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现代后期生活习俗史- 第22部分

　　　　在非洲人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中，音乐和舞蹈处在一个不容忽视的地位　

上。　

　　　　真正的非洲人民的音乐是其它外来的音乐所无法替代的。在非洲这片大　

陆上，流传着各种音乐文化，它们的历史起源和民族起源各不相同。德国音　

乐家冯·霍恩博斯特尔曾经说，“非洲黑人非常擅长音乐，一般说来，他们　

大概比白种人更富有音乐才能。”非洲人自己也常把音乐说成是“黑人生命　

的一部分。”　

　　　　　黑人孩子从小就在母亲怀里听她哼鼓点，在母亲背上参加载歌载舞的仪　

式、祭礼、节庆和各种聚会，因而对民族音乐无师自通，节奏感很强，自幼　

就能伴着急速的鼓点，在集体的舞群里模仿大人的动作摆臂动胯。殖民统治　

时期，非洲人几乎没有自己的职业作曲家，即使是天赋超群的乐师也得不到　

专门的音乐训练。在农村，乐师是村社中的普通一员，与其他人一样，进行　

狩猎和农业劳动；在城市中，乐师属于手工业者，最多只能受到象能干的铁　

匠和陶工那样的尊敬。　

　　　　　舞蹈更是非洲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他们习惯以舞蹈来抒发自己的　

情感，非洲舞蹈源于生活，用于生活。坦桑尼亚妇女怀孕，未来的父亲和村　

民们跳起祝福舞，用歌舞告诉孕妇在怀孕期间和分娩时应注意的事情。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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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仪式上，用歌舞教育青年如何进行各种生产劳动，料理家务以及如何处理　

