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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回族，海南琼山人。万历十五年，七十多岁的海瑞，死在南京右都御史任上。出殡时，全城“罢市”，“沿江夹岸”，“白衣冠送者，酹而哭，百里不绝。”现在，海南省海口市琼山海瑞墓地，是当地的一个著名旅游“景点”。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曾经火爆一时的京剧及其他地方戏《海瑞罢官》、《海瑞上疏》、《海瑞骂皇帝》等等，都是依据海瑞批评朱厚熜的史实编的剧。在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中的江青、张春桥和姚文远硬说，弘扬海瑞，就是为了歌颂彭德怀向毛主席“上万言书”。结果，京剧《海瑞罢官》的编剧、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老先生被残酷迫害致死，下场比海瑞可惨多了。
穆宗朱载垕（死后葬在十三陵昭陵）很有意思，该玩就玩，该视朝时也视朝，就是不爱吱声，让人琢磨不透。隆庆三年，尚宝丞郑履淳曾经给皇上打过一个报告，问皇上：“陛下御极三祀矣，曾诏问一大臣，面质一讲官，赏纳一谏士，以共画思患豫防之策乎？”还好，这家伙挺有人缘儿，“帮手”们都能“自觉”地工作。朱载垕身后有母亲李太后撑着，朝中有徐阶、张居正辅佐，外有戚继光等良将“看家护院”，地方上有一批与海瑞志同道合的官员主政。老百姓家里不致于像嘉靖年间那么“干干净净”了。
熹宗朱由校的“特色”，也比较突出。他“自学成才”，有一手好木匠活。他对朝政不感兴趣，常常一边干木匠活，一边听太监、宫女读奏折。写奏折的规矩是，先报职衔、姓名，“文章”开头表述全文要点，类似现代新闻、消息的“导语”；然后，再详细道来。朱由校听完官衔、姓名和“导语”，就喊“停”：我都知道了，你们去处理吧！
秉笔太监魏忠贤，不愧是王振、刘谨的徒子徒孙，专门在朱由校干得满头大汗、自我陶醉的关头，请示汇报。朱由校总是说：我正忙着呢，你看着办吧！
第二部分第四章 朝朝朝朝朝夕阅（4）
“善治人者能自治者也，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朱由校吊儿郎当，不务正业；宽以待己，严以律人，主张像刀劈斧砍木料那样，对老百姓绝不能心慈手软。这正合魏忠贤的“胃口”。他像武则天手下的酷吏周兴、来俊臣那样，把东西厂的特务撒出去，“刺官民隐事”，抓住人家小辫，牵强附会，上纲上线，罗织罪名，广为株连，滥施酷刑。有一种刑具，叫“铜管烙”，在铜管里塞上烧红的木炭，把一丝不挂的人，“搂抱”着捆在铜管上。烧红的刑具，套在人的双脚上，叫作“红绣鞋”。从东、西厂大牢里出来的人，没有喘气的，且无全尸。民心思危，社稷不安；志士仁人“大隐于山林”，像李自成那样的，就拉起队伍上了山。尚书孙纬多次上疏，劝皇上：“欲图治平，莫如固结人心；欲固结人心，莫如登用善类。”不知道朱由校在“业余时间”，能不能看一看这类奏折。
思宗朱由检刚登大宝，就对百官说：“朕欲日与众卿议政。”“日理平台”之后，他还频频传臣工谈话；批阅奏章，常至深夜。一份“批朱”，往往数百乃至千言。
自朱翊钧、朱常洛、朱由校，难得见皇上一面的大臣们，现在差不多天天都能和皇上议政，都很高兴，工作也特别卖力气。无奈，想“拯大厦于将倾”的朱由检，志大才疏，心胸狭窄，疑神疑鬼。他对谁都不放心，阁臣、助手，三天两头以新换旧，还错杀了一些贤臣良将。驻守在山海关外葫芦岛至锦州一线的明军，在名将袁崇焕统率下，连败清军。朱由校却听信谣言，把袁崇焕撤职查办，拉到宣武门外菜市口，开刀问斩。
公道自在民心。袁崇焕死后，原籍广东顺德的佘姓义士，收尸葬于北京广渠门内卧佛寺斜街。佘家世代为袁将军守墓，至今已经到了第十七代人。袁崇焕墓成了受保护的文物。2001年，香港一位中学教师，根据这一史实编写的话剧《袁崇焕之死》，在港公演，获得成功。
