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觉得很冷，却没想到竟然冻成这样。我好不容易移动了脚步，提着鞋，把文件塞进裤腰里，撩起长袍，跨上了石阶。至少，台阶还不至于发出响声。
由餐厅通向大门的石板地面也没出声。我小心扭动钥匙。房门无声地打开，放出了我这只黑乌鸦。我奔向街上，手里提着鞋。长袍飘荡，眉头紧张得缩成一团。我穿过市政厅的拱门，来到了广场。咖啡馆还亮着灯。人群中，有两个小伙子正拿着手枪朝天放空枪取乐。我躲在墙角里，重新穿上鞋。随后，我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向广场中心走去。
我恼怒不已。这些意外的情况耽搁了我赶上去普罗普里亚诺的末班车。我可不想走13公里山路！至多再等3小时吧。我不断诅咒着胖子：他此刻正张开着脚趾，双手叉在大肚子上，在圣马塞尔大街那套四居室带阳台的公馆里舒服地打鼾呢！
“神甫先生，跟我走吧？”
这不像是一个慈悲为怀的神枪手招呼我的声音，不像。原来，是库蒂奥尔开玩笑地注视着我。我一声不吭。
“是啊，神甫，我套中了你！你或许想利用圣灵活动，在拉埃蒂迪亚家里找到马耳他人吧？嗯？放心吧，我们早走在你前头了。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博尼什。你们保安局的人真让我们感到好笑。你等着吧，回到巴黎，我会马上找你们算账的！”
第二幕
11
勒杜太太正在熟睡，一阵连续不断的捶门声把她惊醒了。她睁开眼睛，听见楼梯平台上有人在悄悄说话，便打开床头灯。6点了。
她不安地下了床，拾起扔在地毯上的晨衣，披在身上。随后，她赤着双脚，走到门房间玻璃门的门帘后面。
“是谁啊？”她喃喃抱怨着。
“警察，”一个声音回答，“我们要找您。”
勒杜太太喉咙像打了结，散乱着头发，不情愿地开了门。两个人走进门来：一个叼着烟头发黄的棕发矮子，一个戴着华达呢帽的高个青年。勒杜太太又抱怨起来了：
“这是吵醒人家的时候吗？你们总以为可以横冲直撞，真是的……”
“闭嘴，”叼烟头的那人出示了一张画有红蓝斜条的证件。“图森·费鲁齐是住在这里吗，嗯？”
女门房示意他放低嗓门。她的房客们还睡着呢。要是他们得知是警察来登门造访……
库蒂奥尔警长走进了散发着难闻气味的漆黑房间。床上杂乱无章，上方端端正正地挂着一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军人照片。那人头戴钢盔，腿缠绑带，身穿天蓝色士兵服。插在镜框上的冬青树枝，似乎给那人带来了好闻的清香。窗角的桌子中央，放着两瓶几乎见了底的苹果酒和一只脏酒杯。戈丹式火炉周围的地毯上满是煤灰。
“是的，是住这儿，”勒杜太太决定实话实说，“他到底干了些什么，要劳你们到这里来吵醒大伙？”
“他死了。”库蒂奥尔说。
勒杜太太刚清醒过来，库蒂奥尔就猛然提出一个干脆、冒昧的问题，几乎要使她惊跳起来：
“您这里有没有他的东西？”
有几双袜子。勒杜太太很清楚，还有一些衬衫。她前天下午给洗净烫平了。她本该在今天上午10点去图森先生的房间时交给他。她朝那叠浆洗好的衣服努努下巴，这又引起了一个近乎确信的发问：
“您很熟悉来找图森的人吧，嗯？我有言在先：您要是不说实话，我就把您抓起来。”
勒杜太太惊恐不安地睁大了眼睛，不，真的，费鲁齐先生从不会客。男人也好，女人也好，都没见他带进门。他是个安分、正派、慷慨的房客。勒杜太太不清楚他干的是什么职业，但他一定很有钱，这从他的生活排场上可以看出来。他怎么会死了呢？在哪死的？
“我一个人也不认识，局长先生。”
“我是警长，”库蒂奥尔纠正道，他嘴里的烟头不住地转来转去。“好吧。您作为证人和我们一起去搜查他的房间：这是法律。他住几楼？”
