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的不同想法。在我看来他关于婚姻的观点，只是一种陈旧肤浅的表面形式。一
张生日卡或周年时送一束花，没有就表明缺乏爱意等等。他可能永远也不能理解我
妻子常对我开的玩笑。相反，他可能会得出结论：我妻子和我相互憎恨。
他也永远不能想象后来我会开心地笑我妻子曾经尖叫着提出有关50万元保险单
的事。
形式从来对我不重要。我们确实也送礼物——生日。父亲节、母亲节、圣诞节，
但大都是被要求或容易得到的。忠诚在我们家高于一切。我们用心，用爱情去拥抱
对方，而不是相互纠缠。
我在医院住了一个月，只有在后半段时间里才被允许吃有限的流食。
我的医生朋友几乎每天来看我，总是带来“新来病人死于急性胰腺炎的悲惨消
息”。他是我真正的老朋友，知道我们的友谊有多深厚，我们的关系不会因为这种
嘲弄和打趣而受到影响。
按照我朋友的说法，出院的时候，我是这段时间唯—一名活着走出这间大医院
的急性胰腺炎患者，我很抱歉破坏了这间医院完美的打击记录。
因为住院期间禁止我吸烟，所以我借此机会戒烟了。这不容易做到，但对我后
半生的健康极有益处。
从死亡的边缘回来看到自己的妻子和儿子，我彻底改变了优先考虑的对象。荣
誉感和诚实正直仍然高于生命和健康。但我仍然不知道上帝的存在。
与死神如此近地擦肩而过以后，死亡变得更不可怕，但生活，一种简单的活动，
却变得如此美好。事实上，我开始不冉惧怕任何东西。我唯一希望的是与妻子和儿
于共同拥抱每一天，而不用担心明天会怎么样。
天空，树木，花草，儿子天真而又牵挂的神情，妻于放松的表情——所有这些
都代表着一种新的美妙生活。
我被迫做深层次的思考，关于生命，关于我的生活，还有我在任何时候都有死
亡的可能性。
虽然有些太迟了，家庭责任第一次成为工作之上优先考虑的对象。我没有为降
低工作的重要性而感到内疚。我想和这样的上司一起工作，这只能是自然的结果。
忠诚应该是相互的，即使对于被教导要为事业献身的武士也是如此。
我没有饶恕那些清楚地以敌人面目出现的人，但我将他们的位置放得很低，介
于狗屎和枯叶之间。
又有几名特工被派给了我。
有一个在过去有价值的特工由梅旦尼掌握了将近两年。在交接的餐桌上，我注
意到梅旦尼对他很冷淡。我自己是名酒鬼，能够看出来那名特工爱喝酒，但梅旦尼
甚至没有给他喝完第一杯啤酒的时间。
这名特工有一个特殊的问题。由于一些我不愿讲的原因，这人直到二十五六岁
才知道阴茎除了小便以外还有其它用途。真难以想象。他的问题是怎样补偿失去的
时间和快乐。他正奋起直追。
他不能和梅旦尼这样的卫道士谈起自己的问题，转而向我敞开了心扉。每次见
面他都要我给他找个女人。我想帮他，但是这位晚熟的“唐磺”对待女人太粗鲁，
她们被他粗俗的亲近方式吓坏了。我不能告诉他：在女人面前他表现得像一个疯狂
的性饥渴者，而不像一个使人轻松的伙伴。
这名特工在他的组织中一直得到提升，地位和收人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提高，
他向我报怨：在梅旦尼手下他的报酬两年涨了5 次，在我手下一次也没有。
如果仅仅是为了阻止他不理睬我们的情报要求和阻止他宣称不再需要我们，我
当然试过为他争取加薪。
事实上，梅巴尼无视我多次请求，不允许我提高这名特工的薪水。这样在写我
的表现评价报告（或叫称职报告）时，梅旦尼可以提出足以绞杀我职业生涯的批评
：“不能掌握一名被证明有用的特工。”
还有另外的例子。
梅旦尼移交给我的特工最多只能算作不重要和平庸的那一类：看上去就像一条
普通的鱼，但已经臭了不能用了。他们正好处于梅旦尼那种级别。
梅旦尼想象不出我在以前的任务中所必须对付的那种人：困难的目标——敌方
情报官员、敌方大使、外交官和记者。挑战！刺激！危险！梅旦尼甚至在梦中都从
未遇到那样的人，所以他从不相信我与他们的关系。
我还被介绍给一些前途未知的“发展对象”，我尽力做好，但并不是因为我必
须那样做，只是出于我追求完美的本性。
问题在于这些能轻易到手的目标是否值得下功夫。我对这些指定目标抓得很紧
是因为不知在我的表现评价报告中会受到怎样的批评。
在与中情局合作的头10年里，我的表现评价报告等级一直较高，在很多项目中
得的是“出众”或“得力”
，总体等级是“工作得力”或更好。我从来不用担心这些。有一次当我的总体
评价跌到“熟练”时，我感到极大的伤害和羞愧。仿佛成为惯例一样，几乎每年都
有关于提升我的推荐。
这一次，我知道梅里尼会用工作评价报告进行报复并从中得到快感。
