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混沌 -丛维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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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混沌 -丛维熙- 第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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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止。我们的中华 民族,将来在地球上将如何生存?
  不管想东想西,都是逃避震耳欲聋的除锈锤声之故;但是那种喧嚣的音乐,没有能听多 久,不知从哪儿又吹来一股风,我们这些“双料货”,奉命迁移新的巢穴。昔日我去张家口 学习化工,烧焦了头发和眉毛,等于是玩闹一场——我们带家属的全部调往晋南的伍姓湖劳 改农场。这是一次十分蹊跷的调动,可能农场出于甩包袱之故(带家属的有的生了第二代, 生活上难于管理),我们于七五年早春,从长治登上火车,绕道河南郑州;途经陕西跨过黄 河,拐到晋南。记得那是一次非常有趣的跋涉,所以说其有趣,实因其没有任何一个劳改干 部押送。我们身着厚厚的冬装,背着沉沉的行囊,像是一群盲流,自由自在地在中途换车, 与乘车的公民第一次享受同等的待遇。
  由于对我们的调动十分突然,我们又都住在场外的小村里,因而无法与众多友好话别。 但是临上火车的前夕,姜葆琛还是跑到我和张沪住的小屋中来。他说,人挪窝活,树挪窝 死。我们离开这青烟缭绕的化工厂是个喜事,他恨不得跟着我们一块儿走呢!但是人的命, 天注定,他想走没有路条,人家不放他走。奈何?
  我们与他也很惜别。来大辛庄后,他是与我们来往最多的朋友。
  “这回,你们也可以见到黄河了。”他说,“我往南逃的时候,过的是郑州黄河桥,你 们要过的是山西与陕西交界的风陵渡黄河桥。好好看上两眼中国的祖母河吧,她会赐给你们 好运气的。”
  我心里挺难过的。姜葆琛之所以不忘黄河,还是在清华大学水利系时的幽灵没死。逃跑 时他看见黄河就落泪,此时此刻我们即将分手的前夜,他心中没有死的幽灵,又出来显圣了 ——因而我对他的生命独自,无言以答。张沪忙着收拾杂什,顾不上跟他多说什么“黄河” 之类的话;她只是祝愿他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当这个历史的黑夜破晓时,他的身体也像东升 的太阳——在曲沃的那场生死之劫,使张沪的身体大不如前,所以这可以算是病号对病号的 祝福。
  我没有美好的语言与他话别,便把在煤矿翻黑了一本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赠 给了他。我说:“小说中的那只狗,在生活中磨练成了狼群的首领。你没那两下子,但是自 强不息的精神,对你这个病号,比我更为重要。”
  他并没有翻动我赠他的那本书,却石破天惊他说道,“维熙,我没有什么可赠你留念 的,有一句话,就算是代替礼物的圣经吧:你有责任和义务,写下这一段中国知识分子的底 层生活记录。在我接触的同类中,你是最有条件留下这一宝贵档案的人。你们忙着收拾行 装,我就不打搅了。”
  他很感伤地匆匆离开小屋,我想他是流出了眼泪。
  我送他出了村日。在村口他再次停下脚步,一字一板地对我说:“还有两句必须说的话,如果你一旦调离劳改单位。记住,不要讲条件,在哪儿工作, 都比当劳改犯强。”他说,“当然能去文联工作最好,到了那儿你有可能实现你的最大愿 望。”
  我说:“就目前的气氛看,要表现我们这一段生活历程,怕是还有八千里路云和月, ‘八个样板’一浩然,不知要延续到哪个时辰呢!”
  “你可以先写一些应时小卖的东西,这只是一个过程,但是你不要忘记最终的极致,是 表现真实的历史。鲁迅先生怎么说的:”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
  我们在村口的一棵大树下握别。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维熙,我坚信天快亮 了!”