清太祖努尔哈赤当家时，诸王、贝勒，都有自己的“书房”，也叫“文馆”，养着几名学者，既当秘书，又作“老师”。清太宗皇太极继位，把自己的文馆分成内三院：内秘书院、内国史院、内弘文院，设“学士”、“大学士”，在各院办公，协助自己处理政务。顺治皇帝福临童年登基，大权操在多尔衮手中。福临亲政后，改内三院为“内阁”，开设翰林院；并在离乾清宫比较近的景运门内开辟办公室，选择翰林院官员值班，“备不时召见顾问”。同时，把太监的“二十四衙门”，精简为“十三衙门”；顺治十八年又全部予以裁撤。
军机处职房康熙皇帝玄烨童年登基，日常政务由索尼、遏必隆、鳌拜和苏合沙哈四大臣处理。玄烨亲政后，改汉族臣工不受重用的旧制，于康熙十六年，把汉臣引到“卧榻之侧”，令翰林院的张英、高士奇，入值乾清宫南书房。从此，南书房成为君臣议论国事、探讨学问、领略历代帝王“齐家治国平天下”经验教训的所在。玄烨获益匪浅，因而陆续增加入值南书房的官员。他们差不多都成了皇上的好秘书、好参谋、好助手，成为实际上的内阁成员。这些人的级别不高，多数四五品，少数六七品，有的甚至是“布衣”（普通老百姓）。《中国近世史》称，清代内廷除中枢机关内阁外，还有主管皇帝家事家务的内务府，掌管宗室事务的宗人府，协助太子工作的詹事府（虚设）和分管医疗卫生的太医院。外朝（中央政府）行政机关大体上有吏部、户部（主管财政）、兵部、刑部、礼部和工部，各设尚书、左右侍郎六人，满族汉族各三名；另有主管章奏、信访的通政司，主管礼宾的鸿胪寺，掌管皇家吃喝的光禄寺，掌管宗庙祭祀的太常寺，掌管车马的太仆寺，以及大理寺（相当最高法院）、上驷院、武备院和奉辰院（进献、园林），长官称“卿”，副职称“少卿”，共为“九卿”；还有翰林院（研究、顾问）、都察院（监察、检查）、理藩院（民族、外交，后增设专管外交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国子监和钦天监等等。
乾清门御门听政处雍正初年，朝廷不断用兵，有许多火烧眉毛的大事，需要及时、迅速地处理。住在养心殿的雍正皇帝胤禛，在养心殿外院南墙根儿新设了一个机构，叫作“军机处”，亲笔写了“一堂和气”匾额，挂在墙上。军机处有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各若干人。大臣从亲王、大学士、尚书、侍郎中选任，有的军机大臣还兼“南书房行走”。章京是高级秘书、机要办事员，也由能力强、信得过的人充任，在南书房值班。皇帝每日数次传军机大臣议事。他们领旨后，去南书房，让章京起草文件。时日久了，军机处就不光“议军机”了，成为皇帝掌管的权力极大的常设决策机构。作为中央最高衙门的内阁，倒陷入了事务性圈子，只办理日常例行公事，颁发文告，起草、保管诰、诏、敕等及处理奏折等。
乾隆十二年（1747），军机处向东移到内右门西侧办公，章京在隆宗门附近的协慕堂值班。乾隆十三年，弘历“定内阁大学士满汉各二，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改所兼四殿二阁，为三殿三阁。”大学士被视为内阁的主要成员，原则上，文华殿大学士高于武英殿大学士，常常列在首辅之位。军机处和内阁，成为皇帝的左膀右臂。这种体制，一直沿续到清末。
军机大臣地位的高低，往往以资历深浅而定，以入值军机的先后为准。最后入军机的人，俗称“卷帘子军机”。每次出入，他都得抢先一步，恭恭敬敬地为其他军机大臣掀门帘子。和鄙洗笱浚刖χ酰苍怨缘叵乒徽竺帕弊印！ �
清初，顺治皇帝福临不定期在乾清门听政。他的儿子玄烨，把“御门听政”变成一项制度：“每日听政，必御正门。”玄烨住在乾清宫，正门就是乾清门。每月，除在太和殿“大朝”、“常朝”外，玄烨天天在乾清门听政，风雨不误。这项制度，沿续了好几代。到咸丰皇帝奕（死后葬在河北遵化清东陵定陵）才松垮下来。奕经常“旷课”，隔三差五才整一次。他之后的皇帝，都“逃学”了，“御门听政”遂无所闻。
