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的一周内，恐慌加剧。10月20日，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跌幅达14。9％，创下东京证券下跌最高纪录。10月26日香港恒生指数狂泻1126点，跌幅达33。5％，创香港股市跌幅历史最高纪录，将自1986年11月以来的全部收益统统吞没。亚洲股市崩溃的信息又回传欧美，导致欧美的股市下泻。
据统计，在10月19日到26日的8天内，因股市狂跌损失的财富高达2万亿美元之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直接及间接损失总和3380亿美元的5。92倍。
1987年10月股市暴跌，首先影响到的还是那些富人。之前在9月15日《福布斯》杂志上公布的美国400名最富的人中，就有38人的名字从榜上抹去了。10月19日当天，当时的世界头号首富萨姆？沃尔顿就损失了21亿美元，丢掉了首富的位置。更悲惨的是那些将自己一生积蓄投入股市的普通民众，他们本来期望借着股市的牛气，赚一些养老的钱，结果一天功夫一生的积蓄便在跌落的股价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股市的震荡刚刚有所缓解，社会经济生活又陷入了恐慌的波动之中。银行破产、工厂关闭、企业大量裁员。
90年代初：日本股市暴跌使整个国家财富缩水近50％
在1987年10月17日美国“黑色星期一”过后，率先恢复的是日本股市，并且带动了全球股市的回升。此后，日本股市一直呈上升态势。1989年12月，东京交易所最后一次开市的日经平均股指高达38915点。进入90年代，股市价格旋即暴跌。到1990年10月份股指已跌破20000点。1992年4月1日东京证券市场的日经平均指数跌破了17000点，日本股市陷入恐慌。8月18日降至14309点，基本上回到了1985年的水平。
股市泡沫的破灭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一方面证券业空前萧条。1991年股市大幅下跌以来的两年中股票市场的交易量只有以往的20％。主要靠赚取交易手续费生存的200多家证券公司全部入不敷出，且经营赤字越来越大。日本经济形势急转直下，立即呈现设备投资停滞、企业库存增加、工业生产下降、经济增长缓慢的局面。影响所至，连房地产也未能幸免。房地产价格跌幅近半，整个国家的财富缩水了近50％。
1996年、2001年：中国股民最难忘的两次股灾
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股市发展历程较为短暂，但依然经历了两次惊心动魄的股灾。
一次发生在1996年。1996年国庆节后，股市全线飘红。从4月1日到12月9日，上证综合指数涨幅达120％，深证成份指数涨幅达340％。证监会连续发布了后来被称作“12道金牌”的各种规定和通知，意图降温，但行情仍节节攀高。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给股市定性：“最近一个时期的暴涨是不正常和非理性的。”涨势终于被遏止。上证指数开盘就到达跌停位置，除个别小盘股外，全日封死跌停，次日仍然跌停。全体持仓股民3天前的纸上富贵全部蒸发。另一次发生在2001年。当年7月26日，国有股减持在新股发行中正式开始，股市暴跌，沪指跌32。55点。到10月19日，沪指已从6月14日的2245点猛跌至1514点，50多只股票跌停。当年80％的投资者被套牢，基金净值缩水了40％，而券商佣金收入下降30％。
与国外股灾相比，中国股灾的发生原因不尽相同，但都有一些共性：股市的走势大大脱离经济的基本面，因此注定难以持续，一有风吹草动，便全线溃败，而股市中人则投机心态过盛，或风雨将至仍勉力为止，或追涨卖跌全凭感觉，终不免悲惨收场。
摘自《读者》2007年第18期46
全球化中的中国利益郑作时
世界是平的
全球精英分子们都曾关注一本书：《世界是平的》。
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在哥伦布发现地球是圆的之后，现在我们正面临一个轮回：世界变平了，是互联网和IT技术把圆形的地球拉平了。因为互联网和IT技术的出现，世界变得没有了差异。
世界变平了吗？至少对中国来说，看起来很像。