  至今我还记得那是个墨染的夜晚,天上没有月亮,也没有一颗星斗——第二天我们就登 上没有送行者的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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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节 伍姓湖——我的最后一个劳改驿站
  在一路的行程中,我仿佛是个流民的头儿,带着一群男男女女以及一两个娃儿,穿越河 南西部,陕西北部,并跨越过陕西与山西分界的风凌渡黄河大桥——拐了个大大的弯子,到 了晋南。
  对于风陵渡,我虽然是与它初次见面,但是对这个名字却并不陌生。昔读唐宋诗词,曾 有不少的文人墨客,在华章中提及到文津渡、浦津渡和风陵渡,在几百年前这些名字都还是 黄河古渡。盛唐时期,倒是曾经有过一座万吨重的四只铁牛当作基石的浦津渡浮桥,但是随 着黄河水患的频繁,那浮桥早已不在;改道后的黄河,连浦津渡的名字也消失了。在其周围 及其黄色的波涛里,埋藏着无数的人文历史故事。
  我很喜欢到这儿来。我的生命若同一个黄河纤夫,在十分古老的河谷中,已然背纤而行 近20个年头了。作为一个黄河子孙,我渴望着看一看“母亲河”的身影,反刍一下它的历 史过去,并用它的过去,想一想今天和明天。这是我愿意来这儿的第一个原因。其二,我的 一个姑姑在浦州教中学已然数载,地图告诉我,伍姓湖与浦州都属永济县界,有时间我可以 寻觅一下亲人,以解忧愁,以悦身心;其三,化工生产总是与有毒的物体气体相伴,不仅伤 人身心,还远离开自然——地图上的人文景观,还告诉我它西有《西厢记》中的莺莺塔,北 挨着《三国演义》中关云长的关帝庙。因而,我把这次调动,看成是“忽如一夜春风来”的 喜庆之事。
  当列车穿越黄河的时候,已是落日西沉的时刻,我把全部的视力,都投向中华民族的这 条母亲河;但是让我感伤的是,不仅没有看到古诗中“黄河落日圆”的雄浑风景,连黄河的 滚滚波涛,也没有看见。两岸的黄沙延伸得很宽,中间那几条被黄沙分割开的水流,有的上 面还覆盖着一层薄冰,即使是没有被冰层覆盖着的河面,水流也小得像是条条溪流,这真是 让寻觅黄河的后代子孙,为之心颤。
  我对坐在我身旁的张沪耳语道:“真想不到……竟是这副模样!”
  她说:“山有老,水有老,流了五千年她累了,像个活着的木乃伊了。”
  “可能正是枯水季节的缘故吧?”
  “反正它已过了青春期。记得唐太宗游黄河时,曾留下这样的诗句:”碧原开雾湿/绮 岭峻霞城/烟烽高下翠/日朗浅深明……你就从最后一句,来推断当时的黄河,水是清的。 现在可倒好,一片浊流,要是把全国大武斗的精力,放在治理黄河上,该有多好?“
  她的记忆力极好,思维又十分敏捷,一下把黄河浊流与“文革”的混浊联系在一起—— 这就是火车通过有五千年文明的黄河时,留给我的记忆。当时,我还联想起毛泽东曾经考察 过黄河,并留下“河清的日”的孟浪之词——多少年过去了,黄河一年比一年混浊。当时我 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曾久久为毛泽东站在黄河岸边,深情地凝视黄河的目光所感动。此时, 我真有了姜葆琛君路过黄河时的满腹悲怆之感——我的母亲——我的黄河——在内心独自呼 喊之际,我的眼泪潸然而下……
  车过黄河后的第一站,就是永济县城。一辆卡车等候在车站上,没有武警,只有一名司 机和一名劳改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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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节 “死门”与“生门”
  伍姓湖顾名思义,至少可以有两个意思:一、这儿姓伍的人家特别多;二、旁边应还有 一片不小的水泊。第一个含义很快得到了验证,因为我们的卡车经过的一个村子,村名就叫 伍姓村——至于那片应该有的水,我们却没看见。拉我们的卡车,一路向北,直到快出了农 场的边缘,我们的卡车才停在一处只有几排房子的空场。过了很久很久,我们熟悉了那块土 地的土性之后,才知道从我们的监舍向北走,原是一片芦草茂密的水泊的,那儿曾栖息着大 雁和许多候乌。全国学大寨,大寨在山西,大寨不知什么人来这儿看了一回,那块原属于自 然的浅浅水泊,便在年把的时间内变成了旱田。候鸟不见了,大雁飞走了——我们到此地不 久,还吃过一回雁肉。一只重20斤的死雁,只卖两块钱,那是来寻觅旧巢的孤雁,被农民 捕获后卖给我们这些“二劳改”的。这个劳改中队,有百十口人,大多数来自北京。原本是 个男儿国,加上我们这些双料货,就成了一个“鸡叫狗吠娃儿哭”的世界。
