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以后再也不能把头像到处乱贴了。
口袋里只剩一元八角了！
这一下，吃饭问题就凸显出来了：我该怎样做，才对得起我的骆驼肚子，不让它少一顿“草料”？
作为过来人，吕清没少为我的工作操心，他建议我：（1）买一些人才市场报等刊有劳务信息的报纸，寻找要招有人的对口单位；（2）拜访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和作家王宏甲（动身进京前我弄到了这位同乡的地址），看看能否帮忙找找工作；（3）向有关报刊投稿，赚稿费贴补生活。
我给宏甲写了信，但没有提帮忙找工作的事。
我也没有去找中残联，我想，我应该能凭自己的力量解决吃饭问题。
1999。3。20 星期六 小雨
今赴几处职业介绍中心，皆无功而返。
根据报上的招聘广告，我马不停蹄地展开了找饭碗的“革命行动”。
然而，我的两大劣势：残疾和没有文凭，使我碰了无数的壁。
最有趣的一次求职经历是这样的：
看到一家房地产广告公司招聘文案策划人员的广告后，我便策划了一次“行动”。
我请一位室友假充花店的送货员，带上一朵2块钱买来的鲜花，敲开那家公司的办公室门。
室友很会演戏，他给经理奉上鲜花和我的应聘材料后，动情地说，我开了好几年花店了，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买花人呢。
经理也感动了，说，这人真是难得，你再看到她的话，叫她来公司谈谈。
我的应聘材料只是画了一个太阳和一把梯子，旁边写的是：“只要给我一把天梯，我就能把太阳点燃。”没有透露我的姓名、姓别。
经理或许以为会送花的家伙，必定是女性无疑，说不定还是一美丽佳人呢。
第二天，我晃着一副骆驼相现身时，经理大人的脸上先是愕然，然后是释然，勉强挤出几丝微笑，说，谢谢你送的花……我们要招的是有房地产工作经验的……不过，您可以把电话给我们留下，如果我们忙不过来的话，可以请您过来给我们公司兼职……
我留了公寓的电话，但对方从来没有打过一次。
偌大的京城，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坐车（还不包括堵车），动不动就要坐上一两个小时，一天奔波下来，天生体弱的我，常常累得人困马乏。
而一次一次的碰壁，更是让人身心俱疲。
到北京不到一个月，不仅工作没找到，一路上朋友们赞助的几百块钱也花得差不多了。
1999。3。23 星期二 多云
口袋里只剩一元八角了！
晚饭后，给吕清打了传呼，打了手机，很好玩的是，皆无回音。
看来，明天肚子的问题真成了问题也。
在“黄帽子”磁卡电话旁，几个陪我一起等传呼的朋友们说笑中不知哪一点触动了我，我止不住“哈哈哈”大笑不止。
明天真要饿肚子的话，那就饿一饿吧，再尝尝饥饿的滋味也是挺有意思的，一切都是咎由自取，又岂能怪哪一家上帝爷爷或者菩萨奶奶呢？
回到宿舍，一个人坐在书桌前，忍不住又是一阵疯子般的开怀大笑。
是的，让自己饿一饿确实挺好的，饿过之后，才会更加懂得怎样不饿。
第十五章 漂泊在北京（4）
对不起了，我们骆驼肚子，有朝一日，咱发迹了，一定上高级饭店好好犒劳你一大顿。
和朝助谈及努力创作的时候，我说到“如果我那篇稿件获一等奖或特等奖的话，那就值钱了”，提及“钱”字，再次触动了我的笑神经，我再一次爆发出一阵几乎要带出泪水来的“太好笑”的笑，把朝助笑得莫名其妙又莫名其妙地跟我笑将起来。
朝助是吕清的表弟，我们都来自福建，是地地道道的老乡，他和我住在同一间宿舍，但因为我们是初相识，我也就没有向他透露我马上要饿肚子这一“秘密”。
第二天，接到我的电话后，吕清给我送来了200元钱。