进入21世纪之后，发展中的中国热浪滚滚。全球化、资本大规模进入、证券热、人民币汇率重估，当入世为全世界打开了中国之门之后，中国开始变得烫手了。中国市场正在与世界接轨、中国公司一个接一个地被全球财团并购、手握重权的各国政要们纷至沓来，连全球投机大鳄索罗斯都连连声称要住到上海来。
作为一个后进国家和一个在工业化刚刚初步完成就遇上了信息化浪潮的国家，中国是幸运的。这个古老的文明在衰落了160年后，在她快速迈开追赶的步伐时，正好碰上了工业革命之后的又一次技术浪潮，在信息化浪潮中，中国在一些领域的后进反而成为优势。比如说中国可以直接用光纤组成自己的通信骨干网，而不必像很多西方国家一样痛苦地废弃以铜芯线为主体的通信网。而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互联网的出现，机会的分配开始出现均等的趋势，只要有互联网的地方就有可能接触最先进的产品和理念。这使这个拥有全球最多人口的国家在完成其现代化过程中呈现出格外多的商机，有谁愿意放弃在一个13亿人口的市场上开拓的机会？
于是在中国彻底打开国门之后，“全球化”一下子充斥了中国人的视野。头一天还是在美国某次会议上讨论的一个创业模式，第二天在中国就会有试图依葫芦画瓢实践的创业者。为什么要这样做？很简单，因为这是一个全球化的年代，我们必须抓住每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沿着这样的方向去做可以得到风险投资，可以在纽约或者伦敦的交易所上市——一句话，抓住了这样的机会就意味着成功。看看互联网行业吧，有多少照抄美国模式的IT人拼命造势，一夜成名，成了哪怕是烧光了风险投资也有名的英雄？上市是最终的目的，而成名则是一个副产品。成了名，再创业也就容易了。
在这个逻辑里，世界真是变平了。对于中国的创业者来说，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特别大的市场，你只要有模式和名声，资金完全不是一个问题。问题只是你有没有海归的经历，能否得到风险投资的青睐。
而另一方面，中国要成为世界工厂更是成了主流的声音。中国有什么理由不成为世界的工厂，这个国家有巨大的农村人口，他们需要进入城市来享受现代文明，让他们在工厂里找到工作是一个双赢的过程。他们得到了就业，世界则从这些源源不断而来的廉价劳动力身上得到了更便宜的中国产品。
中国的全球化是否走偏了？
越来越多的中国农民进入了城市，中国的出口也迅速上升，结果是整个国家快速繁荣。一切看起来似乎都顺理成章，反对的声音被湮没在黑暗里，成为一些小圈子的喁喁私语。
可人们怀疑的声音越来越大。一个谁也回避不了的问题出现了：中国到底是在为什么、为谁全球化？是为城市人口吗？数量众多的城市居民现在感到的是物价的上涨、工作压力的增大、无休无止的加班和越来越激烈的竞争。那么是为享受到城市文明的农民？进城民工更多地感受到的，是城市对他们的歧视，是无处安家的漂泊感、是下一代人不知把根扎在哪里的疑惑，还有超负荷的体力劳动。
几乎每个普通中国人都在为他的“老板”拼命。老板们的压力也不并小，企业里的老板们在烦心着自己的企业明天能不能生存，政府里的“老板”们关心着自己的政绩能不能得到上级的认可，大学教授则在为自己的学术地位、排名而“奋斗”。
而所有这些付出，中国人在总体上得到了什么呢？我们仅仅是在为中国越来越大的外汇储备而奋斗吗？是在为一套我们仅在深夜才回来睡觉的大房子和一辆在大城市速度比自行车快不了多少的豪华车而奋斗吗？或者我们还获得了一些自豪感，因为中国已经可以出口世界上最多的衬衫和鞋子，终于可以换回来一些高价的瑞士手表、德国菜刀还有美国运算速度更快一些的电脑？须知我们付出的，是中国几乎所有大城市的已经受到污染的空气、大量再也不能饮用的水源。甚至在付出了这些代价之后我们辛苦制造出来的衣服和鞋子，在国外却引来失业的抗议和焚烧的火焰！
是时候来反思了。中国到底为什么而全球化？
重要的前提
已经有经济学家提出：现在流行的全球化概念，对中国来说有一个极不公平又非常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在全球化要求的经济要素流动中，有一个要素是不能流动的，那就是人口。
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资源丰富，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工资低。所谓的“中国因素”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同时，对教育重视的传统使西方现代文明一经普及，立即就被中国人所学习和热爱。因此中国现在拥有了最大数量经过现代教育的劳动人口。但人口是不能任意流动的，西方国家拥有选择权，把签证发给他们需要的人，轻而易举就完成了教育资源与财富积累的跨国转移。
