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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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 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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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电话到站里,向新任的部长询问,语气中夹杂着失意和不满,直接打到大
使馆的公开电话在说:“你们到底要不要他?我必须给他一个答复!”
    虽看不到部长的脸色,但我可以感觉到他吃了一惊:“晤,晤,请等一等。”
他停下来与其他人商量。
    “行。你答复他可以。我们见面再细谈。”
    绿灯亮了。
    东京情报站在过去的七年中,至少有20个或更多的情报官一次又一次地企图发
展像奥野一样的特工,但都失败了。奥野是我们第一个“渗透间谍”。
    站里开始觉得这事难以置信,所以迟迟没有答复我。五年后,当我提及当时没
有人对我的紧急请求作答复时,当时的副站长满怀歉意地承认他有责任。他解释说
开始他无法相信我的报告,把它当作谎报邀功,未予重视,以为是早些时候他给我
鼓舞士气而引起的。
    第一个“渗透间谍”发展成功了。这成了东京站的当月成果、季度成果和年度
成果,一遍遍地上报。
    我开始出名了。同事们对我的日常问候也从“保罗,你好厂变成了“有什么需
要我帮忙的吗,保罗?”
    对奥野的工作成了难点,耗费颇多,但是极有价值。他不单单自己能弄到“硬”
情报,而且还厚颜无耻地提出经费要求,声称可以在一个我们无法想象的关键部门,
建立一个情报网。我们觉得他太不知趣了,拒绝了他的请求。由此也可见,中情局
在这方面非常保守。
    他的建议极具诱惑性,虽然我并不完全信任他,但他的确有这个能力和胆量。
我的联络官是个斤斤计较的人,他考虑得更多的则是奥野提出的经费要求,而不是
空头支票般的情报许诺中的画饼的幻想。
    我们又发展了两个重要特工,这当中奥野起了关键作用。我后来的新任联络官
告诉我,那两个特工后来不只成为“渗透间谍”,还成为了“电子渗透间谍”,则
是渗透进那机构的电脑,所有的情报都一网打尽。
    我和妻子应邀参加了由美国大使馆举办的自助晚会。在晚会上,我见到了总站
长(COS )及其夫人,还见到了情报站的其他高级官员。这对于一个非官方掩护情
报官而言,是很不同寻常的,我猜想可能是站里的官员着意安排,想找机会见见我。
    他们都轻声祝贺我。很多外国人、外交官员、新闻记者和一些我认识的情报官
员参加了晚会。我和妻子在那呆了很久,直至夜深了才离开大使馆。
    后来我获知,那天与会的大多数人,不论是外国人还是美国人,其实都是以不
同身份为掩护的情报官员。
    不久,总站长夫妇知会副总站长夫妇,在部长家中宴请了我和和子。对于像我
一样的小字辈,这无疑是一种荣幸,尤其我还属非官方掩护情报人员,如此际遇更
是难得。为了减少我们暴露的风险,部长夫人还遣走了仆人,亲自下厨准备晚餐。
    这次成功使我在发展新特工方向有了名气,而且最终形成了我的工作特长。
    我们专门来探讨一下从敌方阵营中发展能取得“硬”情报的特工的重要性。
“硬”特工即通常人们所说的间谍,他们和帮助看管秘密处所、参加监视,或收集
和翻译公开资料的“援助”特工是不同的。
    毫无疑问,“间谍活动”是不可能脱离“间谍”进行的。所以,发展间谍是情
报活动中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也是每个情报官员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但这决不是
一项人人都能胜任的工作,需要敏锐的嗅觉、细致的工作作风和坚强的意志力。所
以,只有极少数优秀的人才,才能从事这项大多数业务官员都倍感羡慕的工作。
    有时也有贪功的情报官未经批准便发展特工,这无疑是急十求成的表现。
    因为发展特工是一项敏感的工作,所以,中情局为此制定了极其严格的规章制
