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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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苦难- 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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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我的前生绝对不可能是一只并不存在的鸟儿,但是,我这残缺的肉身,却承载着如凤凰般不死的魂魄……   
  第十五章 漂泊在北京(1)   
  人,可以口出狂言,但更需脚踏实地。 
  只要有一颗向上的心灵,梦将会引你到你梦中渴望的地方。我便是这样的一个证明。 
  世界是不会抛弃你的,只要你不抛弃心中的爱和梦想。 
  ——沙漠舟 
  怀揣80元钱,我上路了 
  在徐天舟家过完年后,我回到了家乡。 
  我去了父亲、母亲和哥哥的墓地,向他们告别——我就要启程赴北京了。 
  去年清明节未能来给亲人们上坟,今年,又将不能在杜鹃盛开的时节,为亲人们扫墓了。 
  这一走,何时能回来呢? 
  我去了二姐和三姐的家,向她们辞行。 
  尽管我口袋里只剩下80元钱,我却没有向她们开口言借。 
  她们因为钱而反目成仇,上街赶集时碰了面,连招呼也不打,更别说来往了。 
  我不愿意向她们提到“钱”字。 
  村里的朋友们都不富裕,我也就没有向他们开口。 
  就这样,怀揣80元钱,我上路了。 
  我先到了省城福州,那里有不少朋友,找到其中的任何一个,我都能借到去北京的路费。 
  坐长途车抵达福州时,我口袋里只剩下10块钱——车费花了70元。 
  夕阳硕大而火红,即将沉入地平线。 
  打了三个朋友的电话,一个回了家乡还没有出来,一个刚被公司分配去了泉州,一个出差到了南昌,最迟也要三天后才能回到福州。 
  我的身上开始冒汗。 
  希望一个个落空,怎么办? 
  一屁股坐在行李上,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疲乏与沮丧…… 
  下意识地翻着薄薄的通讯录,忽然,一个名字跳进我的眼帘: 
  张霖! 
  已经有整整三年没有通过一封信一个电话了,她还在吗?还能帮助我吗? 
  最终,我还是抓起了公用电话,拔出了那一个曾经刻骨铭心的电话号码…… 
  万幸,她在家! 
  张霖,我到福州了,要去北京,可是我又没钱了…… 
  你要多少? 
  一二百就行…… 
  那我明天上午给你吧。我到哪里找你? 
  …… 
  和张霖约好了明天见面的时间地点,放下电话,我长舒了一口气: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呵! 
  把口袋里所有的票子掏出来数了两遍,只剩下五块四毛钱了。 
  还好,晚上不会饿肚子……想到这,我不禁微微一笑。 
  可是,晚上的住宿呢?……笑容瞬间僵在了我的脸上。 
  总不能再打电话给张霖,说你现在就送钱过来吧,我晚上没钱住旅社了…… 
  不能这样得寸进尺! 
  怎么办? 
  一边嚼着干面,一边想着今天的遭遇,我忽然笑出声来…… 
  天气渐渐暗了下来。 
  我拖着笨重的行李(里面除了几身衣服外,大多是书和日记本),在汽车站和火车站之间的一段街道上徘徊着。 
  路上的人们行色匆匆,他们大多是刚下火车往家赶,或者是要进站乘火车,他们,都有各自的去处。 
  我今晚的去处呢? 
  唉,大不了,再露宿一回街头吧……我这样安慰自己。 
  游荡到一家招待所门口的时候,我看见一个拉客的领了一个挎着包的旅客过来。 
  那旅客看了看门口牌子上的价格表,皱了皱眉,往回就走。 
  喂,你怎么不住了? 
  你这里是15元的,你不是讲有8元的吗? 
