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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起当年香港电影在韩国的火爆场面，“电影王”的话语里充满了激情：
“六七十年代香港制造的武侠片雄霸当时的亚洲电影（市场），那时韩国电影院最卖座的是香港电影。韩国观众啊，以前从来没看过这种片子吧！还有那个时候有一两部戏，什么戏呢？就是《龙门客栈》。《龙门客栈》（观众）看过以后呢，（都想）中国片子还有这种打法？飞来飞去的，很新奇，所以观众越来越多了。每一部戏拍出来在戏院上演，人山人海，卖座得不得了！每一部戏都赚钱！所以没话讲，赚了钱！韩国人赚钱，我们中国人也赚钱，开拓了市场，这个市场蒸蒸日上，大家心里都高兴！”
当时，正是由于香港电影的火爆，韩国的许多电影公司便争相邀请香港电影同行到韩国合作拍摄武侠片。刚开始，王世昌是给合拍片当翻译的。他至今还记得，第一次接触电影是在拍电影的片场。
于是，在他的带领下，我们驱车前往原联邦电影公司的布兰片场的地址，那里是他曾经拍过30多部戏的地方。
王世昌告诉我们，在上个世纪60年代，那里曾经合拍过许多影片，如《新剑魔剑》、《大破白莲教》、《毒火掌》等等，当时韩国电影没什么发展，直到和中国合拍了一些后才有所进步。“电影王”编剧、代理的许多片子很多也是在那里完成的，其中的《山东犯人》，曾经有很多香港的电影明星加盟。他还说，当时由于在那里拍片的人很多，各公司拍戏都要排日程表，什么时候拍什么戏都要安排好了，然后按照日程表进行工作。
“电影王”滔滔不绝地继续说道：“所以说，那个时候可热闹，热闹得不得了！工作人员也是很高兴，为什么呢？他们自己拍戏的时候是以很快乐的心情来拍戏，因为环境造成的这样。还有啊，当年，许多韩国电影演员都是拍武侠合拍片迅速成名的。现在片场里还保留着他们的剧照，比如李海龙、黄海、崔信，他们都拍过中国片！”
后来，王世昌的华人背景使他深受香港韩国电影公司的信任，很快他就担任了编剧和制片。1969年上半年度，最卖座的几部合拍影片都是由王世昌担任编剧的，比如《毒龙》等都出自“电影王”之手，当时他的笔名叫做王嗣常。“电影王”还说，当年很多香港演员经常来韩国拍戏，比如成龙和洪金宝就是其中之一。但是那时他们还没有出名，只是给人当替身，王世昌就曾亲眼目睹过他们拍戏时的艰辛。
他说：“当时成龙做反派主角的替身，天快黑了，导演着急啊，赶快把这个拍完啊。可是呢，第一次跌下来，不行；第二次跌下来，也不行；第三次还不行，结果最后七次、八次，那个效果（还是）不怎么好啊。后来用卡车吊绳以后从后面拉，你看前面是马拼命地跑吧，后面是卡车拽吧，（成龙又）往下跳，就是效果不好！跌了十次，成龙跌了又跌，跌了又起来，后来差不多跌了十二次了，成龙脸都发青了，躺下去了，实在受不了了。可是，那个时候武术指导是洪金宝，他是师兄啊，臭骂他，粗口骂他：‘吊你个老母’怎么样，怎么样，意思是这一点事情做不来，跌十几次有什么了不起，赶快起来再来一次。那个时候成龙啊眼泪（都）掉下来了，可是他听师兄的话还是照样再拍，结果呢，拍好了。”
尽管做替身演员这么辛苦，可一部影片的片酬也不过500港币，而王世昌这样的编剧、制片，每部戏最多时能拿到300万港币，而每年起码能拍四部戏。可想而知，70年代正是李小龙功夫片这样的武打影片把香港电影推到了巅峰，而王世昌的电影人生也随之走向了辉煌。
第四部分
电影人生（3）
1978年，王世昌改行做了电影发行商。也就在那一年，成龙的功夫喜剧《醉拳》在韩国的国都剧院上映。“电影王”永远都无法忘记当时《醉拳》在韩国的票房神话：“（国都剧院）上映了我们中国片子很多很多，尤其是成龙的《醉拳》等等。《醉拳》上映了6个多月，同时动员了83万多人。除了这个以外，很多的片子，我引进来的，在这个国都影院起码上了六七部，八九部！”