北京是高消费城市，大学里的食堂消费也不低，再怎么省一天三餐也要吃七八块钱，加上打打电话坐坐公交车，一天十几块钱的平均开销是最少的。
还不包括每天六七块的房费。
十几天后，吕清给我的200元去了一大半，房租到期，没办法，我给在福建一个朋友打了长途电话。
这个朋友叫张雄辉，也是凤翔村人，在做药材生意。
1999。4。9 星期五 晴
今天收到雄辉500元汇款，真乃雪中送炭也。
我把汇款单复印了一份，我将永远记住这一份真情。
我交了200元房租，免了被扫地出门的命运。
“我认为丝毫不狂妄……”
1999年4月10日下午，一头“骆驼”闯进了大名鼎鼎的北大。
这个人模骆驼样的家伙，就是我。
从报上得知大名鼎鼎的余秋雨今天在北大举办讲座，我闻讯而至。
这是我第一次踏进北大。
我竟然没有在北大校园里迷路，只是多走过了几十米，问清了讲座的地点就在刚才走过的路上后，我折转身往回走，快到报告厅门口时，见到北京电视台的两个记者（其中一个扛着摄像机）正往里走，我赶忙插进他俩中间，大模大样地从贵宾门进到了报告厅。
讲座已经开始，里面座无虚席，连过道上都挤满了人。
见主席台上席地而坐了十几个学生，我也猫腰溜了上去。
我在距余秋雨一米多的地方席地而坐，盯着他的后背，一边听他演讲，一边做着笔记。
在余秋雨这场题为《第四座桥》的演讲中，他下面的几句话好像是专门讲给他背后的那个“骆驼”听的：
“生命的本身一旦爆发的时候，这种震撼是无可言喻的。”
“只有沙漠绝地放出生命的呼号，才能震撼人心。”
余秋雨讲完《第四座桥》后，说：
下面我开始回答问题，先回答纸条上的提问……
余秋雨拿起一张16开复印纸：
我先回答最大的这张。这上面有他的一篇短文，我先念一下……
那，正是我这个放牛娃出身的初中毕业生——也许，在全场一千多名听众中，我是学历最低的——递上去的一个“难题”。
余秋雨的声音在报告厅内回荡：
“我是一个真诚、善良、正直、博大的平凡而能超越于平凡之上的真正的人……”
一句刚完，便有笑声——讥讽的笑声，开始响起……
“我将用我的热血、生命和灵魂奉献给整个的人类和整个的世界。我将以毕生的力量去推动和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我将和千千万万执著于正义和真理的人们一起，创造伟大而光荣的人类历史。世界将因了我和全人类共同的努力而充满和谐、高尚、理想和光明。”
在余秋雨的朗读中，台下的笑声越来越响。
天之骄子们的笑声，像刀子一样扎进了我的心房——他们，太年轻了！
“余教授：
上面是我三年前人亡家破的时候写下的《我的梦想》，请问您：
一、 这个“梦想”是否太过狂妄？
二、 它有没有实现的可能？”
念完我的纸条后，余秋雨停顿了一下，而后，报告厅里回荡起他沉缓而严肃的声音：
我认为丝毫不狂妄……这是一种很好的使命感，丝毫没有凌驾于他人之上的狂妄与野心……同时，这也是一种极好的自我拯救方法……我不知道作者经历过怎样的不幸，但是，我非常钦佩！
余秋雨说的远不止这几句，但是，我只记住了这几句。
我用手捂住了双眼，捂住了怕被别人看到的咸涩的泪水……
新的一幕开始了。
我已经身在北大。
一切，那么自然而真实。
我，已经上场了……
爸、妈、哥：
你们可以放心了，我会好好地报答你们，报答你们，报答你们……
在那个阳光热烈的春日下午，在北大，我在笔记本上留下了这样两段百感交集的文字。
几天卖下来，我并没有赚到一分钱
然而，再好的“使命感”和“自我拯救方法”，并不能解决我的肚子问题。
在多方找工作无果之后，我改变了思路，决定尝试一下卖花。
在街边路头，我经常看见一些卖花人摆了一些鲜花叫卖，我想，他们一定能赚一点钱，否则不会有这么多人这么卖。
在宿舍里的一次聊天，舍友兼老乡刘朝助忽然问我，沙漠舟你怎么不找工作了？
第十五章 漂泊在北京（5）
我说，我倒是想卖花，可是没本钱……
你咋不上说呢？说着，朝助掏出200元钱，递给我。
