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谷公社距离北京市区仅仅十公里路，竟然如此古老蛮荒，使我们深深地震惊。当时， 正逢苏联芭蕾舞团来中国演出，因鲁谷公社曾命名为中苏友好公社，芭蕾舞团来公社演出 《天鹅湖》中的片段— “四只小天鹅”和《吉赛尔》舞剧中的一幕。简直若同发生了地 震，几个和我们一起干活的妇女社员，对我们说：“真怪！跳光屁股舞也不害臊！”
“不知那些大妞儿，是不是爹妈养的！”
“喂！你们都是喝过墨水的，说说看，为什么要跳光身子舞！”
“人家没光身子，要是光着身子，咋看不见… ”
我们没有资格去欣赏芭蕾舞剧。
我们也无心情去回答这些问题。
然而去欣赏芭蕾的人，偏偏又是另一个精神世界中的人，这些大娘、大嫂、姐姐、妹妹 们，都是贫下中农和他们的子女（这个村没有地主、富农），不但艺术距离她们非常遥远， 而且有一种抵制现代生活的本能，我们又该怎么向她们学习呢？又学习些什么呢？
有一天，在村头干整菜地畦埂的活儿。几个男社员穷极无聊时，把一个徐娘半老的女社 员按倒在地，扒下她的裤子（他们俗话叫“开瓜”），把一根猪尾巴硬是塞进她的腿缝之 间，他们笑着，闹着… 我们只好尴尬地扭过了头。
一会儿封建得像“九斤老太”。
一会儿又荒唐到无以复加。
他们是农民，是地档道道靠修理地球，并从地球上获取食物而延续生命繁衍后代的农 民。我突然感觉到50年代那些写农民生活的作品，真是太矫饰了。也许从这个时候起，我 才开始意识到文学需要去伪写真。我甚至于反躬自问自己曾经发表过的那些小说，是不是歌 颂光明生活的音符太强烈了？或许它从一落生起，就打上了为政治服务的胎记，使自己的艺 术视野没有投射到这块粗犷的原野上来。
画家王复羊对此也深有所感，他对我说：“我们在政策上就把贫下中农神秘化了，其实 大家都是肉眼凡胎。”
画家骆新民的语言更为刻薄。他说：“把右派弄到这儿来，本身就是一种愚民政策，让 知识分子变成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群氓。”
“比方代的发配，只是脸上缺少个印记。”我说。
骆新民非常后悔自己从马来西亚回国求学，他唉声叹气地摇着头：“早知今日… 早知 今日… ”
我非常同情他，便答出下一句：“何必当初… 何必当初… ”我还把在我划右之后， 偶然间拨台播到了日本台，日本如何抗议中国迫害艾青、丁玲的新闻，告知王复羊和骆新 民。好像只有这样，心中的郁闷之情，才能平复一点似的。
当时，我妻子张沪的改造地点在焦家坟，离下庄有一里多地。晚上，有时她和赵筠秋来 下庄聊天，大家议论的多是对反右派斗争的看法。她重理性思维，说话尖刻。“赵老夫子” 是学经济的。大家凑在一起，难免对各自所在农村谈些看法。当时，中国刚刚擂响大跃进的 战鼓，劳民伤财的深翻土地以及大炼钢铁之举，已开始在京郊农村风靡。我们认为总路线， 大跃进，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都是“乌托邦”，是“杀鸡取蛋”，破坏 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和谐。这些看法，时隔二十多年后，已被历史检验属于绝对正 确。但在当时，却等于在自织罗网。加上当时我从新华书店买到一本内部发行的《南共第八 次代表大会政治纲领》，在劳动之余翻看，并借给骆新民和王复羊阅读过，尽管我们翻看它 时，无意从“南共纲领”中吸取什么东西，但是已经是在为自己自掘陷阱了（后边再向读者 谈及）。
在下庄的日子，使我难以忘怀的，除了有农民的蛮荒、落后一面之外，也还有农民的宽 厚和真诚。该队韩队长，出于照顾我们，总是把我们几个安排在妇女队干活，她们虽然都知 道我们三个人，人人头上都顶着“雷”，却从不刺激我们以显示贫下中农的自我优越。相 反，她们有不明白的问题，还常常询问我们，我们以“大娘”、“大嫂”称呼她们，她们则 称呼“老从”、“老王”、“老骆”。