好夫妻关系。跳舞还为男女青年寻找合适的伴侣提供了最好的时机与场合。　

在苏丹，青年男女在寻找爱情的舞会上，姑娘们跳舞，小伙子们围着她们席　

地而坐。如果姑娘从小伙子身边一擦而过，就表明她在向他求爱，小伙子一　

旦同意就用中指和拇指掐打三下，发出清脆的响声，然后把姑娘带到村外，　

互诉衷情，约定终身。在肯尼亚还流行招婿的婚俗，有歌舞送新郎的习俗。　

一些部族认为，葬礼中忽略了舞蹈是一种不祥之兆。刚果库尤族人为死者送　

葬时，跳一种叫“凯贝凯贝”的舞蹈。阿杜瓦舞是加纳阿肯族人和加族人举　

行葬礼时跳的舞。　

　　　　　在丰收和重大的节日中，人们大跳本部族的民族舞蹈。鼓舞是布隆迪人　

最喜爱的传统舞蹈。布隆迪的鼓舞具有与非洲其它舞蹈不同的特色。它是一　

种鼓乐和舞蹈相结合的艺术。表演者为男性，身着红、白或绿、白两色长袍，　

额上、胳膊上及胸前交叉佩带着珠带，腰上系着腰带。十余名甚至几十名演　

员头顶大鼓，边敲边上场，围成半圆形，各自把鼓放在面前，中间安放一鼓，　

由演员们轮流击打，其他人各击自己的鼓作伴奏，演员们随着鼓点的节奏，　

表演各种舞姿。鼓舞具有强烈的节奏，鼓点密集，震天动地，气氛显得热烈、　

欢快，表现了布隆迪人的欢乐、刚毅。卢旺达人的传统舞蹈名为英多雷，也　

是一种节奏明快，动作有力的舞蹈。演员们头插茅草，额上、身上佩戴彩色　

珠带，两脚系上铃铛，一手持长矛、一手握盾牌或流苏，几十名男演员随着　

一位长老的哨子声进行舞蹈，铃铛声做伴奏。　

　　　　　居住在喀麦隆西部的巴米累克人还每两年举行盛大的传统舞蹈集会。届　

时向年轻人教授传统舞技。举行舞蹈集会的村镇，临时搭起大片草屋席棚。　

人们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跳舞、参观或是做生意，十分热闹。集会开始时，　

先由本村镇的男人在一位显贵人物的率领下跳第一场舞，继而当选为教练的　

人们进入舞场，最后才允许本族人员自由涌入舞场，纵情欢歌狂舞。歌舞集　

会可一连数日，外村人住在临时草棚中。这种传统舞会有一定的竞赛性质，　

因此，不同村镇均分头安排各自的会期与节目，事先彼此保密。舞蹈节也为　

酋长们提供了聚会的机会，并对各自辖区内文化、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的成　

就进行相互观摩与交流。　

　　　　　非洲的音乐和舞蹈不仅有它的实用性，而且具有极高的艺术性。　

　　　　　除了音乐和舞蹈，非洲还有诸多的娱乐风俗和民俗节日。　

　　　　　突尼斯的斗羊比赛为人们所喜闻乐见，据说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它　

的斗驼更具有阿拉伯沙漠地区的特色。埃及人的传统娱乐方式更是多种多　

样，开展得较为广泛的有：下双陆棋、阿拉伯象棋、玩牌九、弹玻璃球、赛　

马、各种民间魔术等等。佛得角的狂欢节由巴西水手带来，其热闹程度并不　

逊色于巴西。科特迪瓦阿肯人的大薯节是纪念大薯的功绩和欢庆本地区大薯　

的丰收的一种聚会狂欢。各地区的娱乐形式之多，内容之丰，真是不胜枚举。　

　　　　　总之，在文化和社会领域内，殖民主义的影响相对来说并不那么深入，　

也不那么持久。即使在殖民统治的全盛时期，统治者们在文化方面所推行的　

变化，所宣传的对非洲文化的非难，都主要限于沿海地区和城市中心，从未　

渗入到广大农村和偏远、闭塞的部落，那里的生活仍然和以前一样。因此，　

非洲的舞蹈、艺术、音乐、传统的宗教体系，以及这些方面在日常生活中的　

体现——生活习俗，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地位。即使非洲人对西方文化有所借　

鉴和适应改造，应当说也是具有选择的。所以，殖民统治，在非洲人民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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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丰富多彩的生活经历中，仅仅是一个阶段，一个插曲。但又不可否认，　

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非洲的历史进程，非洲人的生活已经并将继续在　

相当程度上受到殖民统治的影响。　



　　　　　　　　　　　　　　　　　　　　　2。中东──宗教传统与社会改革　



　　　　　20世纪中期，中东这一名称在世界上所指的地区包括现在的黎巴嫩、叙　

利亚、以色列、约旦、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特普　

西尔诸国　（现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南阿拉伯联邦和亚丁（现为也　

门民主人民共和国）、也门（现为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埃及、苏丹、土耳　

其以及伊朗等国家。此外，中东还被用来作为一种社会和文明的文化名称，　

这种社会和文化不仅在上述地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在若干邻接的地　

方，如阿富汗、巴基斯坦、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等处看到。生活习　

俗是作为文化的一部分而存在的，所以为了行文的方便，本章在中东地区加　

入了阿富汗等国。而且将重点放在伊斯兰教国家在“一战”以后的生活习俗　

的改革与变化上。　



　　　　　（1）基马尔的社会改革　

　　　　　现代土耳其是在奥斯曼帝国瓦解过程中，在1918—1923年土耳其民族解　

放运动胜利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领土是原奥斯曼帝国的中心地区。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奥斯曼帝国战败。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和　

海峡地区均被协约国军队占领。1919年，土耳其境内的协约国占领军超过了　

10万人，土耳其的经济在战争结束时已经崩溃，毫不夸张地说，安纳托利亚　

已没有一个具有劳动能力的成年男子，亲德的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政治路线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土耳其完全破产了。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918年土耳其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面临亡　

