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利用国土面积并不充裕，中国现代化城市发展的模式中离不开大城市圈的发展模式。
中国大城市群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区和辽中南地区已初见端倪，宜昌市市长孙志刚在他的《城市功能论》中一一列出：
——长江三角洲以沪、宁、杭为核心的城市聚集区，是中国最大、最典型的城市群（或城市带）。该区域包括上海、江苏、浙江的14个市及所辖的71个县（市），上地总面积约9．9万平方公里，人口约7400万（1995年），分别占全国的1％和6．2％。该区域以上海为主要发展极和口岸，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常州为次要发展极，宁波、南通为次要口岸，宁一沪一杭一甬铁路为交通走廊贯通全区，大运河、长江航道及沪宁抗高速公路与铁路轴线多层平行，全区有近30个建制市和大量发达的小城镇。该区域近20年来，经济发展十分迅速，城市区域的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城市间的社会、经济和科技文化联系日益加深，区域集聚、轴线发展由点到面不断扩大，城市工业化、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大城市带已进入成熟发展阶段。
——珠江三角洲以香港、深圳、广州、澳门、珠海为核心的城市集聚区。香港、广州为主要发展极和主要口岸，广九铁路、九龙一深圳一广州一珠海高速公路组成发展走廊。就近依托香港、澳门是该区域发展的独特地理背景和最有利的条件。它面积虽小，但近些年经济发展速度在中国乃至世界都属于最快的地区之一，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珠江三角洲，其总体实力可与长江三角洲匹敌。珠江三角洲的中山、惠州、佛山、东莞、南海、顺德、江门等中小城市发展也十分迅速，珠江三角洲地区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城市聚集区或城市带之一。
——京津唐地区。这个地区城市群结构特点是以北京、天津两个超级大城市和大城市唐山呈三足鼎立之势，相互靠近、蔓延。天津、塘沽、秦皇岛等大港为出入港和对外口岸，它还包括廊坊等中小城市。
——辽中南地区。以沈阳、大连为中心，以大连为主要对外口岸，沈阳、抚顺、鞍山、本溪、辽阳、铁岭等组成中国最密集的大城市聚集区。
除以上四大城市聚集区具有世界水平大城市群潜力外，已具雏形的中小城市群还有：山东半岛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以重庆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城市群和以郑州为中心的陇海京广十字交叉地带的城市群、以西安兰州为中心的西北城市群。
但是，由于行政区划与城市群空间的不对称，中国目前各大潜在的城市群尚没有一个通过城市间的协调，在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分工、资源共享方面迈出实质的步伐。
最近湖南省宣布将突出发展长沙、株洲和湘潭3个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尽管上述三市比之长三角和珠三角来说，经济总量上有着相当的差距，且位于一省之内，但是湖南省的这一个宣言，就在创造着一个城市化的新预期！
3、明星小城镇星光灿烂
大城市不会孤立地发展，在大城市的迅速发展过程中，会将自身的能量传递给周围的中小城市，带动它们的发展，形成分工协作的城镇体系，发挥群体效益。这是小城镇发展最重要的依据。
90年代初，在〃小城镇、大战略〃这个一度成为我国城市化战略上的主流思潮的影响下，我国建制镇数目迅速扩张，比80年代中期增长了约5倍。由于我国辐员广阔、区域差异太大（例如西部地区许多建制镇人口不足1万，而深圳的布吉镇人口50万），单纯强调发展小城镇的战略在全国推行中普遍出现了诸如建成区达不到经济规模、人气不足、镇财政收不抵支等问题。在《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指出：〃小城镇建设要合理布局，科学规划，规模适度，注重实效。要把发展重点放到县城和部分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建制镇，使之尽快完善功能，集聚人口，发挥农村地域性经济、文化中心的作用。〃
当前小城镇发展的重点是县城和建制镇，集镇的数量在减少，建制镇数量也在规模扩大中适当减少，使少数基础条件较好，潜力较大的小城镇发展成为小城市，其中地处大城市群中、条件好、潜力大的以主体交通和绿化带与中心城市连接，发展成为中等城市；大多数小城镇发展成为万人左右或以上，交通方便、设施配套、环境优美、特色鲜明，对农村经济具有辐射和带动作用的小城镇。
4、区域性中心城市在充实提高
近两年，到全国各地出差的人们会不约而同的发现，各省的省会甚至是一些偏僻地方的县城，都在迅速地改变面貌。
国际上许多城市研究机构的统计资料证实，城市经济的集聚效应是以规模发展为特征的，其规模下限的城市人口数是10…15万人，如低于10…15万人的城市，其经济效益明显偏低。50万人以上的城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2－5万人的城市，效益高出40％以上。
区域性中心城市一般是特大城市、大中城市。占地少、集聚效益高。从全国1994年城市用地按每平方公里创造的工业产值分析，中等城市是小城市的7倍，大城市是中等城市的1．6倍，特大城市又是大城市的6．4倍，因此，加强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走规模城市化道路成为各地不约而同的选择。
当前中国各省区都在从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充实提高本省区的区域性经济中心城市。具体做法是，适度扩大现有中心城市规模，在城区周边地区合理规划布局，发展功能性小城市和小城镇，形成区域性的经济、金融、信息、文化和科教中心。
5、西部经济中心城市在成长
近年来，我国西部的一些中心城市得到长足发展，如西安、兰州、西宁、成都、重庆、昆明……在西部大开发中担当起龙头作用。其实有学者已经提出，在美国的西部开发中，正是西部的城市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东部的一些小城镇在实力上都超过了西部的一些地州。比如青海只有一个地级市，其他都是县级市。这种格局中如果不大力发展中心城市，就缺乏经济的动力。我国西部的城市化水平比全国低5％——6％，由于西部人口密度低、地广人稀，许多地区还没有辐射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城市。西部大开发中，与东部城市结构的选择当然不同。在不可能迅速长出城市群的时候，以城市为结点的网络就显得更加重要。
