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孩，也就是她自己的过失被发觉而放声大笑起来。
“我正好忘记得一干二净了，它是那么有趣，每一个人都将斗篷的另外一面翻转过来了，我是那么兴奋，以至于当他们都记住要根据暗号翻转斗篷，我却忘得干干净净！”她谈到此情此景时，笑得前仰后合，仿佛此事发生在昨天而不是25年前。但是在当时不管怎样她还是因为她的失误而挨揍了。
1956年，内华达的皮拉米德湖，一个灰色的咸水湖，好几里长，湖的周围是印第安人的居住地，既是个禁区，又是个美丽的地方。好几家电影公司都喜欢不时来这里将它作为拍摄阴森可怕的外空怪物镜头的外景地。我则因为需要离婚而来到这里居住要离婚所必须的六个星期。
那里仅住着房屋主人，一对忧愁的夫妇。男主人是个十分审慎的牧羊人，养有六匹良种马，自由地放牧在湖畔。他、他的妻子或他的男仆会随时骑着马急奔过来叫我到那个公用电话亭里去接电话。
玛丽莲正在导演乔舒亚·洛根执导的影片《公共汽车站》中饰演角色。从她写给我的潦草的短笺来看，她备遭磨难。显而易见，我所说的一切全都不能使她高兴，我糊涂了。但她说过，我们共同生活的前景使她看到了比以前更大的对未来的希望。
第四部分第八章 阿瑟·米勒（4）
一天晚上，那个男主人猛地将我叫醒，告诉我有个电话等我去接。那时已经过了11点，也过了正在拍摄电影的玛丽莲的上床时间。汽车颠簸着沿着尘土飞扬的公路疾驶到电话亭前。电话亭里只有幽绿色的月光照射进来。每颗星星仿佛都从广阔的四方天空云集到高空。我那裸露的踝骨顿时感觉到从门缝里渗透进来的空气寒冷得彻骨。
她的声音通常是轻微的、喘急的，难以听清。“我不能做这事，我不能这样做，噢，爸爸，我不能做这事……”———因为当时我正处于年富力强的41岁，她也将满30岁了———后来她已经习惯于这样称呼我了。但这时却不是在开玩笑，她正处于绝望之中，欲哭无声。听起来她像有什么不可思议的隐私，她几乎是在自言自语似的，甚至不在乎用什么代词。“说什么我拍这个镜头显得太粗陋。指的什么角色，一个正式的护士？固执的女人们都没能力演，没有一个人行，他们害怕女人，一大帮子人。他妈的！我可不是个训练有素的男演员，我如果做不到就不能装作我正在做了，我能理解的一切就是真实！如果这个不真实，我就不干！说我粗陋，无非是我讲了那些话！恨死了我！恨死了我！”
所有这些表面现象都是不指名道姓的，但其中却包含着犹如汹涌澎湃的大海一样的伤心事。这时她的声调升高了起来，精神也振奋起来。“我不想这些了，我想过平平静静的生活。我恨这件事，我不再想它了，我想呆在乡村过宁静的生活，因为你在那里，当你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在那里。我再也不能为自己而奋斗了……”
她是在抱怨《公共汽车站》的导演乔舒亚·洛根———讲话中带点发狂的演员台词的味道———不亚于我听到的一个新的恐怖事件，一个放肆的声音对着苍天狂喊，我俩之间遥远的距离已经阻隔不了我，不管有关该片导演洛根的真情如何，她的诚挚却是不容置疑的，因为她是在边缘跳舞，坠落是常事。她流露出那样毫不掩饰的惊恐，这还是第一次，我感到她很快就信任我了。以前她尚隐藏她的依赖性，然而如今我恍然大悟，明白到我就是她所想要的一切。
我一直竭力使她平静下来，但她看来意志消沉，而我又没法接触到她本人，她的声音越来越低微。我再也听不到她说话的声音了，也许她在那儿悄悄地溜走了。我失去了她；她拍片时不需要我，虽然她的伙伴和朋友使她受到伤害。“噢，爸爸，我不能做这事，我不能做这事！”我的脑海里突然闪现出她要自杀的情景，以前我从来没有将这个举动与她联系起来过。我竭力在记忆里搜索着，自己在好莱坞所认识的人中有谁能前往看望她，但可惜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胜任。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呼吸急促，头昏眼花，两腿不听使唤，猛然滑跌在电话亭的地上，听筒也从我的手中滑出。大概过了几分钟之后，我才恢复了知觉，她那轻轻的声音还从我头上摇来晃去的听筒里沙沙地传出来。过了一会儿，我站起身来与她继续通话，使她再次恢复了理智。通话结束，她将想方设法在第二天不让这种事发生在她身上，就只管做好工作。当这部电影拍完后，我俩就将结成眷属，开始新的生活，真正的生活。“我对这件事不再想得更多了，爸爸，我没有能力独自抗争，我想和你在乡间一起生活，做个好妻子，倘若有人要我拍一部精彩极了的电影……”