度,是非有论,赏罚分明。那些未经批准即盲目发展特工的情报官,最终都会急得
直跺脚,害怕被发现后受到总部的惩诫。
    曾有一个胆大妄为的情报官,没有采取任何初步措施,就擅自发展特工。结果
仅和对方接触一次,就立即被局里招回,并予以开除。
    我们部长说,大概只有5 %的业务官员能领悟到这里面的“窍门”,成功地发
展特工。能够正确地发现、评估、培养、发展和招募间谍的人也因此可称得上是行
内的“明星”。
    作为一个新手,我仅用了短短的5 个星期,就完成了上述所有环节,顺利将奥
野发展为我们的特工。奥野正是站里这几年来着意寻找的那类特工。这当然是一件
值得庆贺的事。
    我个人认为,我的成功在于运气和时机,赌场上得来的直觉经验和对日本人的
了解也帮了大忙。这并不是什么即兴之作,而是水到渠成。
    拥有外交豁免权和受政府保护的业务官员,最适于操作和发展特工。
    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发展特工如果遭受失败,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是不可
接受的。
    要发展一个特工,首先要评估发展对象的价值、潜力和可靠性,同时权衡很多
这样那样的因素,包括他的种族、教育背景、家庭情况和个人倾向等等。
    如果行动失败,就会引起对方的警觉,从而可能使负责发展的情报官遭到生命
威胁。假如他受到官方保护,则可能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而遭对方驱逐出境。
    因此,发展特工过程中的每一步行动,都必须得到总部的批准。
    一般来说,发展特工不是非官方掩护情报官的任务,因为他们没有外交豁免权,
也不受政府保护,一旦行动失败,结果将更为严重。所以,只有在很偶然的情况下,
非官方掩护情报官才会参与发展特工的工作。
    我是用第三方护照、以记者的身份为掩护开展工作的,情形更为敏感,因此尤
其不适于承担发展特工的任务。
    拥有外交豁免权的官员最适于发展特工。招募者和发展对象间进行沟通时要使
用共同的语言,以利于营造和谐的气氛和增进相互了解。还要准备相应的应变措施,
以便一旦失败后能迅速脱身。
    在发展对象所处的环境不适于有外交豁免权的官员开展工作的情况下,就会指
派受政府保护的官员去当地执行发展任务,这样如有不测,中情局和政府就可因势
介人,并实施保护措施。
    培养发展对象的情报官一般不参与最后的招募行动,以避开可能发生的危险。
但如果他与发展对象关系融洽,只有他才能最后说服发展对象,保证成功招募的话,
他就会获委派,直接与发展对象摊牌。不论最后执行的是谁,所有参与过此事的人
都将共同分享成功的荣誉。
    我发现,中情局如果成功地发展了一个特工,那成功的果实就像一个魔饼,所
有参与的人平均瓜分,而且魔饼好像会自己长大一样,不管是多少人参与瓜分,每
块的大小依然如故。
    几年后我问起如果有75%的成功把握,能否向发展对象摊牌。回答是:“见鬼,
不行!要有95%左右的把握才行。”
    我有时并不遵循这个“95%原则”,但却时时将这个原则牢记在心头。
    在我从事特工招募的工作经历中,对方对我表示拒绝的情形共有6 次。不过没
有一次造成混乱和麻烦。大多数的发展对象在拒绝了我的要求后仍能同我保持朋友
关系,直到有一天我觉得应该和他们保持距离为止。他们绝大多数是工作较难开展
的“敌对”国家的政府官员。作为“培养人”,每一次我都不得不亲自出面“摊牌”,
因为没有其他人可以代替我,而且在当时的环境下,时间和机会也不允许他人出面。
    非官方掩护情报官一般只与已经招募的可靠特工联系,如果可能的话,也参与
对该特工所介绍的“二手特工”的考察和评估。
    我是一个例外,因为我很幸运,在参加工作的早期就有成功招募特工的事迹。
因而后来我竟以非官方掩护情报官的身份成为一个“招募专家”。这是我所始料不
及的。
    不过要说明,这是20年前的情况。到后来,虽然基本意思没什么改变,但规则
还是有一些松动,非官方掩护情报官可以更积极地参与特工发展工作,虽然这与其
主要任务相距甚远。
    在前苏联解体后,日本记者曾采访克格勃的奥利格·克鲁金中将。在谈到发展
