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走进车站的玻璃天棚。他没有回头。几小时后，就可以到比利时了。这次逃亡的第一条边境线是容易过去的，但他的高度警觉并未因此而稍减。以后么……
“阿姆斯特丹”快车已经停在车站。马耳他人坐到了预订的第二节车厢座位上。大钟的长针竖直了。另一种生活开始了。
威廉·卡林顿大夫埋头看起《泰晤士报》来。
第三幕
14
“好啊，博尼什。我恭喜你了！到手的马耳他人居然溜走了，真有你的！你是怎么搞的？我简直认不得你了。”
可我对胖子的火气了解得很清楚。自从在他的庇护下去科西嘉走了一趟后，我已经看够了他的各种脸色。不过，对他那尖刻、蕴怒的话语中流露出来的蔑视，我还是感到很吃惊。他气得几乎要从局长宝座上蹦跳起来了。
“我在对你说话，博尼什，你听见吗？”维歇纳接着说。当他看见我那套鸡爪花纹呢衣服时，更恼火了。“你究竟是怎么搞的？怎么啦，说到底，马里亚尼从你的鼻子底下走过去，你居然没想到要盯住他？部长要是知道这事，会有你好瞧的。你放心好了，博尼什，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的。”
他激动起来了，把一肚子恶气朝我身上发泄。我泰然自若地迎受着暴风雨的袭击。管他部长知道不知道，我毫不在乎。终于，我开口说：
“头，库蒂奥尔也不比我们干得更好。那天夜里，他们也是眼睁睁地看着约瑟夫和矮子溜走的。”
胖子耸耸肩。他瞪大眼睛打量着我，目光里流露出明显的不信任。
“好吧，咱们等着瞧，”他低声抱怨一声，“我等着你的证据。真怪，你总要找点理由来反驳我对你的指责。难道别人是笨蛋，你也可以做笨蛋吗！你是我的人，博尼什，你总是忘记这一点。所以我警告你，这样下去可不行。矮子是链条上最脆弱的一环。要是库蒂奥尔逮住了他，逼他招出马耳他人的藏身地，你不会有好果子吃的。这可是我说的！”
我极力抑制住猛然冲上心头的怒火，转而牵动嘴角一笑，反驳着：
“眼下，库蒂奥尔什么人也逮不着。我甚至可以对您说，他把赌注都押在逮捕矮子上面了。但他失算了，标致车用的是假牌照……”
“你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也这样想过。我看过了他的档案。他在出克莱尔沃总监狱时留下的地址，是烈士街他情妇安奈特·科尔迪埃家的地址。我怀疑她是否还活着。我正想上那儿去，您把我叫来了……”
“那你还等什么？快去，我的天哪！我一直对你说，勤奋是幸运之母！”
每次，他总要用一句喜爱的格言来教训人。这会儿，胖子两眼直盯着我足足有几秒钟，好让我沉浸在我的思绪里。然后，他转过身去，一屁股倒在绿色安乐椅里。
我正要关上办公室的门离去时，他又叫住了我。我把门微微打开了一点。
“另外，”他叹息一声，“你在科西嘉人那里的活动也没什么可骄傲的！你带回来的那堆文件没什么价值。可以说毫无价值。你退步了，伙计，退步了……”
此刻的胖子就像一只泄了气的轮胎。他脱下玳瑁架宽边眼镜，放在桌上，取出方格子手帕，揩拭起额头来。
“库蒂奥尔和你不同，”他接着说，“他不会只盯着一个陷阱转悠。他来回奔走，见机行事。他一刻不停地传讯证人和死者的邻居，还有那些嫌疑分子……我很了解库蒂奥尔。他是个真正的警察，受过正统的训练，从不计较得失，连日连夜地工作。我敢打包票，他很快就会找到有关马耳他人的线索，三下二下把你的这个案子了结了。”
我扣上了房门。我好像在哪儿听到过这话。
“有两位先生要找您，先生。”
这一次，几内亚男仆玛玛杜那惊愕的目光和悦耳的声调没能讨好吉诺·托利。两位先生，这只会是警察。一清早就不得安宁。
“他们向你通报姓名了吗？”
“没有。他们只说是‘警察局的’，先生。”
“让他们进来。”
“是，先生。我让他们进来。可是，我也要藏到一个角落里，万一他们想难为先生呢？”
“警察是我的朋友，玛玛杜。回你的房间去吧。”
