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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两代人我的绝妙坏诗
巴德·舒伯格 我在8、9岁的时候，平生第一次写了一首诗。 那时我父亲是好莱坞大亨，派拉蒙电影公司的经理。母亲是活跃在各类学术圈子中的风云人物，帮助把“文化”带入20世纪20年代充满活力的好莱坞。 母亲读了我的那首小诗，激动得哭出声来。“巴迪，这首好棒、好棒的诗不会真的是你写的吧？” 我有些难为情，可心里得意得不得了，我吞吞吐吐地承认确实是我写的。她对我大加赞誉，说即使是天才诗人的作品也不过如此。 我心花怒放。“爸爸什么时候回家？”我问，迫不及待地想把那首诗拿给他看。 那天下午，我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为父亲的归来做准备。首先，我用最漂亮的字体，把那首诗誊抄了一遍。然后，用蜡笔在四周加了一道精致的花边，来衬托那段辉煌的文字。快7点的时候，我信心满满地把它放在餐桌上父亲的盘子里。 然而到了7点钟，父亲并没有回来，7点一刻，7点半。我等在那里，坐立不安。我非常崇拜我的父亲。我喜欢到制片厂去，在他那间宽大的放映室里观看新片的剪接。他的电影生涯是从编剧开始的，肯定会比母亲更能欣赏我这首绝妙好诗。 可是那天晚上父亲冲进家门时，情绪似乎比往常还要狂躁。晚餐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他还是不肯坐下来吃饭，手里拿着一杯冰威士忌，一个劲地绕着长长的餐桌打转，不停口地大声数落着他的属下。我现在还能想起他当时的样子，一只手拿着一支大大的哈瓦那雪茄，另一只手端着那杯酒，抱怨连天，大叫自己倒了霉，会来主持一家好莱坞电影厂。 “你想想看，我们本来今天晚上就可以把那部片子拍完的，”父亲咆哮着，“可那个美丽的白痴脑袋突然心血来潮，死也不肯拍那最后一个镜头，结果整个摄制组只好停在那里，一分钟1000美金，眼睁睁地看着那个愚蠢的小贱人扬长而去。她要不是走了狗屎运，可能还在廉价超市当售货员呢！现在还得我星期一去求她回来！” 他转过身，停住脚步，眼睛盯着他的盘子。一阵短暂的寂静，我紧张得几乎要喘不过气来。“这是什么？”说着他伸手抓起我的诗作。 “本恩，家里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妈妈说，“巴迪写了一首诗，写得美极了，简直完美……” “如果你不介意，让我自己判断，好吗？”父亲说。 在他读诗的时候，我一直埋着头，脸几乎低到面前的盘子里。那首诗只有10行，可是父亲好像读了好几个钟头。记得我当时在想他怎么要读那么久。我能听到父亲的呼吸声。终于，我听到他把诗丢回到餐桌上，评判的时刻到了。 “我觉得它槽透了。”我的父亲说。 泪水一下子盈满我的眼眶。我抬不起头来。 “本恩，有的时候我对你真是搞不懂，”母亲说话了，“他只是一个孩子。你现在不是在你的制片厂。这是他平生写的第一首诗，他需要鼓励。”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鼓励他？”父亲坚持自己的立场，“难道这个世界上蹩脚的诗作还少吗？又没有法律强迫巴迪一定要做个诗人。” 他们吵起来了。我还记得父亲的辩解：“你看，我付我最好的编剧一星期两千块钱，一整个下午我都在挑剔他们作品的毛病。我一星期只给巴迪五毛钱，而你却告诉我，即使我觉得他写得不好，也不应该批评！” 我一秒钟也忍耐不下去了，大声哭着跑出餐厅，回到自己的卧室，一头扑倒在床上，泣不成声。 这件事情似乎就到此为止了，可是对我来说，它的影响至今都难以释怀。家庭的小纠纷很快就自然平息了。母亲又肯和父亲讲话了。父亲还问我愿不愿意去看拳击比赛——这是他最喜爱的消遣方式。甚至连我也又开始写诗了，当然，没敢再拿给父亲看。 几年后，我有机会重读自己的第一篇诗作，发现那首诗确实写得相当糟。过了一段时间，我鼓起勇气给父亲看了一篇我的新作，是一个幼稚的短篇故事，是有意模仿俄罗斯文学阴郁低沉的风格写的。父亲认为我写得过于矫饰，但还好不是完全无可救药。我开始意识到修改的重要性，而母亲也开始学会怎样在不打击我的自尊的情况下对我提出批评。你可以说我们都在进步。那时我就要12岁了。 可是，要等到许多年后我才领悟到，有关我的第一首诗的那段痛苦经历的真正意义。随着我成为一个职业作家，写书、写戏剧、写电影剧本，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我的幼年有多么幸运，因为有母亲会对我说：“巴迪，这真是你写的？我觉得你写得棒极了！”而同时有父亲会摇着头对我说：“写得糟透了。”让我痛哭流涕。一个作家——事实上，也包括生活在世上的每一个人——需要母爱的鼓励，那是所有创作的源泉；然而如果没有严父的督促，教你不停地“观察、倾听、思索、提高”，这份爱不仅不够完备，而且容易误入歧途，甚至走向有害的一面。 有时你会在同事、朋友、亲属之间找到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力量。但最终，你必须依靠自己，在这两种迥然相反的力量之间找到平衡：首先，要有进取心，大胆去做，有克服阻碍的信心；其次，要把这种跳跃奔放的自信加以约束，加以冷静、现实的自我反省，这就是严父的教训。 幼年时这些相反而又相成的话语，多少年来一直萦绕在我的耳畔——棒极了……糟透了……棒极了……糟透了——像两股强劲而对冲的飓风，冲击着我。我小心翼翼地驾驶着自己的一叶扁舟在二者之间穿行，以免被其中一股狂风倾覆。在这同样是以爱为基础的肯定与怀疑的两极之间，我竭力找出自己正确的途径。