我离开身后的公路，蹒跚着返回两间单幢住房。以往我从未昏厥过。这次我有一种长时间哭泣过的感觉。我觉得自己又恢复正常，仿佛跨过一个内心极限、达到平静的境界，我爱她就好像我的一生都爱她似的，她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
就这样，他们彼此被对方深深地迷住了。梦露非常钦佩米勒的才智，也常常被他身上那种“男人的温情”所吸引。在他的影响下，她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她常常静静地坐在一旁，听他谈论各种社会问题。米勒则称赞梦露是他所见过的最有女人味的女性。他对于舆论界关于梦露各种绯闻的传言毫不在意，甚至认为“她和任何人发生关系对她来说都是富有意义的，都是建立在某种希望的基础上，不管过错有多大。”
当时，米勒是个左倾的知识分子。玛丽莲和米勒频频约会，引起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密切注意，他们对玛丽莲增设了档案，怀疑她是苏联的秘密间谍，并对她严加监视。
拍完《公共汽车站》，梦露来到纽约与米勒相会。此时，米勒正在华盛顿特区出席美国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的听证会，他被起诉为一名同情共产主义分子，面临入狱的危险。经过冗长的令人气愤的审问之后，米勒要求发还他的护照，“以便能和即将成为我妻子的女人团聚。”他在这次听证会上向全世界宣布：他将娶玛丽莲·梦露为妻。而此时，他未来的妻子正坐在纽约的一台电视机前，她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她十分惊喜，不知说什么好。虽然他们讨论过结婚的事情，但此前并未有详细的计划，“他用这种方式把他的计划通知我，真是有点荒唐的美意。”
法院大厅里的记者们都忘记了他们对麦卡锡主义者的疯狂迫害的兴趣，转而兴奋地问起婚礼将在何时何地举行。阿瑟·米勒要和玛丽莲·梦露结婚的消息，轰动了全世界。
米勒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我很快就要离开内华达的时候，我开始担忧公开我俩结婚的新闻将使我们不知所措。某天早上，我意识到我低估了这种情景：一辆摄影车开近湖边路旁我们的小屋，一个摄制组走了下来，一位记者准备就我们的计划进行一次采访，他问了一连串的问题。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在那种情况下一个人能在很多字面上的含义成为公共财产。
当我回首往事时，我惟一能谅解的是我在一生中也许仅看过6部电视剧———我甚至没看过一场电影，在1956年，很多人都会有相同的情况。这是一个绞尽脑汁的事业，要不是有更多明显的干扰的话，我会很快就意识到，在我内心深处多少为能够与玛丽莲结合在一起而感到自豪。而且我也知道，使我们能产生如此轰动的新闻效应的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看起来是如此不协调。
1956年6月29日，阿瑟·米勒与玛丽莲·梦露规模不大的婚礼在康涅狄格州米勒家农场附近的教堂举行。玛丽莲在他们的结婚照片后面写上了“希望！希望！希望！”
大群记者和倾慕明星的人们聚集在他们途经的路上，有位法国《巴黎竞赛镜报》的女记者———玛拉·谢巴托夫，在驾车追踪这对新人的途中，因为车速过快，撞在了路旁的大树上丧生。玛丽莲为此深感不安。
第四部分第八章 阿瑟·米勒（5）
三、轰动英伦
