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身份不符的活动”。
一天早上，我看见这群白人中的一名从公园跑步回来——他穿了一件宾州大学
的上衣和一条加大洛杉矶分校的裤子，一种奇怪的搭配。我估计他讲英语，向他打
招呼，他只是含混不清地回答了一下。
我抄下了邮箱上的姓名，让总部调查。
几乎同时，在与豪华公寓相配的通常整洁的垃圾房里，我发现了一本日文妇女
杂志。杂志附带的特别封装部分含有《提高做爱技巧》的说明书，封口被粗野地扯
开了，可能用的是手指，很明显阅读者怀有强烈的渴望。有人用铅笔和希利尔文
（译者注：俄文的本源）在杂志的边上做了注释。
有几点很明确：阅读妇女杂志的人会讲俄语（？），而且此人日语很棒，能理
解艳情文章。另外，这种粗野的开启方式更可能属于男性。
我常有的奇妙的运气又来了，而且是大大地！如果有人没公正的理由能流利地
讲三到四门无关联的语言，间谍是被怀疑的第一职业。
大东京地区数以十万计的住宅里住着1500万人。我在这些人中以难以置信地运
气地搬进了一栋住着一群苏联间谍的房子里，而且这是在东京站做过调查以后。
就像闪电以后一定有雷鸣一样，总部的答复确认了我提交的所有名字是格鲁乌
官员，还有他们过去的活动，甚至还清楚地列出了他们的一些不受欢迎的记录。
（注：中情局不轻易地给谁加上“肯定是间谍官员”的标签，这种荣誉只能未自于
有记录的确凿证据。）
这群人中的一名“妻于”看上去像传说中的“美女蛇”。她皮肤白皙，眼睛深
蓝，美丽端庄而性感，极为整洁、那种慵倦的样子，如果一个男人不能立即想到她
在床上充满诱惑力的肉体，那他一定是性无能。我会说这是令人可怜的无能（不用
说，我的能力很强）。无论她拥有其它任何能力，似乎都是完全不重要的。
一天早上，我看见她在公寓附近的大百货公司空荡荡的顶层闲逛。此刻10点刚
过，她穿着一件高贵而暴露的衣服，还穿着一双高跟拖鞋。
我有些困惑了。我有在奇怪的时间到奇怪的地点去的习惯，但她早晨的这个时
候身着性感的晚礼服在这儿做什么呢？她要与某人会面？或者是在等鱼上钩，她的
目标会是我吗？不，不，不可能，（我不会那么幸运！）她可能以前从未仔细看过
我。我想我应该离开以免互相见面，可能她还有朋友或同伙埋伏在她周围。
显然这座大楼是格鲁乌情报人员主要的活动场所，可能是他们秘密的东京住宅
（苏联人对情报站的称呼）
，那个失去半截手臂、威严而有权威的人是“长住民”（站长）。他们可能拥
有这几套公寓。建立他们这些住处可是一笔不小的投资。
克格勃大都居住在苏联人住所周围，而格鲁乌则不像那样，他们人数更少，更
远离公众的视线。我也注意到在被年青人占据的两套公寓之一中常有生面孔迸出，
他们一般只呆两周左右。
我几次看见一名可爱的白人小姑娘进人对面那头目住的公寓。她看上去太小了，
只有5 岁或6 岁大，不像是他的女儿，可能是他的孙女。我5 岁大的儿子彼得迷上
了她（彼得，这可能是遗传）。彼得一直让我邀请那小姑娘，这意味着也要邀请他
的父母。
这可能是中情局和格鲁乌秘密情报人员在同一间屋内难得的聚会。
我要求东京站通知总部苏联局。
据我所知，站里没有根据我的要求采取过行动。我也没收到答复（通常，总应
该有某种形式的答复）。
唯一一次有机会见到东京站站长时，我着重强调已经确认格鲁乌成员与我同楼，
问他怎么办。
站长回答：“保罗，他们的人比你多。”
这又不是拔河比赛，我不信格鲁乌们知道我是谁，因为我的伪装身份很牢靠，
记录很于净，从未暴露过。
而且，像前面讲的那样，即使他们知道也不会杀了我。这不是007 厂小说。我
没什么可怕的。难道我的上级真的很关心我的安全？
从以前他们对我的方式来看，不像。站长肯定对我有不好的感觉。