  8块的有哇,我带你去…… 
  一个念头忽地冒上来,我赶忙紧跟上去。 
  穿过了两条街,拐了一个弯,我跟着他们进了一个大院。 
  “明星旅社”的牌子赫然高挂。 
  负责登记的是一位大姐,五十开外,我递过身份证,说,我晚上没有钱交房费,能否用身份证抵押一个晚上,明天我朋友会送钱来…… 
  你是下园的?对方看了看身份证,问我。 
  她也知道下园?我疑惑着点了点头。 
  你知道暨春现在住哪里吗?她又问。 
  哦,暨春已经盖了新房子,搬到三队坪那里去了……我答道。 
  暨春早年是我的邻居,又是同一个生产队的,我们两家当年只隔着一条巷子。 
  您怎么知道下园?我忍不住问道。 
  哦,以前我在你们村插队,就住在暨春家里……你是大水的弟弟吧?都这么大了……她说,声音里含着几许亲切。 
  原来,20世纪70年代有不少福州的知青,到我们村插队落户,我还记得我的家里也住进了两个女知青。 
  偌大个福州城,竟如此机缘巧合…… 
  当天晚上,我很顺利地住了进去。 
  洗了把脸,上街买了一包一块钱的方便面,倒了一杯水,我在旅社的阳台上干嚼起方便面来。 
  这是三楼的阳台,能看到外面大街上川流不息的车流。 
  一边嚼着干面,一边想着今天的遭遇,我忽然“哈哈哈”地笑出声来…… 
  今晚不必露宿街头了!阿弥陀佛…… 
  第二天上午八点半,我赶到汽车站候车大厅时,一排座位上站起一个人来——是张霖。 
  我们在座位上坐了下来。张霖掏出200元钱,递给我,说:还好,我去年底退伍时,发了一点退伍费……   
  第十五章 漂泊在北京(2)   
  原来,这三年里,她去当了兵,年底才退伍回来。 
  三年多不见,经历过部队洗礼的霖子,清秀的脸庞透出成熟的风韵。 
  我谈了这三年里我的一些遭遇,也说了去北京的目的——想去大学里旁听哲学和中文。 
  谈话间,我偶然提及了北大哲学系出身的著名作家周国平,霖子说,她也很喜欢周的作品,很有哲学味道。 
  说不定在北京还能见到周国平呢。我说。 
  那可太好了,别忘了让他签名哟……霖子说这话时,显出了几许调皮。 
  最后,霖子翻起了口袋,把所有的钱都掏了出来,总共还有30多块钱。 
  她把其中原30块钱递给我,我连说不要,200块钱够了;她硬是把钱塞在了我的手上。 
  我留几块钱坐车回去就成了……你走的时候,我就不去送了;到了北京,可要多照顾自己,身体最重要……霖子说这话的时候,明亮的眸子里透着明显的关切。 
  分手时,我说,咱们握个手吧。 
  隔过三年之后,我再一次握住了霖子温暖的手。 
  我们的手,握得很紧…… 
  祝你一路顺风!我走了……霖子向我微笑着挥了挥手,转身走进了人流中。 
  望着霖子渐行渐远的倩影,我的眼里涌上咸涩的液体…… 
  第二天,我见到了提前从南昌赶回福州的友人圣贵,知道我要去北京,他也“赞助”了我100元。 
  从圣贵那儿回到旅社,已是晚上9点多了,又是那位大姐在值班。 
  她给我安排了房间,但死活不肯收我的钱。 
  第二天早晨,我向她告辞,她说,你如果从北京回来经过福州,再进来一下,我托你带一点东西给暨春。 
  按暨定计划,我从福州取道上海,见到了友人晓东。 
  晓东和圣贵都是我在凤翔认识的好哥们,晓东还曾到过我家,和我并肩干过一段失败的“种菜大业”。 
  知道我的情况后,晓东叫来了他的两个老乡:剑锋和邦建。说,这是我的好朋友灯明,要去北京发展,需要一点帮助,你们二位能不能“意思”一下…… 
  我在凤翔时和剑锋见过一面,他和邦建都在上海当兵,军校毕业后,邦建当了排长,剑锋当了副连长。 
  晓东和他们是铁哥们,是以有啥说啥,开门见山。 
  结果,剑锋“赞助”了我200元,邦建“赞助”了我100元。 
  晓东掏钱为我买了上海往北京的火车票。 
  临行,晓东见我带的衣服不多,说,北京挺冷的,我这有一件毛衣和一条裤子,你带着穿吧。 
  晓东的那件西裤后来给我穿烂了,那件毛衣则伴我度过了好几个寒冷的冬天,至今还在为我抵御冬天的严寒。 
  迎着风雨,我登上了北上的列车。 
  满怀希望登上长城,我的美梦却被现实击了一个粉碎 
  “北京,充满神秘启示的地方! 
  北京,深邃而幽远的精神保留地! 
