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冰说：“他们一般不和城市的孩子在一起玩，一方面，他们住在城乡结合部，都是农民工聚居的地方，城里人本身就少；另一方面，他们对城里人有着一种本能的戒备心理。上学期，我布置了一篇作文《记一次我最……》有个女生写了一篇《记一次我最伤心的事》，讲的是原来的打工子弟学校被查封的过程。说他们正在上课，警察带着一批人进了校园，把学生和老师集中在操场，把教室当场给封了，同学们哭成一团。文章的结尾，学生这样发问：为什么要查封我们学校？学校查封了，我们去哪儿上学？学生的作文中，还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句子：‘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可是我不敢到公园去，那是城里儿童的节日。’‘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一定不让城里人看不起我。’”
李冰说，我们成年人还有辨别能力，但孩子的心灵是单纯的，如果他们从小在心中对城市、对我们的社会打下这样的烙印，将来要改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悲
每当我看到一些学生家长以摁手印代替签名时，总感到一种悲哀。上一代因贫困而成为文盲，因文盲而更加贫困，这种恶性循环不能在下一代身上继续，中华民族的振兴要靠全民族所有的人。
———石景山区黄庄打工子弟学校校长陈恩显
按照“希望工程助学进城计划”的部署，2004年，“希望工程农民工子女助学基金”将资助北京2000名家庭贫困农民工子女和已经失学的农民工子女。这个计划要帮助的，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农民工子女。或许是宣传力度不够，或许是“社群隔离”，一个星期过去了，居然没有一个北京市民打进热线电话说：“我认识一个农民工孩子，他需要帮助。”
中国青基会的工作人员，曾随意询问了一些市民，回答是：“没想过这件事。”“农民工肯定很苦，具体情况不了解。”“北京有那么多学校，还能没农民工子女上学的地方？”“那么多农民工孩子到北京上学，不是来侵占北京孩子的教育资源吗？”
中国青基会决定加大宣传力度，联合北京青基会和《新京报》，联合推出“寻找京城失学农民工子女”公益助学活动。一时间，中国青基会、北京青基会和十所打工子弟学校的申请热线电话，铃声不绝。
当日，8岁的胡玉蕊在父亲的带领下，从十几里外赶到昌平区马池口镇的赛伯打工子弟学校，填写了申请资助报名表，渴望能够得到资助，重新回到学校。
胡玉蕊来自内蒙古太仆寺旗，由于干旱等原因，连续几年家里收成甚微。一年前，胡玉蕊从村小学辍学，随母亲来到在北京打工的父亲胡登云身边。4年前，胡登云来到马池口镇后，一直在村里菜地打短工。胡玉蕊的母亲患有肠结核，每月除了生活费、房租后所剩无几。胡登云说，得知“寻找京城失学农民工子女”消息后，他便带着孩子匆匆赶来了。
我翻阅了中国青基会申请热线电话的记录，每一个电话都是一种倾诉，都是一种渴望：
我叫刘传利，前年来北京，现在岳各庄卖菜，一个月收入不到1000元。我孩子刘涛，已经9岁了，原来在河北老家念了一年书，去年跟他妈来北京，联系了几所小学，都没念上书。孩子再也不能耽误了，请你们帮帮忙。
我叫张丽，在中关村卖水果。有个女儿叫王小小，原来在一所打工小学读三年级。去年夏天，孩子爸爸摔了一跤，把腿摔断了，住了半个月医院，欠了5000多元债，现在还在家歇着。她爸爸一倒，小小只好休学回家，帮我看摊。想想孩子这么小就不读书了，做母亲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思
我们从来没有把外来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看成是一个包袱，而是把它当成全市基础教育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深圳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处长杨尊政