勒杜太太瞪大了双眼：
“四楼右边，局长先生。可是，为什么非要我去呢？”
库蒂奥尔耸耸肩，不予置答。他急于离开霉味浓重的破房间。勒杜太太把她级花晨衣的衣角重新束紧在粉红色长睡衣外面。
“可是，我没有钥匙……”
“我有，”库蒂奥尔回答，“在他口袋里找到的。快点，我们还有别的事要干呢。”
在房间里的搜寻很快就结束了。只消半个钟头，库蒂奥尔那警觉的眼睛就能扫遍最隐蔽的角落。书本都被逐页翻过，连盥洗室的药品箱都仔细地检查过了。
“您有碗橱钥匙吗？”库蒂奥尔问道。
确实，樱桃木碗橱还没被搜过。勒杜太太暗自庆幸。警察们在她房客屋里没找到什么牵连人的东西。她早就料到了，她很讨厌这个咬着烟头老爱咕哝的矮个子。他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碗橱里只有餐具。他们还想在碗橱里找到些什么呢？
“我可没有，局长先生，”她低声抱怨道，“数盆子可不是我份内的事！”
库蒂奥尔从桌子抽屉里找出一把螺丝刀。他将刀头插进橱门中缝，用力往外一撬。一阵断裂声以后，锁舌脱出了锁眼。橱门撬开了。看见那琳琅满目的陈列品，库蒂奥尔欣喜万分，而勒杜太大却惊愕不已：橱里有两支冲锋枪，一顶蒙面风帽，一把自动手枪，一副手套，四块假汽车牌照，三套假发，还有两个面具和一顶黑色羊毛风雨帽。
女门房呆呆地看着警长把这一堆装备摆到桌上。库蒂奥尔小心地用一块从抽屉里找出来的抹布包住手，逐个端详起每一样东西。“这大概是为了不搞乱手印。”她心想。她咽了一口口水。这会儿，她想起来了……每次她来收拾房间时，费鲁齐先生总是把碗橱锁得紧紧的。有一天，他还要她把盆碟放在碗槽里，让他自己放进橱里。碗橱顶上是只画框，他从不让她掸灰。大概那后面也藏着家伙吧？
她瞥了一眼库蒂奥尔，只见他蹲在地上，向各个角落察看。考虑停当后，勒杜太太觉得最好还是与他和解为好：谁知道事情会变得怎样呢？
“那画框，”她用手指指橱顶。
“什么，画框？”库蒂奥尔问道。他猛然转过身，竖直了烟头。
“他不让我碰那里！”
库蒂奥尔疑虑地望了她一眼。他走近碗橱，移开挂在墙上的那幅狩猎画。一阵金属响声把勒杜太太吓了一跳：一把钥匙掉在地上。一张纸飘了起来，又落在橱顶上。警长取过纸条。看着看着，他的脸上露出了喜色。看完后，他仔细地藏进自己的皮夹里。随后，他皱着眉头，拿起钥匙：
“这是什么，嗯？”他问道。
勒杜太太几乎要昏倒了。“这，”是费鲁齐的地下室钥匙。确切地说是她的，是费鲁齐搬来后借去的。地下室里尽是些废铜烂铁，他为什么要把钥匙藏到画框背后呢？奇怪！一连串的新发现搞得她精疲力竭。
“哦，”她叹了一口气，“这是我地下室的钥匙。他要我把地下室借给他……”
“好吧，”库蒂奥尔大声说，“我要告诉您一件事，亲爱的太太。我刚才找到的纸条、画框后面的钥匙，还有您偶然借给费鲁齐的地下室，这一切都告诉我，您知道不少事情，嗯？我们要看一下您的地下室，还有您的房间。然后，您多穿点衣服。我要把您带走。”
一切都发生在前一天晚上。从科西嘉疲乏、失望而归后，库蒂奥尔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是昂里奥打来的。他那勃艮第口音在旧听筒里嗡嗡直响。这电话机已老掉牙了，总署物资处只好通过加固焊接触点来将就应付，等待日后调拨和赊购新电话机时再更换。
“老伙计，你回来啦？”
库蒂奥尔扬起眉毛，望了一眼挂在窗口上方的六边形小圆钟。已经8点了。
“什么事啊，嗯？”
“我要和你聊聊。过来谈一会吧。”
库蒂奥尔披上风衣，默默走下司法警察总署那著名的楼梯，在二楼连接上诉法院副楼的门前停了下来。门关着。他低声抱怨着，又往下走去，穿过凯德索尔费佛停满了车辆、即将大修的院子，从少年犯法庭过道来到法院长廊。他径直来到法院顶楼的司法鉴定处门口。昂里奥就在那里等着他。