  劳改队的陈大琪指导员和袁中队长,大概是出于人道主义,很体谅我们这些拉家带口的 新户,让我们搬进新窑洞去住(这儿的窑洞也和曲沃一样,外表看上去是平房,进门才知道 是拱形的窑洞);而那些男号——包括正牌的工人和拖拉机手,都住在破旧的窑洞和平房 里,这使刚刚到了新址的我们,感到“人挪窝活”的愉悦。
  这儿被称为劳改三中队。进窑不久,就认知了一个定律:凡是有劳改人员的地方,都有 右派。我能记下来名字的有:来自公安系统的周月明;在某大学教《西洋史》的吴士俄;地 质部的老右魏石山(只记住了其号为石山,因为他善于画猫,印章上刻有石山二字);还有 昔日在铁路系统的劳模李绵章;曾在京剧名伶尚小云剧团反串青衣的演员朱效梅;剩下的一 个,则是在五七年反右刚刚开始时,右派大名就上了《人民日报)的王臻——他原是民政部 的干部,大鸣大放期间下放在四川考察民政,出于帮助党整风之心,匆创从四川回到北京。 他刚刚坦诚地向党提出整改意见,几天之后就成了“右派向党进攻的急先锋”。在劳改队 中,尽管五毒俱全,又在一起生活劳动;但是知识分子与其他“四毒”,仍然若同泾水渭 水,色泽完全不同——所以很快,我和张沪就与“同类”中的几个,熟悉到无话不谈的地 步。
  最初与我和张沪接触的是魏石山,他不仅长于字画,还会中医。他见张沪体态虚弱,知 其在曲沃的遭遇后,出于同情之心。他建议让她提出“保外就医”的申请。
  我和张沪对此都感到突然。当然能够离开劳改地盘,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但是我们各 种办法都想过,惟独没有想到过走这一步棋。他说,这里的队干部及其家属,都常常找他看 病——他与总场医院也很熟悉,根据张沪的情况,被批准的可能极大。特别是这里的管教干 部,对知识分子都挺富有同情心的。他在几个劳改单位改造过,这里的指导员陈大琪,是个 很有见地的人。
  经过我和张沪的观察,老魏所谈皆非虚言。因为从我们到这儿的第一天,陈大琪已然显 示出他的与众不同。在对我们这些刚刚到达这儿的新号,例行完了点名和分配窑洞之后,他 突然对我招了招手,让我跟他走进他的办公室。当时我的猜想是,这支“双劳改”的队伍是 我带队来的,他找我不过是询及一下每个成员的情况。可是我意想不到的是,他让我在椅子 上坐定后,却扯开了闲篇:“你这个姓氏真少见,我生平只见过一回。”
  我沉默地听着,不便随意答话。
  “那还是我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读到语文课本上的辅导材料,有一篇写一个农村女娃 卖苇席的故事。作者的姓氏是从,名字叫什么,我已然记不清了;你这个‘从’是不是…… 跟他一个姓?”陈大琪两只眼睛审视着我,“你们还没有来,副档已经先到了这儿,知道你 过去是搞文学的,那篇东西是不是你写下的?”
  真是恍如隔世,在十多年的劳改生活中,我早就把我青年时代写的一篇千字文忘光了。 经他一提,我倒是当真回忆起来了——它发表在孙犁主办的《文艺周刊》,上,后被纳入高 小语文教学的辅助教材之中。想不到事隔多年,在这个黄河之畔的劳改队,被主管我的劳改 指导提起。我只好点点头,回答他说:“是,那是我当年写的:您如果不提起它。我都忘 了。”
  “那文章我一直记得。”他说,“我是农村里长大的娃,爱读写农村的书。”
  我点点头,心里也挺高兴——因为让指导员知道我的过去,并不是什么坏事。
  “从明天起,你出任中队的统计员工作。魏石山是搞宣传的,有不明白的地方问问他就 行了。”他说,“你可以走了,有大事可以直接找我。”
  第一天的经历,让我和张沪确认了陈大琪是一个尊重知识的人——有这样的干部在这儿 当一把手,老魏提及的离场方案,也许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因为张沪原来就有心脏病 史,加上曲沃的折腾,在病史中又加了另外一笔,我俩几经研究,决定将她所有的病历,由 老魏呈给中队过目;同时,张沪向上呈递了一份请求回京治病。保外就医的报告。说实话, 当时我们只是立足于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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