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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吧！”我们催促他。
“这一对留学生长得很漂亮。”梁沙军目不转睛。
“自古红颜多薄命！”我说，“他俩到天国去结婚了！”
“再浪漫蒂克，也不如在人间活着。”骆新民说，“当然要是活到1957年，一对儿都 戴上右帽！倒也是死得其所。”
“诸位老弟，要是我有那么一天，我请你们也给我弄一个石头棺材。不，砌个水泥的也 行。”梁沙军一副乐天派的架势，打着哈哈说，“不过，当你们路过这儿的时候，千万别忘 了一件事，就是把大跃进中的新鲜玩意——诸如小土炉的钢超过英国赶上美国啦！什么‘对 右派进行大赦一律摘了右帽了’等等，及时向我汇报。我日他娘的，我这个党员听了会从棺 材里蹦出来，高兴得起死回生的！”
他笑了。我们也笑了。
谁也没有想到，他久久在公墓中徘徊穿梭，竟是一只受了伤的鸟儿在为自己寻觅永久性 的安息巢穴哩。
一年后的1959年冬天，我手中无有鲜花，却带着无限悲伤，到这儿来哭沙军——这是 后话。
当然，在苦涩的精神沙漠中，也并非没有诗情。在1958年的改造日历上，留给我印象 最深的是王复羊的结婚。借着回城休假的一天，我们为他和她的结合举行了简单的欢庆仪 式。
婚宴是在裱背胡同口内一个四川担担面馆举行的。两间铺面房里有四五张餐桌，我们七 八个人占了一张圆桌。几碟酒菜，一瓶烧酒，主食是碗里放了不少辣椒面的细面条。之所以 弄得这么简单，主要是怕声张出去，说右派分子们借王复羊结婚在搞集会。梁沙军则从另一 面解释这个问题，他端着酒杯说：“咱们都划定到资产阶级圈儿里来了，这回办个无产阶级 的结婚仪式，说明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考虑自己的思想改造。”
“担担面很长，象征你们能够白头到老！”赵老夫子——赵筠秋说。
我说：“里边有辣子，祝愿你们的未来有滋有味！”
我妻子张沪说：“让我敬天下的头号贤女子一杯！现在时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当 头各自飞’。可这位崔振国，不但没有终结和王复羊的恋爱关系，反而提出和这个每月十八 大元的右派结婚。这样的女人天下难寻。”
崔振国（现在为北京画院国画家）脸红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是的，在这方寸大小的担担面馆，崔振国的形象实在是够崇高的。首先，她是惟一的人 民，而这个惟一的人民，却死心塌地要嫁给右派，王复羊曾委婉地请求她另作抉择，以免耽 误了她的一生，而崔振国对此九死而不悔。她的所在单位，用另一种方式提醒过她，如果她 与王划不清界限（包括与王结婚），她将被调离到远离北京的边城去工作。可是崔的抉择 是：宁舍北京，不弃复羊。因此，我们为他俩操办的简单婚宴，具有两重意义：一、欢庆有 情人终成眷属；二、喜剧在人生中永远是短暂的，婚宴也是送别的宴会——崔振国为此情愿 去大西北，王复羊将随她一块去边塞改造。
碰杯声中，不知谁吟了一句古诗：“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王复羊淡淡他说：“北京对我已陌生了。”
梁沙军则用另两句古诗驱走愁云：“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王复羊微微一笑：“对！都知道右派分子是反动派！”
苦笑声哄然而起，接着是一片沉寂。
离别的依依之情，盖过了婚宴的欢快之情，给这个小小的担担面馆，蒙上了一层不可名 状的忧郁之色。在这种气氛中，我哽咽在喉，似有千言万语要对他们倾吐，但是一句话也说 不出，这酒实在太苦了。