“什么事，阿道夫？”库蒂奥尔缓过气来，问道。“这么着急吗，嗯？”
昂里奥笑了笑，算是回答。奥诺雷气得差点把烟头掉了。
显微镜行家身材瘦小，他翻起一只眼皮观察同事的情绪，然后示意库蒂奥尔跟他来。走进一间当作实验室的顶楼小屋后，昂里奥自顾自地爬上一只螺旋高凳，转动着，沉思了一会。库蒂奥尔开始觉得，这位灵感大师演的戏太长了点。
昂里奥终于开了腔；
“那天，我对你说过，我找到了两个脚印。你还记得吗？”
“不错。怎么呢？”
“还有两只弹壳和一颗子弹？”
警长叹了一口气。昂里奥不该向他一点一滴地列举那些劳而无功的行动……他勉强点点头表示确认。
“那好，”昂里奥接下去说，“这两只弹壳是一个杀手射出的，此人在你去科西嘉时又干掉了图森·费鲁齐。他们没有告诉你吗？”
库蒂奥尔顿了几秒钟，才说：
“他们跟我说起过。”
他凝视着童年伙伴。起皱的长脸，头上出现了一缕灰发，一对浓眉向外挑出尖尖的眉梢。
“结论呢？”他发问道。
“很简单。杀死格拉尼乌茨、多丽丝·梅和费鲁齐的是同一把手枪。看来枪上装有消音器。我是从三个基本方面来考虑的：烟晕、灼印和火药都说明枪口高得很近。”
“结论呢？”库蒂奥尔有点恼怒地又问了一遍，“这么说，马耳他人接连杀了三个人，嗯？”
昂里奥当即否认：
我说的是同一件武器，不是同一个凶手！要知道，有两个人去了奥弗涅人家。如果说一个脚印的尺寸与坎布齐亚很近似，那另一个脚印就不是普通尺码了。35码尺寸的脚并不多见，对不对？”
昂里奥从螺旋高凳上跳下来。他走近卡片柜，打开术门，取出一张写满字的卡片：
“……小尺码的脚印并不多。那家伙用了火焰切割器，开的是标致牌轿车，其余就不清楚了。我能从露草里测出轮胎的间距，精度可达几毫米，还有排气消音器中排出的石棉粉屑。只消让你手下的情报员走一趟，就能知道谁符合这三个条件。”
“你以为我笨得连这点都想不到吗？探子是干什么用的？告诉你，明天早上，我要去搜查费鲁齐家。”
在跟库蒂奥尔警长走之前，克雷芒蒂娜·勒杜太太一口气喝了两杯苹果酒，还是提不起精神来。经过两小时的盘诘，她已被折磨得精疲力竭了。她只觉得时而焦躁不安，时而惊慌失措。望着身边的三个警察，她愈加胆战心惊。两个瘦子站在那里，头发散乱，龇牙咧嘴的。另一个是这伙人中最厉害的。他跨坐在椅子上，低着额头，一双手像摔跤运动员一样。身后，一个手持冲锋枪的治安警察守在门边，不住打着哈欠，旁观审讯的过程。
克雷芒蒂娜·勒杜叹了一口气。她抬起手，撩撩凌乱地披散在肩头的花白头发。直到现在，她依然支撑着。她既不知道刚死去的图森先生结交些什么人，也不清楚他是如何安排日程的。要是这个叼着烟头的警察以为自己是在骗他，那可太冤枉了。克雷芒蒂娜一无所知。这一点，她已经不知重复了多少遍。这时刻可真难熬。凭什么她要受这份罪呢？
她包里的东西全被抖落在写字台上。看到那张从未想到要更换的过期身份证在他们手里传来传去，她实在受不了。警察还仔细地打量刻有德迪翁布东汽车商标的老式钥匙圈，检查倒空零钱的钱包，传看因肝硬化死在巴黎盲人院的丈夫阿梅代·勒杜发黄的照片。
克雷芒蒂娜放下磨得绿乎乎的连衣裙袖子，遮住她那双又粗又短的手臂。她感到很冷。库蒂奥尔把钥匙圈拿在手里抛着玩。克雷芒蒂娜气得要命。可是，她还得解释地下室装满金币和钞票的箱子是怎么回事！这个一直保持沉默的坏脾气女人开始让库蒂奥尔恼火了。
库蒂奥尔决定狠狠地吓唬她一下：
“您既然不想开口，那我告诉您，我对这箱子是怎么想的吧……您花钱雇了几个本地流氓来杀掉图森·费鲁齐。策划了好久吧，嗯？想吞下那笔钱！”
吓掉魂的克雷芒蒂娜好像坐到了重罪法庭上。她猛然想起了影片《侦探》中的一句话：
“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