他说，从1987年开始，香港影片在韩国的票房收入不断攀升，到了1990年以后，甚至超越了美国八大公司在韩国的票房和销量。当时许多香港影星，如成龙、周润发的影片都成为了抢手货，大家愿意卖也愿意看。一直到1995年，香港电影在亚洲地区都处于霸主地位，但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将这一切都颠覆了，王世昌的生意用他的话说是“不但没有赚钱，而且亏得一塌糊涂”，他的事业从此一蹶不振。
就在香港电影开始滑落谷底的时候，韩国电影则在政府的保护下，连续创造着本土票房神话。不仅如此，这股无人抵挡的“韩流”还成功地占领了包括香港在内的亚洲市场。在韩国最大的影院——汉城影院门口，我们随机采访了几位在那里排队买票看电影的年轻人。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表示，最喜欢韩国电影，而对于香港电影，他们大都根本就没听说过，更没有看过。因为近十年来，香港电影基本没有在韩国的电影院放映过。
第四部分
电影人生（4）
经过在路上的稍许停留，我们终于来到了那个让“电影王”魂牵梦绕的地方——联邦电影公司布兰片场。我们难以想象，“电影王”形容的那个鼎盛一时的片场，就是眼前这幅破败的模样，它已经成为了一个旧仓库。令“电影王”喜出望外的是，十几年后，他竟然在这里又碰到了以前一起工作过的两位老同事，如今他们都成了看库房的老人。他们现在仍然改不了口，还是称王世昌为“王老板”。
“你好吗？道具总设计！”
他转过头给我们介绍说：“他是以前专门负责道具的，道具的总设计，老大，他下面养了好多人啊！那么，他现在负责这里。”
“电影王”又问到：“你还记得我们以前一起拍戏吗？”
那老人笑着说：“记得！以前一起拍了多少戏，当然会认识啊！”
“电影王”对我们说：“我们这些老人都是不会忘的，那个时候每天都在一起。”
说着，又有一位老人走了过来，和“电影王”打招呼：“王老板，你也来了！”
“我来这里看看，你们过的怎样？”
“还好，你呢？”
……
王世昌介绍说：“他也是道具，他是老大，他是老二，他以前跟我做的最多，每一部合作戏全是他跟我做。道具，大道具，小道具，我们拍的合作戏很多很多。”
对于昔日的“电影王”来说，电影虽然离他越来越远了，但是在内心深处，电影依旧是他的一个梦。一旦有机会，他还是会去做电影，给自己的电影人生划上圆满的句号。现在，王世昌和当年的几个伙伴仍在策划一部电影，他给这部电影起名叫做《战时春梦》。那天，我们跟随他前往一个小影视公司，洽谈这部相关事宜。
在洽谈中，王世昌建议，由于这是一部具有历史跨度的合拍影片，从日本侵略时代一直讲述到越战时期，所以不但要表现韩国的战争，也要表现中国的战争。在演员方面，最好也要有当前韩国知名影星，比如：张东健、元彬、全知贤的加盟，还要有中国当红影星参加。在谈到故事内容时，王世昌认真地介绍了故事发生的背景，和主人公的命运，我们看到了昔日那个“电影王”工作时投入的神情。
“那个战争的背景，（是从）我们的东北事变开始，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开始，七个小孩，中国小孩和韩国小孩一起长大。（描写）跟着世界的变化，战争的延续，这些孩子们长大以后的遭遇，（描写）一直到韩战，到越战为止，这四十年期间，这些孩子们的遭遇。描写民族的悲哀，通通在影像里面。所以，这个故事说起来规模很大。当然了，这七个小孩跟着时代的背景，遭遇不同，有的在战争死掉了，有的残废了，有的非常开心。所以，（描写）这七个小孩的遭遇等于（在描写）中国、韩国的国运。描写这个社会，这个人民的痛苦、快乐、成功、失败……”
第四部分
电影人生（5）
王世昌的一个朋友在韩国搞了一个电影娱乐项目，特意邀请他去看看。高先生，是一位台湾的老电影家，跟“电影王”已是快四十年的好朋友，当年他也是率先将中国影片带到韩国的电影人之一。后来，他还把韩国片引进到东南亚，对韩国的电影业贡献颇多。现在，他还在美国和阿根廷搞电影，生意不错。目前，他在韩国搞的这个电影娱乐项目，就是同美国一家娱乐公司合作进行的，叫做“好莱坞恐怖屋”。那天，恰逢这个“恐怖屋”刚刚开幕，就邀请老朋友王世昌一起过参观。
