小 了。还乡就还乡吧，躲开这乱世中的皇城，对我母亲来说，或许不是什么坏事。母亲对此原 本忧心忡忡，但是北京每天从肉体上消灭“五类分子”及其家属的新闻，不断传进她的耳 朵，使母亲每天在提心吊胆中生活，与其这样每天承受煎熬，回乡躲躲台风眼，也是无路可 走的另一条路——她惟一的牵挂就是她的宝贝孙儿，不知往哪儿放才好。形势已然到了这一 步，姥姥、姥爷虽然身体有病，也只能把外孙接了过去——因为无论如何，让孩子跟着我进 劳改队，总不是个办法。
我去派出所开转移户口证明，必须去找民警小刘。这之前我和他曾有过一次路遇，至少 还没有见到他歧视的目光。我不知道在风声鹤唳的血腥日子中，他的心绪有没有变化——我 之所以对此担心，并非空穴来风。我母亲刚进北京城时，是参加了普选的公民；时至今日， 她已然成了“文革”对象，等于是从北京被扫地出门的反革命家属——她一旦没有了选民 权，回到乡里也难预料处境如何。我老家的六姨，因为是没有选民权的地主家属，“文革” 刚刚开始时，就被批斗得跳了井，折断了一条腿——我母亲从城市被轰回农村，如果没有公 民权，到底是福是祸，还是很难捉摸的事儿。
进了景山派出所我才知道，被革命群众勒令还乡的人非常之多。在乱哄哄的人群中，我 好不容易找到了民警小刘。他从抽屉里拿出早已准备好了的返乡证明，并没急于交给我，而 是把我叫到一个影碑背后，用十分简练的语言对我说：“现在革命群众说了算，这你一定非常清楚；我们民警能做的事，几乎是零。我能依照 宪法做的，我都做了。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如果……如果……（他紧张地朝影碑周围 看了看）你的老家拒收，让你母亲带着证明信再回来——千万要带着”证明回来。“
言罢，他匆匆而去。我没有动地方，首先打开户口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