这钱你先拿去批一点花来，卖卖看，不够的话我再给你想办法……
朝助的这一举动，大大出乎我的意料，面对这200元钱，我简直有点手足无措——第一是根本没想到朝助可能帮助我，第二是他刚辞了工作，准备专心自考，也需要用钱……
朝助在此后的艰难岁月中，还多次从自己不多的收入中，拿出钱来资助我。
和他的表兄吕清一样，朝助根本就是一种无私的付出，因为连我自己都清楚：那钱，我没有能力还。
助人一次容易，第二次就难了，更何况三次、四次……
这是一个愈来愈冷漠的人间，而我，却一次又一次地际遇了温暖。
听说我要卖花，一位女孩把她老乡留下的一辆旧自行车送给我，作为“运输工具”。
我买了喷水壶、塑料桶等工具，到马甸鲜花市场批了百合、玫瑰等，当起了“卖花郎”。
然而，几天卖下来，我并没有赚到一分钱。
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在你动手之前是一回事，在你动手后又是另一回事。
我先后换了好几个地点，都让我大失所望。
倒是地下室有几个同情或敬佩我这个“武大郎”的，见我白天没卖多少，晚上都来照顾我的生意，把我卖不出的快枯萎的鲜花买去送给自己或送给女友。
这样的“义举”让我感动，也让我不安。
后来，我在外面卖不完的鲜花，要么赔本卖掉，要么，干脆送给问了价钱又不想买的过路人。
最后一次去批发鲜花回来的路上，一辆的士开到我前面，停在路边。
我骑车从车旁过去时，后车门突然被乘客推开，“怦”的一声，我自行车后架一侧挂着的塑料桶被车门一挡。
重重地掉在了地上，百合和玫瑰撤落一地。
我下了车。司机探出头，见我人没事，就开车走了。
那位乘客帮我一块把部分没摔坏的花拾起来——只剩下一半是好花了。
塑料桶也裂了。
那中年乘客要赔我20元钱，我犹豫了片刻，没好气地说了声“算了，也不能全怪你”，没有要他的钱。
这批花没卖就注定了亏本的命运。
这次以后，我“金盆洗手”，停止了卖花的行当。
卖花亏了几十块钱，剩下的一百多块本钱，我没有还给朝助，而是用来吃饭——否则，我又得身无分文了。
您身体这么单薄，能吃得消吗？
几天之后，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美国人的导弹给炸了，记者邵云环、许杏虎等牺牲。
这一事件震惊了整个世界。
愤怒的中国人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以示抗议。
我也参加了游行，步行5个多小时，从中关村走到了朝阳区的美英驻华使馆所在地。
我写下了洋溢着民族主义和爱国激情的诗歌《中国人，不可战胜的人》，并在大学生为无辜遇害的三位烈士设置的灵堂前焚烧了它。
这一事件，是中国人的悲哀，也是美国人的悲哀，因为它激起了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仇恨。
一时间，报纸火得不行。
一天， 吕清来找我，说他的两个小老乡批了不少报纸，怕卖不完，叫我去帮忙卖一下。
我帮着卖了一个下午，竟然卖了好几十份。
吕清的老乡只拿了批发报纸的本钱，把我的卖报所得硬塞给了我。
我也就这样帮着他们卖了几天，每天都能挣上个十块八块的。
后来，随着“使馆被炸”事件的渐趋平息，报纸的销量也大为下降，吕清的两个老乡停止了卖报。
这却给了我启发：我为什么不靠卖报活下去呢？
我找到《北京晨报》海淀区学院路发行站，成了一名发行员。
第二天早晨5点，我就起床，骑上自行车，到发行站领报纸。
一位也在领报的发行员，是个人高马大的女同志，见我个矮背驼的残疾样，诧异地问：
哟，您身体这么单薄，能吃得消吗？
试试看吧。我笑着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