特工时,这位将军说:“啥!发展地下特工!只有能工巧匠才能干这种活!很困难。
在我们所接触的美国人中,真会有人愿意成为我们的间谍吗?很难搞清他到底是不
是由中情局派来的。极其困难。只有在通过对他的家人和他的私生活进行一段时间
的观察后,才能下结论。”
    在那次采访中,克鲁金还谈到克格勃如何费尽心机以发展一名中情局人员成为
他们的特工,“我们虽然曾经处决过克格勃的特工,但是从来都没杀过美国人。”
    对于所谓“刺杀美国总统”,克鲁金说:“那只不过是小说里想象的故事,…
…我们从没想过。”
    克格勃很难招募到美国人或中情局人员作为其特工。不知道克鲁金是否知道中
情局的官员爱姆斯在1985年一路跑进苏联大使馆,把自己像礼物一样送给克格勃这
回事。(仍是难以想象,令人难以置信。)
    克格勃“从不杀害”任何美国人,虽然他们可能会处决他们自己的特工。克格
勃连想都没想过什么刺杀美国总统。但是却有美国人在所谓“并非虚构”的小说里
大肆虚构这些事。
    我们再回头说说奥野。
    他答应向我提供我们所需要的情报,常常是一些影印的文件,而我们则按月付
钱给“那些”向我们提供情报的人。我则扮演一个“好心的”中间人的角色。
    招募特工所要作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要他签署一份字据。这有点像是进入兄弟
会或黑帮——如果你喜欢这样说的话——的惯例一样。
    字据可以证明双方之间的确有合约存在,或证明该特工的确曾收受钱物。这也
是案官与特工之间的一条纽带。如果特工后来改变主意和反悔,字据还可起到威慑
作用,以防他到处胡说。
    不少特工不愿意签署任何字据,开始时感到心理极不平衡。他们会觉得这就好
比是签卖身契一样,会想象字据一旦泄漏会有什么后果。于是招募官员就要苦口婆
心地去说服他,打保票,甚至甜言蜜语,直到特工签字为正。
    事实上,特工叛变的行为是极少发生的,虽然我也曾遇到过一次(后面的章节
中将会谈到),还有一名特工被对方情报部门抓获,要他交待问题,可怜他已成为
案上之组,还能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较为常见的是缺乏慎重——把自己吹嘘成007 一类的人物。
    如果一个特工因为无法接触到所需要的情报而无法再提供情报,或由于某种原
因缺乏积极性,或特工或负责他的案官搬离了原先所在的城市,那么其特工使命即
告终结。
    具有重要价值的特工在签署字据时可以用假名,以防字据万一落入他人之手,
造成麻烦。字据内容其实很简单,仅包括日期、金额和签名。
    奥野是我发展的第一个特工。因此,第一次给他钱并要他签署字据的日子,对
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也是表明我的努力并没有白费的关键日子_(新特工所提供
的情报获得总部证实后,招募才算是成功的。)
    也可能是天意的安排,那天所发生的事竟成为我后来放弃掩护工作的起因。
    我选择在星期一的晚上和奥野见面,给他第一笔酬金。那天我计划早晨6 点上
班,下午4 点下班,以保证有充足的时间准备晚上7 点同奥野会面。
    站里对这事并不抱太大的希望,虽然我叮以理解,但还是感到有些不快。
    他们确实把我当作没有经验的新手,但却不知道我多么了解日本人的脾性。我
心里明白,我已踏上成功之路。奥野的一举一动,言语表情,都逃不过我的眼睛。
目前的进展都是对我有利的,我满怀信心,要证明给站里看我是对的。
    到目前为止,站里对奥野的认识仅限于我的报告。我下决心邀请我的联络官秘
密查看我和奥野的初次交易,以证明我所言不虚。此外,我想,联络官曾说过他从
没见过真正的特工,现在就让他见识见识活生生的地下特工吧。我和奥野将在一幢
大楼见面,我约好联络官在大楼的人口处先碰头。
    下午4 点,我正要从通讯社下班,我掩护工作的老板突然要我参加一个在7 :
30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不行,老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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