对库蒂奥尔和布依格的双色名片，吉诺·托利连瞧都不瞧一眼。他始终认为，政府花这笔印刷费纯属浪费。警察的名片就贴在他们的脸上。
“请，”他说，“请坐。你们屈尊光临敝舍，不知有何贵干？”
库蒂奥尔嘴上的烟头随着他的目光一起撒向布依格。这目光意味着：“看来他并没有显得很激动。这老恶棍。他没把我们当儿戏，这才好呢！”
“刑警大队警长库蒂奥尔，”他咕哝了一声，“我的助手，布依格警官。”
在托利从乌木匣里抽出一支达维多夫牌雪茄缓缓点燃时，库蒂奥尔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放在他眼前：
“法官委托我对谋杀案进行调查。你也许知道我说的是哪一桩谋杀案吧？我要听取所有证人的证词，执行一切必要的搜查和拘押！”
托利无动于衷地吐着蓝烟圈。他明白了。不过，这两个刑警大队的家伙能指控他什么呢？费鲁齐已经死了，约瑟夫或矮子都不可能供出自己来！
“我既不清楚您说的是谁，也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他说。
“是您的朋友煤炭商保尔·格拉尼乌茨谋杀案。这您是知道的吧，嗯？”
“跟大家一样……”
“凶手是您的朋友图森·费鲁齐。”
托利极其傲慢地耸了耸肩，这腔调惹得库蒂奥尔直想发作。
“我到处都有朋友。警察局里也有。”
他衔着达维多夫雪茄，嘲弄地看着库蒂奥尔嘴边的烟头。库蒂奥尔又开口说：
“您是很久以前见到过费鲁齐的吧？”
“半个月，三个礼拜吧……他给我送来了房租收据。为了救他的急，我把在蒂埃雷巷租下的一个套房转租给他了。我所知道的，就是他总是按时付钱给我。”
“用什么钱支付？”布依格粗暴地问道。
托利的肩膀又耸了起来：
“这我不清楚。他有他的生意，我有我的买卖，尊敬的先生。您去问他吧。”
库蒂奥尔的烟头表明，他已经不耐烦了。他的脸涨得通红：
“我提请您注意，您是在和代表预审法官执行任务的警察说话。我可以拘留您。”
托利觉得他有点离题了。他转入了战略反攻：
“请原谅，不过您也应该明白，在纳伊居住区里，一个正直的生意人被带到警察局，这会多么令人难堪……您问过治安警察了吗？”
库蒂奥尔没有回答。他当然问过那个大胡子比利时人，但碰了一鼻子灰。他猜测着体面的吉诺·托利每次至少要塞给那人多少小费……布依格像拍卖行估价员一样，准确地估量着那些拿破仑时代式样的家具、地毯和油画的价值……光一个房间就有那么多货色！要是整幢楼估下来，该值多少钱！大概比十个勤勉的国家公务员工作一辈子的总收入还要多。
“煤炭商的死，”库蒂奥尔又问，“一定使您很难过吧，嗯？”
“非常难过，警长先生。除了失去了一位朋友外，我还少了一个隐名的合伙人……”
“说下去！……”
“为了帮助我创业，保尔确实出了不少钱，我用现金支付他应得的利息，并打算尽快把本金还给他。”
“好极了，”库蒂奥尔赞赏道，“你们在哪个公证人面前立的约？”
“我讨厌中间人，”托利说，“我们是作为完全信赖的朋友来商量此事的……只写了一张借据……”
“明白了。我想，煤炭商是不会把这张朋友之间签过字的纸条扔掉的吧？他想必是把它放进银行保险箱里了，谁知道呢？也许是放在他的私人保险箱里了？”
这时，托利好不容易才咬住了烟头。他极力控制着自己。圈套开始收紧了。费鲁齐肯定把那张该死的借据拿回来了，可是他拿著有什么用呢？图森是个蠢货。不错，只是个杀手而已。可是那个矮子……他极为冷漠地回答：
“只要哪一天他的继承人一来，我就会知道的……我也很奇怪，他们到现在还没来找我……”
“除非是纸条不见了，”库蒂奥尔接口说。他趁势又点了一支香烟。
像托利刚才的姿态一样，他也吐起烟圈，接着说：
“您觉得这很奇怪吗，嗯？这纸条再也找不到了！听着，我来给您讲个故事：一天，有个叫托利的人，他在那张借据上签过字，把一只装满钱的小箱子交给一个名叫费鲁齐的杀手，让他干掉煤炭商。看见了一叠叠放在皮箱里的钞票，煤炭商打开了保险箱。他取出借据，交给来人，想取回钱……正在这时……”