第二部分：两代人幸福日记
约翰·卡内因 1986年3月12日，我在工作方面遭受了一次大挫折。不必谈它了，我不想对挫折反复回味。我花了一个小时为自己惋惜，我的一切努力统统落了空，只剩下惋惜了。然后，我从办公室墙上取下一个特殊的日历，读着日历上标明的幸福，一股自豪感油然升起。 我把这个日历称为“我的幸福日历”。1982年在一次工作挫折后，为了从失败中振作起来，我创造了这个日历。首先，我买了一本每天日期旁有大空格的日历，然后，在空格里填上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我和谁一起感到非常幸福。数年之后，我会收集到365个幸福的日子。 刚开始，这工作很简单。在我的幸福日历刚开头的地方，我写下这样一句话：我只算幸福的日子。这是我在儿时看见的一句铭文。这样，我把所有日记查遍，又研究了从父亲那里弄到的一堆日历。父亲在我9岁时参军离家，走时，把他用不着的1944年的日记留给了我。在我的日记上，1945年2月15日这天后边写着：紧紧拥抱的日子。 从这一大堆纸堆中，我收集到自己生命中许多幸福的日子，从儿童时代到1982年，我把它们列表抄好。然后，我制订了一个简单的三步骤计划来继续收集幸福的日子。首先，每个月末，我挑出这个月3至4天最幸福的日子后，把它们写在那个月开头的地方。举个例子，1982年1月的开头是这样写的：“迈克尔和亨利庆祝假期来临”和“海德同我一起庆祝维吉尔的生日”。迈克尔和托马斯·亨利是我们的儿子，他们1月1日和2日抱着吉他自弹自唱，自我陶醉；海德是我的妻子，我们1月11日为我们的朋友维吉尔·巴内特欢度生日开了一个小庆祝会。 在新年的第一天着手进行第二步。把每个月首记下的那三四天分类，再把这些日期登入“幸福日历”，这个比每年例行的新年宣誓有意义得多。 “可你这是在干什么？”他们总是问我，“把幸福的日子记进去就完了吗？”没有完，有第三步呢：我把新的幸福日都记在日历的后面。记满了这个幸福年后，我再开始第二年，当然，一个人不会有好几年幸福的日子。 下面是我记下的一些幸福日子，这些幸福，完全可以组成一个幸福年。当灾难接踵而至时，它能使你保持奋斗的勇气。而你当然知道，生活中灾难是不可避免的。 一月：1966年的30日最幸福。日历上写道：和儿子们一起滑雪橇。迈克尔，4岁；亨利，3岁。那一天，我让两个孩子从背后搂紧我，然后从亨利·哈德逊塑像那里沿着雪坡一直溜到大栅栏。 二月：我的生日是2月7日，很荣幸地与查尔斯·狄更斯同日。1971年2月6日，我和妻子举办了一次聚会，这次聚会被朋友们称为“一次庆祝查尔斯·狄更斯诞生的化装聚会”。我化装成匹克威克先生，我们的朋友莫里·布鲁斯劳化装成索威伯里——《奥列佛·退斯特》中的殡葬承办人。那是一个十分美妙的夜晚。也就是在那一天，我明白了一条真理：拥有好朋友便是一种幸福。 三月：1985年3月27日，我看见灰鲸群游离加利福尼亚海岸。我的心狂跳不已。我至今不明白景象怎么会创造出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之一。可它确实创造了幸福，完整的幸福。 四月：1959年4月8日是至今为止我最幸福的工作日之一。我作为记者，参加了洛克菲勒学院授予卡尔·桑德伯格名誉学位的仪式。在参观本地的一个博物馆时，桑德伯格盛赞了一些木刻，这些木刻的作者是洛克福德地区的一位退休农场主艾克塞尔·法尔普。尽管按计划老桑德伯格应休息一下，然后马上参加仪式，但他坚决放弃了休息，前去拜访这位退休农场主，告诉他，他的木刻非常出色。在那一天我明白了挤出时间向别人表示感谢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我的报道上了头版，我还因此而赢得一项写作新人大奖。 五月：1959年5月7日，我奉命为某学院一篇关于《安提戈涅》的论文写评论。这篇论文是个来自伊拉克巴格达的女学生写的，她的名字叫海德·娜莎姆。我对她的评价相当好。这次评论成为我娶她为妻的思想基础。光辉的一天。 六月：1956年6月2日，我从学院毕业，光彩的一天，而且，这一天还是我母亲的生日。 29个6月过去了，像所有的月份一样，它们有幸福和不幸福的日子。1985年6月6日是最幸福的一天，海德和我邀请了母亲同我们一起去参加亨利从哈佛大学毕业的典礼。 七月：1980年7月4日，我从加利福尼亚飞往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