梁沙军却依然在开着令人心碎的玩笑：“……离开北京不要紧，等你们生了娃子，把娃 子装在信封里邮来，我养活着，给他上北京户口。”
“你有什么权力？”骆新民问。
“我是老警察呀！”
“你自己能不能长期在北京落脚，还是个未知数呢！××不是讲过了吗，把北京变成透 明的‘水晶’城？”
“好。那就等于我刚才的话没说。”梁沙军嘻嘻地笑逍，“诸位，我请求你们别在这喜 庆的日子，个个像林黛玉一样愁锁眉梢了，把杯中的残酒干了它！”
“干！”
这一天，我过得非常充实。因为我在冷寂的沙漠中发现了诗情。它像一株大漠中的骆驼 草，在干裂的、没有水分的劣质土壤上萌生，在那人情淡如水，爱情若同卫生纸一样廉价的 年代，振国对复羊君的感情，可谓无价。它久久地震撼着我的灵魂，并如一座诗的丰碑矗立 在心。
不久，奔赴大西北的列车，终于把一对在苦难中结合的恋人，载往了关山万里的青海 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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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在高山之谷修筑“宫殿”
一鸟离巢，百鸟迁窝。
崔振国和王复羊于8月初离京，我们这些在京都改造的右派，于该月下旬卷起铺盖“打 道回府”。当然，我们这些被打入另册的人，市区绝非久留之地。在9月17日，重新把行 李装运到卡车上。向西——再向西——沿着环山的石子儿公路，扎进了大山环抱的潭柘寺。 在寺庙内住了一个多月，当了开山筑路的壮工。公路修完，卡车又拉着我们向西——再向西 ——进入了人烟稀少的高山大峒。这儿离北京虽然只有百十里路，由于山峦重叠，进了一山 又一山，两山形成漫长峡谷，日本人在侵华战争中占领北京之后，他们的足迹也没有到过这 大山沟沟。我们在大山中穿行了很久，在一个名叫“一担石沟”的山洼里，卡车抛锚——我 们又到了一个改造驿站。
别看这儿荒漠寂寥，梯田边上却支着几片棉布帐篷。疙疙瘩瘩的山路两旁，还堆放着砖 瓦沙石以及雕梁画柱等杂物。第二天，我们才听人说，这儿要修筑一座市委疗养院，我们这 些筑路工要改行变成基建工人。路旁那些漆皮斑驳的梁木，是扩展天安门广场时拆下的民房 旧料。
《北京日报》社。新华社北京分社以及北京出版社的老右，在农村改造时化整为零了。 此时，又在这儿重新汇合。除了那些在“状元府”就熟悉了的伙伴之外，又多了从中共北京 市委、团市委以及市工会、市妇联来的右派。他们中间有“老革命右派”王志诚、叶向忠， 还有市委各部门“新革命右派”白祖成、李建华、粱湘汉、薛德顺、钟鸿、张敦礼；市工会 系统的安福顺、蒋济南、王一成；妇联系统的李琦，以及团市委系统的黄慕尧、张永经。王 蒙。右派的人数骤增，足足可编成一个连队了。
乍见王蒙时，他好像又消瘦了，因而使得他本来就像竹竿般的身子，变得更为颀长。他 被划为右派，翻了几次烙饼：划上了，又推翻了；推翻了，又划上了。几个回合的反复，精 神折磨可想而知。反右期间，我和他惟一的一次见面，是在批判刘绍棠的会上，当时他还在 扮演着正面人物的角色，不过好景不长，厄运很快就降临到他的头上。
“怎么样，老弟！”我想不到在这大山沟里和他相遇。
“和你一样。”他说，“不然咱们怎么能到这儿聚会来呢？”
“还写吗？”
“不干那行当了。划右以后，我打报告要求自谋生活，比如到大街上去卖糖葫芦什么 的，可是人家不批！”
我认为他是讲笑话，便笑了。他没笑。
“职业病很难治，我还有创作冲动。”我说。
“算了吧！别自作多情了。我是没这份心思了！只想当好地球修理工！”