据说，这个恐怖屋是将所有好莱坞恐怖片的经典片段剪接起来，制作成各种视角的视觉效果，在加上声、光、电的配合使用，从而营造出一种真实的恐怖气氛。它很受年轻人的喜爱，许多女孩子被吓得尖声尖叫，差点从屋子里面跑出来。
高先生的二儿子查里是美籍华人，他是这个项目的主要策划。作为新一代的电影人，查里在美国接受教育，经营电影的理念和方法完全不同于父辈。在过去，人们的娱乐活动非常单一，看电影几乎是唯一的娱乐休闲方式，但是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电影派生出来的娱乐方式也花样翻新，比如各种主题公园，环球影城等等。这些在“电影王”的年代，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因此，在他看来，现在的电影产业已经变得越来越陌生了。
王世昌居住在汉城的江南区，他的三个子女都已经成家立业，现在他寄居在儿子的家中。在他那间小小的卧室里，昔日让“电影王”经历过辉煌的电影，如今已变成了一本本仅供收藏的录像带，上面记录着他起起落落的电影人生。回首这几十年的电影生涯，王世昌感到自己与电影有着永远也解不开的情缘：
“电影和我结缘以后，到现在四十多年了。四十多年，好像我的人生和电影起伏的情况完全一样，所以，我有时想起来，（觉得）我解不开跟电影（的这份情缘）。我学了这些拍戏、开戏、做买卖电影片子（的本领）。我学会的是这个东西，别的生意我也不会做。那么，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咬紧牙关，一定会攻破这个难关，站起来吧。所以了，我这个人生和（中国）电影的上上下下，高高低低，起伏不断的这种过程完全结合在了一起。”
莎士比亚说：人生如戏，“世界是一座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演员，有在场的时候，也有不在场的时候，每个人在一生中都扮演着好几种角色。”王世昌也说，他的人生就如同电影一样，有起有落，曾经辉煌灿烂，也曾经黯然失色。他的电影人生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历史的注脚，记录着中国电影发展道路上经历过的光荣与梦想，曲折与艰辛，铭记着中国电影人为他们心中的电影梦所付出的辛勤与汗水，热泪与鲜血。
第四部分
印度雪域的教书匠（1）
大吉岭被称为印度雪山中的皇后，在南亚炽热的阳光下，这个依然保持着清凉古朴的小山镇有着印度特有的静谧与虔诚的氛围。我们寻访华人来到这里，在雪山脚下遇到一位教书先生。他的名字叫丘开福，是远近唯一的华人教师，也是侨居印度的华人中能留下来的少数人之一。
平凡的丘开福给了我们一个不同凡响的印象。他是怎样散落到这里？微薄的薪水，孤寂的人生，怎样支撑他几十年如一日，在他乡异土教书度人？我们用镜头记录下他默默的教书生活，同时更想探究他将如何艰难的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
离开印度最大的城市加尔各达，驱车前往西孟加拉邦的边界，一望无际的印度平原到这里突然拔地而起，形成了世界上最壮丽的山脉——喜马拉雅。早在英国人殖民印度的时代，为了躲避蚊虫和酷热，殖民者来到雪山脚下，开辟了一块避暑胜地，并沿用了印度语的名字大吉岭，意思是“神秘的雷神”。殖民者在这里种植茶叶，同时给这个山城带来了一批批的移民。
随着海拔渐渐升高，盘山公路上出现了玩具一样的老式火车。铁路与公路交错前行，据说这种古董式的机车曾一度是大吉岭通往外界唯一的运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