当然，在村里壮劳动力不够用的时候，我们这三块红土，也要顶替朱砂使用。留给我印 象最深的，不是深翻土地时的挥汗如雨，也不是放卫星时的挑灯夜战，而是在盛夏时节，拿 着锹镐去刨坟坑。
1958年火葬还没有完全普及，因而人民公墓的穴坑总是鬼满为患，下庄地址公墓近 邻，刨挖坟坑就成了“家常便饭”。我无法描述我干这件活儿时的心情，除了精神上的高度 压抑以外，还有嗅觉上难以忍受的痛苦：夏日炎炎，骄阳似火，跳进坑穴去抡镐刨着沙石， 已使人昏昏然若同木偶。脚下还要穿着高帮胶靴，以隔开脚掌和附近坟内洇渗过来的臭水。 我一生中闻过各种臭气，但都无法和腐烂尸体上淌出来的黑水臭气相比。那是一种咸臭、恶 臭。即使你戴上三层口罩，也能使你五脏翻江倒海。我第一次干这活儿时，呕吐不止，几乎 把胆汁都抖落出来，而和我一块抡镐刨坑的社员，鼻子似乎患了伤风感冒似的、对这种气味 毫无觉察，一边往下掘坑一边还哼哼叽叽地唱着小曲。他们不像我们三个老右，只偶尔干上 一天。这些农村中的壮汉，成年累月地在这块沙石地上挖刨。我十分敬佩他们的耐性，常 想：也许只有中国农民，才具有这样独特的精神吧？！
在下庄生产队还练就了我的一双铁肩膀。我们经常和下放干部一起，从千米左右的一个 水泵房，往公墓石碑前的小松柏树行子担水。由于担水路程较远又带有某种竞赛的性质，我 自不甘落后，所以肩膀结出层层血瘢后，就成了一块僵硬的死肌肉。它再也不怕磨，再也不 怕压，尤其使我欣慰的是，我很快学会了担着满当档的两桶水，在行走中轻松自如地倒换肩 膀，忽儿头一低让扁担从左肩转向右肩，右肩累了，再从右肩转回左肩。这是我劳动改造生 涯中，最早获得的第一个适应生活的本领。
达尔文曾有名言警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认为这种生存本能，不但动植物具有， 被称为“万物之灵”的人，更具有这种适应的本能。比如：在鲁谷村改造的漫画家李滨声， 曾以一张《没嘴的人》和另一张《四世同堂》的漫画，震惊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英国的 《泰晤士报》曾于1957年转载）。但此时在鲁谷村的泥屋里，伊然像个西北高原上的老农 了。一顶破了了檐的遮阳草帽，半遮半盖地露出他那张黧黑黧黑的脸，赤板脊梁上留下7月 骄阳烤烧的痕迹——层层晒成燎泡的白皮。此公昔日多才多艺，除去是著名的漫画家之外， 还是能在舞台上表演大变活人的魔术师。解放前他还曾以“浴非”的艺名，在《吕布戏貂 婵》、《辕门射戟》、《白门楼》等戏中，饰过骄横不可一世的吕布。此时，吕布大战刘、 关、张之气势，已荡然无存。有一天，他拿出一个自刻的大图章给我看，上刻篆字“鲁谷辛 农”。
这种对环境的适应完全出自于人的本能。在右派的改造学习会上，人人都神态严肃他说 要老老实实改造自己的右派思想、立场、观点。这种虔诚也并非矫饰，好像一到这样的会场 上，自己就当真犯了什么大罪似的。你一句，我一句，都检查得全面而深刻。可是一到现实 生活里去，亲眼目睹的现实，又支持自己右派思想泛滥。比如：公社化后第一个举动，就是 把鲁谷和下庄社员们家庭伙食合并成一个大食堂。中午收工时，热汗淋淋的面孔，排成长长 一串，等待着食堂窗口递出来几个窝头和一碗菜汤。我们排在长长队伍的后边，沉默地面对 生活的骤变。难道这就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吗？难道那一座座小土高炉真能炼出1080万吨 钢来？站在这儿排队领食真是先进事物？如果有哪一家的儿媳生了娃子，窝窝头、白菜汤能 补养身子吗……问题走马灯般地一个接一个盘旋在脑袋里，在这一霎间，我发觉自己成了一 个两面人，会下以矛攻盾，会上以盾折矛。两种虔诚交织在一起，像两盘石磨一样，碾碎着 我的一颗心，常常使我在矛盾中不能自持。会上提出改造右派观点是真的，会下对大跃进、 大办食堂，大炼钢铁吹冷风发牢骚，更是真的。