7月23日，这对新婚夫妇和随行人员，一起来到伦敦，拍摄玛丽莲·梦露电影公司与英国华纳公司合拍的影片《王子与歌女》。该片的导演和男主角的扮演者劳伦斯·奥立佛是享誉世界的著名艺术大师。玛丽莲几年前见过劳伦斯·奥立佛，当时她还是个无名小卒，而他已经是劳伦斯爵士了。
劳伦斯·奥立佛是英国最伟大的表演艺术家。他扮演过121个舞台角色、58个银幕形象、15个电视剧人物，并执导了38部戏剧、6部电影和6部电视剧。劳伦斯·奥立佛是第一个将莎士比亚戏剧搬上银幕的人，他使得晦涩难懂的莎士比亚戏剧成为通俗易懂、家喻户晓的艺术品。
劳伦斯·奥立佛从11岁登台到81岁辞世，塑造了罗密欧、哈姆雷特、亨利五世、查理三世、奥赛罗、李尔王等许多感人至深的形象。他把奥尼尔、契诃夫、萧伯纳等世界著名戏剧大师的名作形象地再现于观众面前。由于劳伦斯的杰出表演，他曾3次荣获奥斯卡奖，3次获艾美奖、托尼奖以及其他众多奖项。他享有英国艺术家不可多得的荣誉———勋爵和男爵称号。
他们合作拍片的消息在1956年年初传出的时候，就已经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这条消息是头版新闻，它所制造出来的轰动效应，甚至不逊于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戈登首相之间的新年会谈。
玛丽莲·梦露的到来，轰动了英国，英国各家报纸都在头版登载了有关玛丽莲到达英国的消息和一些花絮，使当时的外交部长安东尼·艾登警告英国正面临经济危机的发言黯然失色。
该片的剧本作者特伦斯·拉蒂根举办了一个庆祝这对蜜月夫妇的盛大晚会，出席的有各种爵位的爵士和夫人，甚至有美国驻英国大使等著名人士。
同时，民众的热情也在不断高涨。一家报馆送给玛丽莲一辆自行车让她在英国乡下骑着玩。一些英国老太太们用金线和银线织成了玛丽莲的肖像。玛丽莲被邀请去参加斗蟋蟀比赛；到苏格兰射松鸡；和“特迪青年”（常穿着20世纪初爱德华七世时期的服装的英国青年）一起吃鱼和炸土豆片。
米勒写道：
1956年7月，在向《金融时报》总经理维斯康·穆尔租借的一间杂乱无章然而并不太潮湿的乡间房子里，我和玛丽莲睡得犹如昏迷过去那样熟，这时候我梦到我聆听到一阵天使赞美诗的男声歌唱，那是用高八度唱的，还混杂着一种纯粹的超自然的声音。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是在做美梦时，就会感到自己仿佛漂浮在空中，快速移动。但那种声音不绝于耳，开始唤醒了我。
当我逐渐清醒过来的时候，这个声音依然回荡在我耳畔，我睁开双眼，觉得我自己想必已经发疯了，因为这时我已经清醒了，但整个房间还是有这种此起彼伏的声音。坐在黑暗之中，我摸索到帷幕重重的窗台旁，我下床去，小心翼翼地分开窗帘，只见小阳台栏杆外面有几百名男孩和穿着运动服的小伙子，在明亮的月光下列队展开，立正着，虔诚地对着我们的窗户在唱赞美诗。我赶忙叫醒梦露，她迷迷糊糊地来到窗前和我一起向窗外窥视。
我们身后没有灯光，从外面看不见我们，我们站着静听窗外传来的唱诗声，寒夜的空气使我们冻僵了。
“我们该怎么办？”她问道。
她仍然处于半真实、半梦幻般的境地，我已经全然没有了主意：我们可以走上阳台向他们招手，但没穿外衣会显得不伦不类。我们应该去穿上衣服吗？看来类似的问题层出不穷。除此之外，从阳台上像一些皇家贵族夫妇那样招手会不会显得荒唐可笑？而不那么做就是否显得不大方？
“可能你要穿上一件晨衣，向他们挥手。”
“我？”
“是的，他们不是向着我歌唱的，亲爱的。”
她唉声叹气，筋疲力尽，我开始觉得在这种现实面前没有更充足的理由能去说服她，伦敦警察厅一位便衣警官在陪伴我们从机场抵达这里时曾告诫过我们，在英国有各种类型的疯子，因此规劝梦露在没有警卫人员在近旁时，无论如何不要接触群众，甚至连唱诗班的孩子也会招惹麻烦。
“可能就这样站着，”我说，立即意识到我在自己一生中还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这样我俩就毫无目的地站着，她半睡半醒地摇晃着身体，与此同时，几百个虔诚的声音达到了高峰，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