“这故事太荒谬了，”托利打断了他，“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亲自去呢？……”
“因为你只不过是个色情夜总会的老板，你根本没胆量干掉煤炭商和在场的那个女人！可是，又必须杀掉煤炭商，才能拿回那张要命的纸条……我的故事不合乎逻辑吗？”
“我不许您用‘你’称呼我，”托利说，他有点不知所措了。
“可以，可以。那就发发善心吧……请您告诉我，谁杀了保尔·格拉尼乌茨？”
“马耳他人。你们很清楚！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争风吃醋的惨剧……所有的报纸都是这么说的！”
“不，托利先生。是费鲁齐杀了他。您的朋友费鲁齐。我在他的住处找到了您的借据。还有在女门房——也许是他的情人——地下室里的钱。如果是马耳他人于的，钱不会出现在蒂埃雷巷。至于说这个争风吃醋的故事，马耳他人的神经比这更坚强……我说，您对马耳他人的印象如何？”
吉诺绝望地寻找着答词。直到那天晚上马耳他人突然出现之前，他还只闻其名不知其人。可是，这个阴险的警察是不可能知道那次来访的……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他说，“我不和闯窃犯来往，即使他们是我的同乡。”
“那当然，”库蒂奥尔说，“这可不是您的专长。太危险了。不如风化场、黄色电影放映室的钱来得保险，嗯？”
托利一副义愤填膺的口气：
“警长先生，和任何别的旅馆一样，我的旅馆接待的都是些夫妻，至于是否是合法夫妻这就不清楚了。我从不在马路上拉客，也不让妓女登门。我并没有触犯法律。现在，既然您认为我不是这么回事，那肯定是您错了。您可以去问问你们的风化警察同事，我是否为他们出过力……”
“知道，知道，”库蒂奥尔咕哝一声，“那又怎么样呢？”
他站了起来，有点不安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对房间里的豪华摆设毫不动心。托利的伪君子面目使他很恼火。他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没有发作，心平气和地开口道：
“我想，您一定也从报纸上知道了：马耳他人在樊塞纳森林里千掉了费鲁齐？”
“不错，从报纸上！假如我相信报纸所说的一切事情的话！”
“您是否还知道，杀死煤炭商、多丽丝·梅和费鲁齐的凶手用的是同一把手枪？”
托利喉咙干涸，耸耸肩不作回答。在这个五短身材、神情固执的警察的话题里，出现了危险的转折，可他抓住自己什么把柄了吗？什么也没有。要不然，他不至于会在谈话开始时，停止以“你”称呼，也许早就把自己带走了……既然是同一件武器，那就证明是同一凶手使用的，也就是说，马耳他人就是凶手……
“您认识约瑟夫·马里亚尼吗？”
这突如其来的发问并没有使托利吃惊。他早就预料到了。
“所有的科西嘉人都认识他，警长先生。他开的酒吧是我们同乡人聚会的地方。这其中有歌手、律师、法官……”
“还有流氓，”库蒂奥尔打断了他，“尤其是像矮子和坎布齐亚这类货色。很奇怪：您居然没有见过马耳他人。好吧，既然您不承认……不管怎么说，我会得到证据的……”
托利极力用毫无意义的笑容来掩饰自己的担忧……就在今天早上，他给律师打了个电话，要求赶紧安排一次会面。这位收费昂贵的顾问律师刚过完复活节假期回来，只能在两天后才能见到他。他在电话里简单地向律师谈了情况：一封在胁迫下写的信有没有法律价值？律师给他吃了颗定心丸。可也说不定是为了摆脱他的纠缠呢？律师似乎显得很紧张：要是警察局侦听了电话内容怎么办？
“什么证据，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