国灭种的土耳其人民，首先是农民，自发地组成游击队，军人、知识分子、　

商人和官员等纷纷组织民族主义的护权协会。穆斯塔法·基马尔正是在这场　

反帝救亡运动中发挥了杰出的组织领导作用。　

　　　　　由于土耳其全民族同仇敌忾地斗争，并取得了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和人　

民的援助，加上协约国内部矛盾重重，基马尔领导的民族战争取得了重大胜　

利。1922年11月1日，土耳其大国民会议宣布废黜叛国投敌的素丹，素丹　

卖国政府垮台，奥斯曼帝国正式寿终正寝。1923年10月29日，大国民议会　

投票赞成宣布“土耳其国家的政府形式为共和国。”同日，议会选举穆斯塔　

法·基马尔为共和国总统。　

　　　　　基马尔政府取得反帝民族独立战争基本胜利后，为了巩固和发展这一胜　

利，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这些改革触及到了20世纪20和30年代土耳其　

生活和社会的各个方面。　

　　　　　基马尔并没有倾向当时正在土耳其北部和东部边疆实行的苏维埃试验，　

他决心遵循欧洲文明的道路，学习西方的民主传统，领导自己所创立的国家。　

基马尔尤其认为对伊斯兰教的过去有任何留恋，只会是土耳其现代化道路上　

的一种障碍。　

　　　　　首先，基马尔政府于1922年废除了素丹制度，1924年废除哈里发制度，　

实行国家和社会的世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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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封建神权国家，可以说伊斯兰教渗透在土　

耳其生活的各个方面，它的一切社会生活，日常习俗都打上了封建和宗教的　

烙印，从政治到精神严重地束缚着人民，是造成土耳其民族落后、愚昧、贫　

弱的主要因素，成为社会进步的严重障碍。　

　　　　　大国民议会于1926年正式颁布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法、刑法、商法等法　

律。新　《民法》是以瑞士法律为基础，新《刑法》采自意大利法律，新《商　

法》则是根据德国法典修改的。1928年，又删掉了宪法中“伊斯兰教为土耳　

其国教”的条文。　

　　　　　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的大前提下，基马尔政府废除了传统的伊斯兰教法　

规，这在伊斯兰教影响普遍而根深蒂固的土耳其，可谓“伟大的变革”。穆　

斯林的礼拜日星期五于1924年被规定为全国的强制休息日。1925年，各种　

苦修士教团被禁止，托钵僧团和托钵僧的修道院、圣殿、陵基等一律被取缔。　

这一年最令人震惊的一件事是大国民议会于　11月25日正式通过“帽子法　

案”，以立法严禁“费兹帽”，规定所有帽子必须有边或有舌，推行“有边　

帽子”　（西式礼帽）。缠头巾这种头饰是穆斯林的重要标志，费兹帽是一种　

用鲜红或紫红色毡做成的圆筒形帽子，平顶无边，适合戴帽伏地做礼拜，以　

摩洛哥非斯地方所产者最佳，故名。1829年，素丹马赫梅德推行的费兹帽取　

代缠头巾为头饰。19世纪下半期专制素丹阿卜杜哈米德进一步推行费兹帽，　

妄图以此推行泛伊斯兰主义，把不戴费兹帽的同教教徒视为“异端”。因此，　

费兹帽被视为专制、狂热、愚昧的象征。基马尔党人为振奋民族精神，决心　

废除这种帽子。1925年8月24日，基马尔在视察卡斯塔莫努时，首次手执　

巴拿马礼帽，光着头向群众致意，以示彻底割除费兹帽，以此来振奋民族精　

神。1934年，政府又规定，除非在清真寺祈祷，包括神职人员不得穿戴僧侣　

服装。在土耳其的城市街道，阿訇、毛拉等都穿着普通居民的服装。妇女的　

面纱也采用各种可能的办法阻止其使用。法律上、公文上和日常生活中使用　

的穆斯林历被废止，代之以西方的格列高利历。　

　　　　　伊斯兰教的传统存在着不少陈规陋习。如一夫多妻、男女分坐、妇女无　

权继承遗产等。基马尔认为，家庭生活是文明的基础，是进步和力量的根基，　

如果家庭成员是落后的，国家和社会就是软弱的。所以，基马尔极为重视妇　

女在社会上和国家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早在民族独立战争中，土耳其妇女，　

特别是农业妇女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但是农业生产的主力，而且为　

前线运送弹药给养，救护伤员，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独立战争的需要，　

事实上推动了妇女的解放。　

　　　　　1925年，政府准许妇女在国家机关工作。新《民法》不仅规定禁止一夫　

多妻制，而且规定妇女在家庭中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其中包括继承财产　

的权利。在电车、公共汽车及剧院铲除男女界限。1930年，妇女取得了市政　

机关的选举权。1934年获得了议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且在教育改革　

中，实行男女同校，培养出了女教师、女律师、女医生和女法官等。妇女生　

活条件的改变开始使土耳其社会的整个结构起了变化。　

　　　　　1934年，大国民议会还通过关于采用姓氏的法律。原来土耳其人只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