  你是中国的精华。如果你哭,中国就泪流满面;如果你笑,中国就欢欣鼓舞。” 
  ——(玄峻《零点哲学》) 
  1999年3月11日下午2时,经过两千多公里的长途跋涉,我的一双“骆驼蹄子”终于踏上了北京的土地。 
  在上海,我对送我上车的晓东说,今天下雨正好,下完了,明天就会天晴了…… 
  果然,下火车后,北京的天空仿佛突然明朗起来,望着头上那轮正在穿云破雾的太阳,我微笑了…… 
  坐公交车经过天安门时,感觉那城楼比想象中的要平凡许多黯淡许多,或许是因了它的朴素和沉默?可有谁知道,那一个小小的城楼,曾上演过怎样惊心动魄的历史大剧? 
  不知在哪站上来一位白发老人,我见车里已没有空座了,便起身给老人让座。老人大概看我是残疾人吧,不肯坐,还腾出一只手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了声“谢谢你,小伙子。” 
  我心里掠过一丝感动,对北京油然生出几分的好感…… 
  375路公交开到中国地质大学西门时,我拎着行李下了车。 
  375路公交,在我后来漂泊京城的日子里,成了我最常乘坐的一路车。 
  徐天舟的同窗好友张吕清来接了我。 
  吕清就是九年前介绍我认识徐天舟的那个大学生,他早已毕业,现在在一家电视台下属的一个广告公司任职。 
  多年不见,吕清已经有点发福了,但对朋友的那种发自内心的热情一如当年。 
  在一家招待所住了两天后,吕清把我带到了一家位于中国地质大学里面的学生公寓。 
  这里的床位是每个月200元,比住18元一天的招待所省多了。 
  这家学生公寓的所有房间都是地下室。 
  管理员把我安排在7号房间。 
  至此,我自找苦吃的“北京岁月”正式开始。 
  安顿好后,我去了八达岭长城。 
  去长城的目的,不是为了旅游,而是去“做生意”——卖诗。 
  去年,到北京后如何谋生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也知道自己一没体力,二没文凭,想在北京“混”下去将会十分艰难。 
  一天中午,我和徐天舟在吃饭时,我忽然闪出了一个“怪念头”:到长城上卖长城诗。   
  第十五章 漂泊在北京(3)   
  所谓长城诗,就是徐天舟的那首气势恢宏、豪情激荡的古风《长城行》。 
  长城游客众多,《长城行》卖一元一份,一天如能卖上百八十份,在北京就可以衣食无忧了。 
  这个想法让我这个浪漫的家伙头脑发热,兴奋不已,就到印刷店用高档印刷纸印了1000份《长城行》。 
  满怀希望登上长城,我的美梦却被现实击了一个粉碎。 
  在凛冽的寒风中,把印好的《长城行》摆在地上,开始小声叫卖。 
  游人的确不少,大多都是匆匆而过,连正眼也不瞧我和地上的诗一下。 
  偶尔一两个人蹲下来,好奇地问卖的什么,当看清是一页天蓝色厚纸上印着一首古体诗时,都摇头起身离去。 
  在寒风中哆哆嗦嗦地站了两个小时,一块钱都没卖到。 
  有人告诉我,赶快走吧,被管理人员看到就麻烦了。 
  原来,在长城上摆摊也要交管理费和办手续。 
  我沮丧地上了回城的汽车。 
  早在小学毕业之时,我拍了一张毕业照,我嫌自己前胸突出的样子很难看(我这种残疾人一般都是前凸后驼),便用剪刀把脖子以下的部分扔掉,只留下一个头像。 
  本来就是一寸照片,剪去了“绝大多数”,剩一个小指头般大小的头像,很容易弄丢了,怎么保存呢? 
  我灵机一动,决定把自己的小脑袋瓜贴在一张什么图片上。 
  找来找去,从一本旧历史书上看到了一张长城的彩色图片,觉得挺合心意,就剪了下来,把自己的“光辉形象”贴在了上面。 
  当时,只是觉得那张长城图片好看,根本没作别的考虑。 
  长城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有资格把头像和它“合而为一”的,当是民族的英雄或者伟人。 
  或许是我少年时一个无意的“冒犯”,古老的长城才对我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报复”了一把,给我当头一棒? 
  看来,以后再也不能把头像到处乱贴了。 
  口袋里只剩一元八角了! 
  这一下,吃饭问题就凸显出来了:我该怎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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