在中西部地区发展中，国家将按市场规律、以政策和资金的扶持，在2010年前把中西部一些有基础、条件较好的中小城市或小城镇，培育发展成为新的经济中心城市，这是一个重大的机遇。
6、沿海城市高速发展
90年代中期，中国沿海省份出现了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一批海岸城市的财政收入超过了省会城市：大连超过了沈阳；青岛超过了济南；宁波超过了杭州；深圳超过了广州。可以预见，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比起内陆城市来，海岸城市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21世纪，全球竞争体现为全球各国城市的竞争。竞争的前沿是海岸城市。海洋不仅是人类最大的贸易平台，也是地球上最大的资源区域。每单位面积海洋可有3倍于同等面积土地的产出。近代以来全球战略都是围绕制海权展开的。德国地缘战略家豪斯浩弗说，一个大国要有在陆域和海域彼此相当的力量，以使其对陆域的控制成功地转向对海洋的控制。
全球60％的人口居住在距海岸线10公里的沿海地区——这是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作出的估计；而1993年世界海岸大会预测，在21世纪发展中国家将有75％的人口居住在沿海地区。海岸地带因其环境交换量大，人均生态占用少而成为最适宜人类大规模聚居的区域。全球所有国际性城市无一例外是海岸城市。
在中国，直到80年代建立经济特区、开放14个沿海城市，现代海岸城市才走上健康发展之路。以上海浦东的崛起为标志，中国的海岸城市带正开始形成。然而中国沿海省份的人口只占到全国总人口的40％。中国距离一个强大的太平洋国家还有相当长的路。
90年代初，一大批沿海中小城市脱颖而出，在广东沿海地区，许多昔日一两万人口的小镇，现在已经变成一二十万乃至四五十万人口的大城市。而山东的威海，江苏的张家港，广东的中山、佛山和珠海，浙江的湖州等，成为这一时期的明星城市。这种人口吸纳能力是内地城镇无法想象的。这说明无论从环境容量还是就业机会，沿海城市都大有作为。
海岸城市的崛起不仅说明了海岸城市的自信，也透露出，中华民族在太平洋时代面前的自信。
三、关于城市的观念正在更新
目前，我国正处在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时期，同时，就政府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职能，意识也在更新，这对于实践中破除体制和政策障碍，营造有利于推进城市化的良好环境是难得的机遇。
1、积极推进城市化。
很长时间里，我国不鼓励城市化，限制大城市规模。如《城市规划法》规定了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的方针，主要是在观念上对城市化可能带来的诸种问题过度担心。担心粮食生产和供应紧张；担心城镇建设占用耕地；担心城镇住宅、教育、医疗、养老及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不足；担心城市规模扩大会导致〃城市病〃；担心农民进城与城镇职工争饭碗等。
经过20年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国综合国力已大大增强，已具备加快城市化的物质基础和体制条件，城镇化已明确提上日程，20年来，我国城市化与其它经济领域一样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978…1997年，城市化率由17。92％上升到30％；城市由193个增至668个；建制镇由2173个增加至18000个。而浦东的开放开发、天津滨海新区建设、在沿海开放城市及内陆省会城市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实际上都属扩展大城市规模的措施。在《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明确地提出推进城镇化，这是又一次对思想对生产力的解放。
未来20年，我国城市化将进入加速发展时期。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为30％左右，今后将进入从30％发展到70％的国际公认的加速发展时期。
2010年，全国城镇人口将达到6。3亿元左右，城市化水平将达到45％；2020年，城市化发展水平将达到58％左右。
高速的城市化的表现将是：大城市将比中小城市发展速度更快，大城市人口比重迅速提高，同时中小城市数量会迅速扩张。目前，我国城市数目太少。有学者计算，日本的城市国土密度为55座／万平方公里，而我国仅为0。7座／万平方公里。要使我国城市国土密度达到日本现在一半的水平，就要增加21000多座城市。也就是说，我国现有的大约19000个城镇都发展为城市，也还达不到这样一个水平。可见适应城市化进程要求的城市化战略，将为我国的大城市和众多的中小城镇带来千载难逢的机遇。
2、发挥城市的市场中心功能
〃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曾经在很长时间里指导城市经济。有学者指出，发生在80年代初上海工业经济滑坡的背后，实际上是上海丧失了城市经济的集聚优势。
在1949年至1978年间，上海以大约全国1／1500的土地、l／100的人口，提供了全国l／6的财政收人和1／10的工业产值。上海全民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1952年是全国平均值的1．3倍，1978年跃升为全国平均值的2．4倍。在专家看来，这首先是得益于3O年代上海的〃第二乘数效应〃。30年代经济繁荣期形成的全国最为完备的城市基础设施，为五六十年代上海工业发展带来了畸高的工业投资效益。但在随后的年代里，上海占全国基建投资比重仅为3．6％，除了几个工业卫星城以外，主要是在市中心插进去近200家工厂，〃七通一平〃等基础设施费用极小，由此产生的投人产出高效益，是同期国内工业建设所无法比拟的。
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十年，正是非常规的工业高效益支撑了非常规的上海财政上缴中央比重。据测算，年均上缴额高达上海财政收入的87％。进入80年代，上海除了财政上缴任务居高难下之外，城市〃第二乘数效应〃已经耗尽，出现了基础设施滞后导致投资效益骤减、价格转移效益呈逆反趋势、规模经济效益大面积塌方。（康燕，2001）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仅上海，全国都在强调城市是工业基地，是生产性的，不是消费性的，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