不仅如此，经济学上的要素流动还包括西方的资本可以自由地流动到中国，这些资本可以自由地选择在中国这个大市场中已经占有优势地位的企业进行并购。在资本的面前，决策者几乎很少能有不屈服的。在中国著名公司的名单里，我们已经可以列出一大批被跨国公司资本所掳去的名单。就算是不愿意屈服的如饮料企业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者，跨国公司达能都可拿出中国的法律使他处于两难境地。资本的威力，由此可见一斑。
世界是平的吗？是平的。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的是，对于中国而言，世界变平的前提是中国大部分人将生活在终日的奔波、无尽的劳作和污染的环境之中。而我们的辛苦劳作的成果，有相当部分随着西方高昂的能源原材料价格、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和中国富人迁移到国外去而流逝。
“低价”的困境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现在农业人口还占到一半以上的民族国家来说，全球化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中国转移了农业人口，而世界得到了更为便宜的商品。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全球化在中国形成这样一个副产品：我们生产了太多的廉价低技术产品，不仅在生产过程中破坏了自己的城乡环境，而且破坏了全球的产业生态，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也许钢铁行业的例子是最容易看清中国现在面临的僵局了。
在30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累积起大批钢铁企业，建立了全球数一数二的产能。但是这些令人自豪的产能数字给中国带来的，并不是什么值得自豪的财富。相反，它们给中国带来的，是全球三大铁矿石公司对钢铁原材料的集体涨价。而当这些企业买进了高价的原料后，它们生产出的产品却因为是初级产品而面临国内外同行的竞争而连提一句涨价的勇气都没有。无论是民营的还是国有的钢铁企业，都只能寄希望于自身压缩成本和技术进步来消化成本的上升。但技术进步又谈何容易，最简单的，无非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企业成本降低。中国企业压缩成本的努力，有观察者已经谈到，甚至连企业的门面——接待室里的空调，都必须由相当一级的主管来决定是否开启。
这是一个难以解开的僵局，似乎没有人掌握着解开这道难题的答案。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规则早已由发达国家制定完毕：技术应由专利决定，中国作为后进国家是一个付出代价者；利润由资本构成决定，中国因为金融体制上的落后还要继续付出代价；甚至像娃哈哈与达能这样的争议，结果也早已注定，现代法律体系已经成形，中国法律也基本将沿着差不多的道路前行。
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分散的企业在面对垄断的西方上游原料企业和下游零售企业（如沃尔玛）时，完全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这样的情形，在中国的土壤上一发酵，人们发现低价、更低的价格成为中国企业追求的唯一目标，逃税、使用童工、逃避环保费用、延长劳动时间、故意采用家庭作坊而不是大工厂化生产、故意使用人力而不是机械化生产，种种闻所未闻的手段在中国企业里都纷纷出现了。
片面地追求低价前提下的盈利使中国正在扩大的教育规模成为一种多余，也使追求技术进步在中国成为一种不经济的企业行为，因为有巨大的劳动力后备军和农村家庭急于通过工业化致富。在这样的前提下，除了福祉的增进，全球化也给中国现代化带来一个陷阱。
但是中国毕竟已经掌握了相当一批产品在全球最低成本的制造能力。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