深圳是农民工最密集的一座城市。按照户籍管理制度，深圳将常住人口分为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至2003年，深圳的户籍人口为170万，非户籍人口则高达1000万。
在农民工最密集的深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现状如何？深圳市政府是如何解决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的？
在采访过程中，我非常想采访北京市有关教育部门——作为北京市官方的教育机构，他们掌握的情况应该是最全面的，材料也应该是最权威的。但是，我的几次要求，都被教育部门的官员婉言拒绝了。或许是“碰钉子”碰怕了，这次到深圳，我甚至做好了无功而返的准备。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凭着我们单位开的一张介绍信，我在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龙岗区教育局和市教育局畅通无阻，受到热情接待。
面对大量外来农民工子女涌入城市，如何解决他们的教育问题，南山区教育局社会力量办学办公室主任蓝万兴的观点是：“每个城市，原先都有它的布局，包括中小学的设置。现在，突然涌进这么多的外来农民工子女，肯定让城市的教育部门措手不及，一般来说，政府很难拿出大量的资金，筹建大批学校，招聘庞大的教师队伍来为他们服务。退一步说，即使城市有这种能力，将来外来农民工一旦减少，势必又会有大量学校空置，造成国家财产浪费。”他说，大力支持民办教育是唯一的出路。民办教育可以调动各方面的因素，办学机制十分灵活。筹办一所公办学校，从论证、立项到报批，拿到资金开始盖学校，还得找教师，没有两三年下不来。民办学校就不一样了，筹资渠道多，教师网上招聘，随叫随到；没有校舍，可以租用工厂厂房。快的，三五个月一所学校就办起来了。蓝万兴认为，我国的民办教育还缺乏发展的好环境，虽然《民办教育法》已经出台，但各级政府还是不够重视，或者说是口头上重视，实际上并不重视。我们这么个大国办教育，让民间资本进入很重要。
近3年，深圳市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向全市民办中小学投入办学经费近30亿元。目前，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68万，其中非户籍学生46万。全市25所民办中小学将89。2％的名额提供给了非户籍学生，共接纳了25万人。
1。2亿农民工，带着近2000万流动儿童走进城市，而且，随着流动人口政策的宽松，这个数量还会不断放大。他们受教育的状况的确没有理由不引起高度关注，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的前途事关国家的未来。
在贫穷、隔阂和受歧视中长大的孩子，将来会以怎样的心态和行为，来对待城市、城里人和我们这个社会？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是每个城市都要碰到的问题。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也是对每个城市的一种考验。
天鹅总会展开翅膀●雪小禅
第十四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闭幕，最佳女主角居然是84岁的金雅琴，半月之后的东京国际电影节，她再获殊荣，仍然是最佳女主角。记者采访她，她笑言自己，演了《我们俩》才知道怎么演戏，也许我真正的演员生涯80岁以后才开始。
我不禁笑了。老人的这种心态多么美妙啊。周围的人总是说自己老了，学东西太晚了，什么都记不住了，招聘会上，35岁以上的人基本就是中老年系列了，哪有她的豁达？
金雅琴是位老演员，演了一辈子戏，却没让人记住。84岁时，她在《我们俩》中扮演一位刁钻古怪的老太太，把房子租给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和女孩子由开始的敌视变成祖孙般的亲情，非常感人，让人几次落泪。金雅琴拍这个戏很难，耳朵听不到，眼睛也看不清，什么时候开拍她甚至也不知道，于是她就让导演举一面小红旗，红旗一落下就开始演——片子一点点地拍出来了，老人的敬业精神感动了所有人。