说实在的，我当时虽不认为王蒙的回答是诚恳的，但是我理解这种回答。反右斗争之后 许多人都本能地蒙上了一种奇异的保护色。就像狡免的毛近乎衰草的枯黄，知了的皮和褐色 树皮同色一样。我也不例外，在向报社交上年终思想改造总结时，我写了满纸的对大跃进的 阿谀之词，真实的我裹上了一层厚厚的外衣，而把影子——甚至连影子都不如的东西，拿给 管理我们的人看。尽管如此，我还是感觉到王蒙比我包裹得更严一些，好像他不苟言笑，真 是到这大山里来大彻大悟，立地成佛似的。只有到晚上，他才流露出一点人的真情。我和他 地铺曾一度相挨，当他钻进冰冷的被窝时，常常拿出二两装的扁酒瓶，递到我的手里，悄声 他说：“喂！来一口驱驱寒吧！”
我有时客气地推辞，有时却也毫不客气地接过酒瓶，对着瓶子嘴，咕咕两口。他似乎也 顾不得卫生不卫生了，用手抹两下瓶子嘴，一口气把扁瓶的酒喝光，来而不往非礼也，有时 我也买一瓶酒，如此这般地借酒御寒，借酒浇愁。
记得那是大山沟飘落头场大雪的夜晚，我拿出一大瓶沪州二曲，往肚子里灌了个饱。热 酒壮肚之后，我说：“鲁迅先生有几句诗，你还记得吗？”
“湿（诗）都变成干了，也许还能记起。”
我背诵着：“……旧帽遮颜过闹市，破船载酒泛中流。”
他没有接上我的话茬，打诨他说：“我也需要告诉你两句，老弟：树林子大，这儿什么 鸟儿都有！”哑谜般的话语结束之后，他扭过头睡去了。
这就是王蒙划右后的一幅精神肖像。他似乎什么都知道，又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他貌似 在合眼睡觉，其实在睁眼看着四周，与其说他表现出不近人情的冷酷，不如说他对这个冷酷 的世界有着相当的警觉。他话中的弦外之音，似在告诫我认识客观环境。说不定，他在当时 已然发现了我潜藏着某种悲剧性的前兆呢？！
（40年过去之后，王蒙告诉我，在（走向混沌》出版后的一个年节，他的儿子王山曾 问及他：“爸爸，当年你是不是像‘混沌’中所写的那样？”王蒙一家当时正吃年夜饭，他 一边喝酒，一边回答儿子说：“是，就像维熙写的那样。”儿子还想询及他什么，见他潸然 泪下，便不敢再求索下去了）。
这儿不单单有几十号右派，还有轮番来劳动的市委各系统的机关干部。无数双眼睛都在 审视我们。
“一天等于二十年！”
“不超英美心不甘！”
山石上张贴着这样醒目的标语。
大喇叭还不时唱出十分动听而又绝对浪漫的歌：
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走路不小心苹果撞肿头
在大跃进的浪潮席卷之下，这偏僻的山洼经常若同闹市。开山的打钎声，油锤的破石 声，隆隆的爆破声，每日不绝于耳。盖房的石料向大山索取，勾缝儿的石灰自己烧，背石上 山用的背篓儿自己编。除去修筑山中官殿的基建任务之外，右派和那些轮换着来劳动的干部 们，还担负着把周围梯田都种上果树的任务。
挑灯夜战是家常便饭。我最初分配在基建组，夜战干的活儿，是和梁湘汉（80年代的 中共北京市纪委委员）从沟底拾捡河卵石，并用抬筐抬上山腰，堆放在盖房的地段，以备第 二天天亮后，用这些卵石充填沟槽。这种劳动的艰苦性，不必多加描述。因为空手登山还要 气喘吁吁，抬上几百斤一筐的卵石，一趟石头满身汗，实在无半点夸张之处。半夜收工穿着 汗淋淋的衣裤，钻进冰冷的被窝，一合眼就到天亮。
这儿除了下放干部和女右派，一律住棉帐篷。地铺离地有半尺高，被窝阴冷潮湿。每天 早晨醒来，帐篷顶上凝成了一层薄薄的白霜—那是老右们哈的气凝聚而成。没有炉火，没 有防潮设备，帐篷上冰锥悬挂尺半长的隆冬三九天，我们如同躺在冰窝里。因而我们睡觉 时，几乎一律头戴帽子。更有甚者，脖子上围着毛巾，鼻子上箍上口罩。
中国的知识分子，实在是有着老牛筋般的韧性。到这儿来才发现自己是个文艺天才的张 永经（后任北京广播局局长），居然编了一首《一担石沟之歌》。歌词第一段是这样写的：
一担石沟石头多石头满沟满山坡激流拍石泉水好石径入云起战歌
马上有人把它谱上曲子，于是这首歌常常在右派开会之前，或在和下放干部联欢时，高 唱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