乍一听说，皇帝跑到大门口去办公，似乎觉得过于寒酸，令人费解。到那一看，就啥都明白了。太和门也好，乾清门也罢，既不同于寻常百姓家的小门小户，也不同于当今机关、学校、厂矿的门脸儿，甚至不同于天安门、端门。太和门和乾清门，都是重檐庑殿顶，坐落在高高的白色石头台基上，“门洞”非常宽敞明亮。太和门面阔九间，进深四间；乾清门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名为“门”，实用面积却相当于一座大殿。
“听政”时，也不像现代的国务会议，官员们或围着椭圆形会议桌，或面向主席台而坐。“御门听政”作为“五礼”中的一种“嘉礼”，也要陈设仪仗，场面隆重、威严，还比较“壮丽”。皇帝摆的谱很大。
清代“听政”前，乾清门太监负责布置“会场”，在乾清门门庭正中，安置皇上的宝座。座前摆铺杏黄色桌布的御案。座后摆八扇雕龙钸云的屏风。御案前的地上，铺一块毡垫儿，供奏事者下跪用。
数名乾清宫侍卫，分别肃立于宝座左右。领侍卫内大臣、内大臣、散佚大臣，及数十名佩刀持枪的乾清门侍卫、豹尾班侍卫，分左右，相对站在乾清门台阶上下。乾清门前的狭长“广场”、太和殿庭院内，彩旗飘飘，戒备森严。乾清门通往外朝三大殿、太和门、午门的道路两侧，“哨兵”林立。
太监传旨，皇帝即将驾到。早已聚集在乾清门东西朝房内外的宗室王公、文武百官，立即按级别高低，鸦雀无声地来到乾清门前，各自站到规定的位置上。参加听政的，不光是所有中央机关有“品位”的官员，还有京城各级“地方”官员。要不是乾清门前的街道宽得像广场一样，根本容不下这么多人。
第二部分第四章 朝朝朝朝朝夕阅（5）
皇上在前呼后拥下，御乾清门，升座，官员们跪拜，高呼万岁后，肃立。负责安排奏事的官员，把装着奏章和“批朱”的木匣子，放在皇上的办公桌上。先由各部、院、寺及京城各大衙门的主官，依次奏事；然后，内阁大学士、学士，以“折本”奏事请旨。所谓“折本”，类同“阁票”，一般情况下，都是皇帝已经阅过，又发还内阁、各部，会议复奏的。每奏一事，皇帝与臣工展开讨论，互有问答，最后由皇帝作出指示；一时不能决断的，下去再议或下次重议。听政结束，皇帝起驾回寝宫，王公大臣依次退场，侍卫和太监收摊。
总的来说，清代皇帝比明代勤快，工作比较认真负责。别看满族官员总在皇上面前，自称“奴才”，清代的君臣关系还算“融洽”，议政时，少有大臣被当场“叉出去”打屁股；朝堂之上，也很少有打架斗殴的。
康熙皇帝玄烨不愧为大有作为的“明君”。他的贡献和建树，彪炳青史。不说别的，就他“画”的那一片“桑叶”，已足表明他的不同凡响。然而，玄烨并未像彼得大帝在社会主义的苏联也受到尊崇那样，得到些许的敬重。中国丢的东西太多了，再也不能丢了！
最初，玄烨每日“未明求衣，辨色视朝”，春夏卯时中（早六点左右），秋冬卯时末（早七点左右），御乾清门听政。参加听政的官员，天不亮就在午门外集合点名，经中左门小憇，再到乾清门外朝房“待漏”。无故迟到、缺席者，由都察院举报，酌情处罚。皇帝严格要求，百官都不敢怠慢。住处离紫禁城远的官员，半夜即起赶往午门。虽然非常辛劳，又有损健康，却谁也不敢说“不”。有道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大理寺司务赵明楫想：“实话实说又怎么样？我他妈的一个八品官，还能降到哪儿去！”于是，在“御门听政时”，他斗胆发言，反映百官的实际困难。
玄烨从谏如流，赞扬赵司务敢于反映实情，鼓励百官畅所欲言；并作出决定：把每天听政的开始时间，向后顺延一个小时，年老体弱者不必到午门“点卯”；六十岁以上的“高干”，有事随时请示报告，隔个两三天参加一次听政就行。如此这般，满朝文武真心实意地高呼了一次“万岁”。
听政不但守时，而且认真。每天的奏折，多时三四百件，少则四五十件。玄烨都一一细看，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