（后来我回到美国与高级官员交谈以后，对此更加肯定。）
另外，可能苏联司的专家想找某种理由来东京，所以不要我的积极参与。
我清楚记得接受指示时那名想了解格鲁乌的官员的严肃表情。他没希望我将格
鲁乌包成圣诞礼物。轻视了他的要求，真不好意思。我想这可能是中情局失去的一
个绝好的机会。
至少，我们必须做我们这部分的工作，并让苏联局决定怎么做。如此接近格鲁
鸟巢穴的机会我们能有几次？
请让我再重复一遍：间谍活动是一场游戏，一场极为严肃的游戏，但仍然是游
戏。
我们住东京的时候，这种奇怪的共存现象持续了整整3 年。我儿子对那名小姑
娘的迷恋很快就褪去了。在我们想不起的某个时候，小姑娘不见了。
那些年青的情报官员和他们的头儿很不相同。头儿过很长的暑假，他的车，一
辆沃尔沃，留在了车库中。
车停在那里时没人碰它。我和那些年青人偶尔以微笑致意，但从没说过话。
直到今天，我仍然相信他们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即使他们真的知道，他们也
没有管我，因为我从来未有被监视的感觉。如果他们真的察觉了我的真实身份，虽
然我不相信，那么这是一场“生存和让其生存”的游戏。
当走出所住的楼时，我变得加倍小心。必须出去到公用电话亭打的电话成了要
走过几个街区的烦人工作。
我仍然相信我们应该对这些格鲁乌情报官员采取一些行动。
不是吗？生命的意义就是尝试，而不是在最安全的路上迈出最确定的步伐。不
幸的是，中情局这个使人立刻联想起冒险的组织正在失去它最初的特点，而世俗的
官僚主义习气却在漫延，每个人都热衷于能够自保的任务。
我从未期望生命从诞生到死亡是一条平静、安全、舒适和好运、能轻易走过的
路。相反，我所见到的生命充满了冲突、危险和迷惑这些我们憎恶但又必须承受和
试图克服的东西。
我们有时胜利，有时又失败。但是如果所有这些奋斗和抗争都被避开了，生命
一定会失去意义，不够精彩。
重要的是，我感觉自己在东京站里的工作环境正在恶化，我的行动和进取心一
直被我唯一的消息来源——梅日．尼打断和拒绝。我觉得自己被迫做一些平庸的工
作。如果给我更大的活动余地，我应该做得更好。
这不是我自夸，我过去的记录可以证明：我对语言、国家、人民及其心理的了
解程度使我比别的情报官员有特殊的优势。
后援工作也不是很好。在第二个年头，我不得不到日本的所得税务机关申报上
一年的所得税．但我没有任何有帮助的证明。
这已不是第一次了。第一次发生在我前次来日本。当时站里和总部没能给予证
明我收人所需的文件。这是可能暴露一名秘密情报官的严重事件。
在日本，一名外国居民必须有文件证明其收入来源，否则，他会被命令马上离
开这个国家。所以，申报所得税是维持可靠身份的重要部份。
前次，我被站长本人在不下1O个高级官员在场下训斥他问我为什么对如此重要
的事情没有准备（我猜测参加会议的高级官员是想帮助找出解决危机的办法．如果
他们能做到的话）。我很坦白地解释道，在此之前一年我已经警告过可能有这个危
机．并且一再重复，最后一次是在交税的最后期限前两个月用书面形式提出的。应
负直接责任的上级官员中有两人缺席（很自然！）这次“质询”，但站长在局里以
脑瓜灵光著称，他很明智，最后认识到不是我的错。
站长说：“你努力去做，看看能做些什么，这一类事情你干得很好。”
就是他当站长时，我第一次取得了招募的极大成功。
我高兴地听到表扬，但这并没有使我的工作进行得更容易。我仍然不得不去所
得税务所，却没有任何文件可以解释过去年零三个月我是如何生活的。
这一次我有了前一次的经验，但情况变得更糟。从我家穿过一条窄巷就到了我
要去申报所得税的税务所，很难解释一名没有收人的外国人会住在这个最富有的人
居住的街区。