这部戏之后，她才被人熟知欣赏。她也说，自己的演员生涯从80岁开始。
我总觉得自己不再年轻，总觉得在单位应该享受更好的待遇，在“80后”的那帮女孩子们面前倚老卖老，总嚷这儿疼那儿疼，和84岁的金雅琴比起来，我还是小孩子啊。连她都认为自己的人生才刚开始，我怎么还敢给自己找各种借口？
去年夏天，我就想报班学芭蕾舞，因为少年时一直特别崇拜那些跳芭蕾舞的女孩子，总想变成其中一只小天鹅。可是我到了学校，看到那期芭蕾舞班的学员，最大的只有15岁，我简直是羊群里的一只骆驼，还不让人笑死？买好的鞋和衣服都放到了箱子里。
但现在我想去了。
周日去报名，教芭蕾舞的女孩子问我，“你要学？真是你吗？”
她大概没有见过30岁的女人还学什么芭蕾舞，我笑着点点头说：“是我，就是我。”这次我没有羞愧没有脸红，我就是要学芭蕾舞。
她们开始的不理解和嘲笑，最后变成了敬佩，我一不为上台演出，二不为名不为利，只为自己心中的那份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十多天之后，当我能站起来似一只小天鹅时，我幸福地笑了。
我愿意开始学自己想学的一切，因为我知道，人生，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那双天鹅的翅膀，会为我特意展开……
摘自《读者》2007年第09期P13
特别的赞美●李碧华
结婚将近十年了还常想起丈夫之外的另一个男人，说起来有点想入非非的不应该。但仔细地自我检讨，我想的是和他之间发生的一件事，又不是他那个人，根本谈不上心灵走私，心里也就抛开罪恶感了。
事实上，我没有半点虚假。那天在信义路上碰到他，我还特意绕了大半个圈子避免打招呼。对他，随便打招呼其实很多余。
之所以难忘那件与他有关的往事，实在是因为他一个不经意的心意与话语，竟改变了我的一生。到现在，他还不知道。
那是个落雨的午夜，我加班后返家。弱不禁风的我和一辆年迈失修的小车一起奔驰在福和桥上。突然“砰”的一声，我的小车被后面疾驶而来的大车撞得东倒西歪。车已半毁，人已吓瘫；雨，嘀嗒个没完没了。
是个微醺半醉的男人，一点点酒意，让他的声音透着松软温柔。恨透了酒鬼的我居然马上原谅了他，因为他下车奔过来准备营救与道歉的速度太快，快到我认定他绝对是个不闪避、能扛下责任的正人君子。
可以想象的，就是他没有任何迟疑地带我离开现场，送我回家，知悉我并无大碍后，留了一张名片。
小事一桩啦！人平安就好，那车早该功成身退了，不用太心疼。
第二天，天一放晴，我忘却昨夜的倒霉，心情像阳光般准备把文案漂亮地写出来。上了楼梯，一眼瞧见我桌上那盆鲜花。从来没有人知道我的生日，而该庆祝的任何好事在近半年内不曾发生过一件。
署名是……哦，原来是那个撞我车的冒失鬼。其实，那真是件不足挂齿的小事，小到我不想费一丝力气去处理它，就算这辈子未曾有男人送过花，我也不认为自己需要藉由“交通意外”来完成这一次。
冒失鬼显然想要经由我俩进一步的深交来表达歉意，并获得宽恕。松花之后一个星期五，他执意来“约”我。我的妈呀！穿条破牛仔裤上车被载到一家私人俱乐部的我，放眼一看，共有五男五女盛装端着香槟等我。那冒失鬼也没有特别介绍我是谁，只在坐定后跟我说，五男五女都是知己好友，他邀我来是因为：“想听一听意外中能保持镇定，意外后又保持善意的特别的女人说话。”
他告诉我，出入上流社会俱乐部是他工作的一部分，眼前所见的女子哪一个不是名门闺秀？可是，那个雨夜的意外相识，竟令他分秒无法忘怀：“你实在非常特别。”
一个三十八岁、毫无姿色的女子获得他如此真心且日复一日、益发热烈的赞美，只因我未违本性地不在乎？或是不拘小节地我行我素？
那以后的半年，我随他参加了无数令我内心冲击、生命丰富、无关风月的聚会，根本不必去深究他已婚或未婚，彼此只是用心去抓紧两个人如磁铁般互吸的那点由衷的相惜。
他甚至还带我回家见他父母，简单地介绍：“这辈子庆幸遇见的知己。”
相处相约的那一年，我深记他对我“特别”的慧眼赏识，以至于往后的每一个日子，即使他后来奉派外调，两人已完全没有联络，我都没忘记发扬他口中的“特别女孩”的特别，而让自己增添了无可言喻的自信及只有自己才能觉察出的前所未有的魅力。
凭着这股自信与魅力，我一年后遇见且捡到最后捡到的“大石头”老公。
冒失鬼，谢谢你那句特别的赞美，促成我特别的后半生。
摘自《读者》2007年第09期P43
逝去的儒者——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