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要特征，三是因为该经篇幅短小，文字浅白，易于普及。
封建文人十分重视《孝经》，对它的评价也高到极点。如汉儒郑玄说：
“《孝经》者，三才之经纬，五行之纲纪。”唐人薛放说：“《孝经》者，
人伦之大本，穷理之要道，真可谓圣人至言”。明人吕维祺则认为“《孝经》
继《春秋》作，盖尧舜以来帝王相传之心法，而治天下之大经大本也。此义
不明，而天下无学术矣”，他盛赞道：“大哉《孝经》乎！参两仪，长四德，
冠五伦，纲维百行，总会六经。”这些评价虽显过分，但也充分说明《孝经》
受到的重视。
《孝经》虽不象封建文人所吹捧的那样神奇，但它在我国传统社会中的
地位和作用确是毋庸置疑的。
《孝经》诞生于先秦之世，当时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战祸连绵，周天
子缩于一隅，而列强务兼并之业，臣弑其君，子杀其父。这种现实，令人痛
心。而《孝经》倡导孝道，宣扬以孝治天下，无疑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也
是救世的一种方法。《孝经》所推崇的先王之世、明王之政、圣人之治、君
子之行，无一不是针对当世之人而言的。因此，《孝经》的写作与孔子作《春
秋》以使乱臣贼子惧的目的是相同的，是儒者善良愿望的一种体现，在当时
具有积极的意义。
《孝经》所言之孝是从事亲开始的。在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社会中，奉
养父母对于家庭的稳定和谐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能够使父母安度晚年，而
且是对后代的一种身教，对子女的成长很有好处。而家庭的稳定又是社会稳
定的基础。经文说：“非孝者无亲，大乱之道也”。这句话道出了孝与社会
治乱的关系。不仅如此，奉养父母，解决了老人的赡养问题，可以减轻社会
的压力，这也是对社会的贡献。养老育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属于应
继承和发扬的优秀传统，而“孝”则是这一传统美德的核心。
《孝经》中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这句名言，强调
的是人应珍视生命，它的意义也是积极的。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则
社会就会没有争斗和战争，太平之世就可以永传。
然而，在封建社会里，《孝经》所极力倡导的孝，其意义被统治者曲解
为顺从和愚忠，用以奴化百姓，以便于其统治。所谓“君令臣死，臣不得不
死；父令子亡，子不得不亡”，就是对忠孝的最大歪曲。《孝经·谏争章》
中说：“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不争于君”，其观点是鲜
明的，绝无一味顺从之意。可见，“孝”到后来已成为统治者奴役百姓的一
项工具。愚忠愚孝，并非《孝经》本义。
封建统治者所倡导的孝，对人的毒害甚深，以至有些人以极端的形式来
表现自己的孝。著名的《二十四孝》中所记的王祥卧冰、吴猛恣蚊就属此类。
史书中时有记录的割肝疗亲，更是如此。这些人所表现出的孝，并不是《孝
经》之孝。《孝经》之孝强调的是重视生命，保护父母给予的自然之体。那
些卧冰、恣蚊、割肝的行为显然与《孝经》之孝相背离。但就是这样一些不
近人情、不合人性的行为，统治者还要予以表彰，竭力推广。所以封建统治
者所推崇的孝是必须加以批判的，其余毒必须肃清。
《孝经》自汉初以来，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被人们广为利用。封建时
代，对于不孝者的惩罚和训导，就是令其读 《孝经》。隋朝人郑译不幸，皇
帝下诏说：这样的人“留之于世，在人为不道之臣；戮之于朝，入地为不孝
之鬼。有累幽显，无以置之，宜赐以《孝经》，令其熟读”。此外，遇到疑
难灾病而诵读 《孝经》、把《孝经》当作灵验的宗教经典来对待，这样的例
子从前也不少。如《孝经集灵》中所载：“徐陵子份，性至孝。尝病笃，医
祷百方不能愈。份烧香泣涕跪诵 《孝经》，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
然而愈。”甚至还有人以《孝经》随葬的。晋人皇甫谧就是如此，他在遗嘱
中说：死后“皆无以自随，唯赍《孝经》一卷，示不忘孝道也”。皇甫谧开
了以《孝经》随葬的先例，后人多有效法者。
《孝经》在古代政治生活中也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历代统治者对它都极
力加以利用，加以传讲。汉平帝时，地方学校设置《孝经》师。唐代规定：
在官学中学习的人必须兼通《孝经》和《论语》。
为了更好地利用《孝经》，一些最高统治者还亲自为《孝注》作注疏，
并颁行天下。如梁武帝曾作《孝经义疏》十八卷、唐玄宗作《孝经注》一卷、
清雍正皇帝作《御纂孝经集注》等等。除注疏外，有的统治者还亲自为人讲
解 《孝经》。公元375年，晋武帝为大臣谢安等人讲论《孝经》，当时人传
为美谈。
自汉初《孝经》重现后，文人纷纷对它进行研究，使《孝经》成为学问
研究的一个热点，“孝经学”也因此而产生。“孝经学”涉及的问题很多，
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有不同意
关于《孝经》的“经”字，一般人都认为是经典之经。而有的人则认为，
《孝经》的“经”字，非《六经》之经，而是天下大经之经，即该书所谓“天
之经也” （刘光贲《孝经本义》）；关于《孝经》的作者，异说更多（详见
《导读》）；关于该书的成书年代和真伪，研究者也多有辨论；至于《孝经》
每一章的题目，分歧也不少。多数人认为是南朝皇甫侃标定，如归有光说：
“其章名，乃梁博士皇甫侃之所标，非汉时之所传”（《孝经叙录序》）。
也有人不同意此说，认为：“《抱朴子·仁明篇》：唐尧以钦明冠典，仲尼
以明义首篇。是《孝经》本有章名也”（桂文燦 《孝经集解》）；此外，还
有今文、古文之争等等。这些争议孰是孰非，暂且不提，其本身足见研究者
对《孝经》的关注，这也是《孝经》对后世产生影响的一种表现。
在《孝经》研究中，朱熹是一位有魄力的人。他把传统的《孝经》分为
经和传两个部分，从而彻底打破汉代以来《孝经》的编排次序。他认为经（包
括《孝经》的《开宗明义章》至《庶人章》）是《孝经》的经文，而传（《三
才章》以下各章）则是后世儒者的解经文字。而且还删去原经中的二百多字。
朱熹重新编定的《孝经》就是《孝经刊误》。此书一出，对《孝经》学震动
颇大，后世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行为，“非豪杰特起独立之士何以
及此” （陈振孙语）。从此以后，原本《孝经》的经典地位在一些人心目中
不复存在。
从汉代到民国，有关 《孝经》的研究性著作多达四百余种，其影响可见
一斑。
《孝经》不仅对汉族人有影响，而且还对一些少数民族如鲜卑、高昌、
西夏、女真、蒙古等产生过影响。在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无论是官
方学校还是上层社会，都曾传授过《孝经》。此外，早在唐朝，《孝经》就
传到了朝鲜、日本。清朝末年， 《孝经》又有了英、意等文本，传播于欧美
地区。其中，以日本对《孝经》的研究最为充分（见陈铁凡《孝经学源流》）。
时至今日，《孝经》已不再有经典的神圣光环，但它作为产生过巨大影
响的古籍，仍值得我们加以重视和研究。这样做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已经过
去的时代，而且可以从中提炼积极的成份，用于发扬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