头一次，我走到一排坐在桌子后面的税务人员前面。他们都在等着帮助所得税
申报人——多数是日本人。
我挑了一个看上去最年青的，我希望他是最没经验的，能够让我钻着空子。幸
运的是，我没有遇上什么麻烦。
但是！这次没有等着帮助纳税人的税务人员，他们都好像不睁眼就能够嗅出在
所得税上做假的人。我选择了一个年长和蔼的人，但他看上去就像在税务所中度过
了一生似的。
我隔着桌子坐在他们对面，向他出示了我几乎全部完整的部税务表格。我抬起
头，天呀，我仿佛清楚地看见了我公寓窗户的大特写。那名税务官员要做的只是留
意我的住址。他转过头说：“哦！你住在那里！”
我的好运又来了。我不需要解释一个没有收入或没收到汇款的外国家庭如何能
够在月租为1200美元的公寓中生活一年。
当那位有同情心的官员对我的“穷困”表示怜悯和鼓励时，我的眼睛湿润了。
所有这些问题和挫折堆积起来，使我内心受到折磨。我想我的胃溃疡又开始恶
化了。坏情绪使我和妻子经常爆发激烈的争吵。那对我的精神和性情都没有好处。
一天早晨，我突然感到腹部剧烈疼痛以致不能连续说话。我打电话给一个台湾
中学同学，他在东京最好的一家医院里做医生。
我朋友医术很高明，听我喘息着描述了一下，他正确估计到我得的是急性胰腺
炎，而不是胃穿孔（这两种病的特征都是剧烈疼痛）。他让我马上叫一辆计程车到
他的医院去。
我妻子真是个地道的日本人，她竟希望我能脱下皱皱的廉价睡衣，穿上“更体
面的衣服”。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向她吼叫，让她想想什么是应该优先考虑的，然
后独自一人蜷在计程车的后座上冲到医院。
我的情况很危险。感谢我的朋友，他知道外科手术用于急性胰腺炎很少成功，
我被施以药物治疗，在加护病房度过了五个日夜。
我被告知我打破了几项医院统计的记录。许多医生都在惊讶地谈论我的获救。
可能因为这是一次难得的经历，他们都想摸摸和感觉一下我疼痛的腹部。有人告诉
我，死神曾经从我身边擦过。我早已知道了。
我妻子快疯了。第一天，因为没有其它房间可用了，我被推到一间有6 张床的
房间。虽然我醒着，但被用了大剂量吗啡止疼。
我告诉和子我可能要“去”了。
不顾每一个人震惊的表情，我钟爱的妻于开始对我大叫：“你要去了是什么意
思？你不会死在这儿！你不应该这样死在这儿！你应该死于一次飞机失事！”
她指的是如果我死于飞机失事，将会自动获得美国捷运的航空保险，被赔偿50
万美元。我知道她的意思，给了她一个苍白的笑容。
后来，她笑着说：“我说这种话真不好意思。”
我告诉她：“你找一架肯定会失事的飞机，我会登上这架飞机的。”
第二大梅巴尼到医院来看我，劝我放松和不要担心以后。他将我妻子拉到一边
对她说：“不要告诉你丈夫。但你应该考虑到完全有可能被送回美国。”
当时梅里尼并不知道我得急性胰腺炎的后果。即使我的日本医生会讲英语，他
也没同他们谈过。虽然这种警告在行政上是对的，但这种过早的警告以及发布时鬼
鬼祟祟的行为却是梅里尼的个人特点。他怎样去顾及我妻子的焦虑和痛苦？他脑子
里没有想过这种情形下此种警告给一对夫妻带来的伤害？或许他一直对我可能被送
回美国感到幸灾乐祸。或许他对我极有可能死亡感到高兴。但他真的相信一个妻子
会将这种警告对她即将死去的丈夫保密？
梅巴尼认为我是一个专横的丈夫，这可能很自然地是从他惧内的角度出发得出
的结论。他不能理解的是更伟大的爱情是超越形式、语言和外表的。
梅巴尼一直认为我对待妻子的行为是“粗鲁和屈辱性的”。他也许不能理解我
妻子的不同想法。在我看来他关于婚姻的观点，只是一种陈旧肤浅的表面形式。一
张生日卡或周年时送一束花，没有就表明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