给我留下最荒唐记忆的事儿，要属“大跃进”中的一个小小插曲——世界闻名的消灭麻 雀战。市区机关。工厂，学校。兵营。市民……全体总动员。郊区人民公社贯彻这一决定 时，韩队长在下庄的广播中喉咙嘶哑地喊追：“社员同志们，消灭麻雀是毛主席交给的政治 任务，咱大队要家家户户全体出勤，做到人人手里有铜锣，人人手里有弹弓，吓唬麻雀的锣 鼓不够用，就把脸盆拿出来敲。你们要记住一条，不让麻雀在树梢、房檐上落脚喘气，累死 这些糟蹋粮食的小兔崽子……”这天，北京市内锣鼓喧天，街街巷巷、角角落落都有“重 兵”把守，成为建国以来别开生面的盛大节日。
我的具体任务是警戒一片松树林。
武器——大队发给我一把打鸟的弹弓。
清晨、我是带着窝窝头进入阵地的。同时，口袋里悄悄装上一本小说——苏联作家肖洛 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这是下庄周围最大的一块绿荫，七枝八杈蓬蓬松松的老松树，在 我头顶上织成一把大大的遮阳伞。我躺在一座坟的坟坡上，嘴里嚼着窝窝头，两眼望着松枝 间飘动的浮云，觉得非常好笑：中国地域辽阔，天上飞的麻雀无其数，它们在哪儿落脚都能 生存，怎么能把这些小东西消灭殆尽呢？中国是疯了，还是中了魔症？我又想起近两天报纸 上的头版新闻：XX公社深翻土地5尺，今年早稻亩产万斤。稻子密得能在上面滚石碌碡， 而居然不掉下去。我的天！这不是《天方夜谭》中的新神话吗？而这些新闻端庄地印在党的 机关报刊上，旁边还配发群众围观“卫星稻田”盛况的照片。
一群麻雀逃到松树林避难来了，我从坟坡上跳起来，嘴里喊着，投石轰赶。这些惊弓之 鸟，刚想在树梢上落脚，又“忽”地一下飞跑了。它们在天空叽叽喳喳，发出奔逃的哀鸣。 我又躺在坟坡上了，并且从衣兜里掏出《一个人的遭遇》，可是我的目光没落在书页上，却 被松树枝杈上跳跃着的一只小鸟夺走了。小时候，我在故乡的柳树行子里见过这种鸟儿，学 名叫什么我不太清楚，故乡人都管它叫“柳叶”。因为它的躯体实在太小了，比一片柳叶大 不了多少。
不知是它受了惊吓，还是它此时不喜欢唱歌，它只是从一个枝权跳到另一个枝杈，尾巴 一翘一翘地戳向天空。它很孤独，这片松树林子里只有我和它，我突然触景生情，自己不就 是那只小小的“柳叶”吗？
“呜… ”我向它吹口哨。它并不理睬我。
“呜… ”我再次吹响口哨，想逗出它的歌喉来。
这时，又一群麻雀飞向松林。我迫不及待地从坟坡上爬了起来，扬着手臂去驱赶麻雀， 等到麻雀被驱除出境后，我发现那只小“柳叶”也消失了。
我沿着松树林转来转去，脖子都仰酸了，再没有找到那只鸟儿。我很惆怅，好像丢了什 么贵重东西似的，一声吆喝，使我蓦地一惊：“瞅你霜打了似的，怎么不轰赶‘老家 贼’？”我回头看了看，是在鲁谷村改造的梁沙军手提着一根棍子，窜到下庄的地界里来 了。还没容我说什么，他就笑嘻嘻地嚷道：“我日他娘，麻雀打跑了，共产主义就到了。”
我说：“你活腻了吧？”
他仍然笑得合不上嘴：“就地解决更好，这儿靠近人民公墓。我日他娘的，我还没有 ‘人民’的资格哩！真断了气儿该埋在哪儿？”麻雀战后的不几天，他从鲁谷到下庄来，非 要我们陪他去看看公墓不可。由于我们三个人经常在那儿干活，早已丧失了新鲜感，表示不 愿意去。但他执意要我们陪他去散散心，我们只好舍命陪君子。
至今我还记得那是个麻阴天气，由于太阳被云彩遮住，一座座土坟、石棺都笼罩在灰色 当中。倒也不错，比暴晒的蒸烤要凉快一些。我们背着手，悠闲地在墓地中穿行着，那神气 不像巡视死亡之国，倒像浏览两旁地摊上的商品。梁沙军情绪要比我们兴奋，他不时停下脚 步看看墓碑上的姓名，以及石碑中镶嵌进去的死者照片。当他走到一座石棺面前，突然向我 们招手：“喂！过来看哪！”
不用走过去看，我们也知道使他感到好奇的是一座合葬墓。那是解放后我国第一批去苏 联留学学生的石棺，正值豆蔻年华的一男一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