后来，我和一名高级官员谈话，他的工作与总检察官办公室有关。他只是通过
文件和传闻知道了我，对于我在梅里尼手下得到的可怜评价，他安慰我：“听着，
第二份评价报告会好过头一份就行了。”
我很感激他友善的言词。
但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特别是对于一名不能轻易接近自己档案的深潜秘密情
报官，后文将说明这点。
我只能粗略地记得梅里尼为我写的第一份工作评价报告很普通，而不是灾难性
的，可能他知道一下子与以前的记录差得太远看上去不太恰当。
这些事情再不能过份于扰我了。一旦你与死神擦肩而过，你的观点会彻底改变。
一份工作评价报告在你的生命中有多重要？尤其是一个不诚实的人写的报告？再有，
我已经知道不管我做什么都不会有所改观。
一组新的高级主管到了东京站。据传，我们的新部长以前在东京工作过。
如果他真的在东京工作过，那么他从以前的经历中什么也没学到。
通常我们每次召开秘密会议时会随机地选取一间高级饭店，并在会议当大或前
一天登记房间。而他担心房间里“装有窃听器”，甚至害怕我们的会议会被暗藏的
录像设备记录下来。
我完全认可一名情报官员应该具备的这种小心谨慎。事实上，我们有时也使用
这种设备。
但是在这种情形下，考虑一间我们经过随机方式细心选定的饭店会被事先装上
这种设备（被谁？）是一种愚蠢的念头。这里是东京，不是莫斯科。
最重要的是，我们不是“已知的可疑人物”。
东京的高级饭店常常挤满了度密月的新婚夫妇。怎样保守拥有这种录像设备的
可耻秘密呢？一旦秘密被揭穿饭店还能经营下去吗7 很奇怪，中情局的某些情报官
常犯这种“赏识偏执狂”。
毫无疑问，新来的部长从一开始就受到梅巴尼的影响，他用冷漠而带有敌意的
目光看着我，责备我不该经常利用一间叫做迈阿密的咖啡厅。他的意思是我安全意
识松懈。
对于我的“安全意识松懈”，他完全弄错了。我勇气很足，但我也很警惕和小
心。在安全问题上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若让他和许多老练的格鲁乌情报人员住在同一栋大楼里，我倒要看看他在变成
一个十足的神经病人之前能坚持多久。而他却为豪华饭店房间里暗藏的摄像机小题
大做。
我从来不会放松安全意识，毕竞那是非官方掩护的情报人员唯一的保护。
迈阿密咖啡店是连锁店，仅东京一地，如果没有400 家，至少也有200 家分店。
它们通常规模大，光线暗，价格不高，很安静，且经常轻声播放古典音乐，是情侣、
朋友以及间谍的理想去处。
但是新部长不顾他第一次责备后我的解释，再次批评我。
对此我有所准备。我告诉他，涉谷的五条街道在此交汇，站在任一角，便能看
见四或五条街上的四家迈阿密咖啡馆。因为我住在那附近并且我也数过。我使用的
是全东京不同的迈阿密咖啡馆而不是同一家。
他仍然坚持有“更安全”的咖啡馆，无疑他认为他的下属必须服从他这种“精
明”的指挥。
也许他认为他的级别高于我，因此在智力和阅历方面也优于我，所以，他可以
随意地叱责我。
真是一种令人可悲但常见的卑劣观念。
我用我所有的技巧和能力培养了一名年青的目标。他聪明，惹人喜爱。我与他
谈话，鼓励他，教他如何生活。按他的要求，我甚至带他去了按摩院，在那儿他急
切地献出了自c 的童贞之身。（事后，那按摩女郎向我抱怨这个年青人几乎是强奸
了她，我不得不向她道歉。）
如果会面频繁，培养一名目标通常只要3 个月或更短的时间，而一名重要和困
难的目标则需要经过长达6 个月精心策划的行动。
如我期待的那样，我的努力取得了效果，那目标告诉我他愿意做“几乎任何事”
来回报我的友谊。时机已经成熟了，只“等着采摘果实”。
招募报告必须由高层批准，尤其是对我这样自己掌握行动的极密情报官。
不能随便作成功保证。我猜测，由情报官员书写的接触报告和推荐书会被送到
站里的高级官员手中，最终由总部批准。
我多次提交报告，对批准过程的要点已经非常了解。这一次，处于我与东京站
之间的联络官梅巴尼不会顺利地满足我的要求，因为他从来没有过招募成功的记录。
现在机会来了，我们深潜极密情报官和一名新来的高级上管有一个秘密会议。
我从未见过或听说过他。他对待我们十分傲慢，有如对待贩夫走卒一般。
我乘这个机会问这位官员我的招募报告能否得到批准。
带着真诚和权威的神情，他说：“保罗，我看这件事中包含有恐吓的成份，我
们不……”
我大吃一惊。
我简单明了地向他解释，这个目标视我为兄长或父亲的化身，这里边绝对没有
恐吓，他是自愿服务的。
这位高级官员严肃地点点头，说他会查一下记录然后答复我。我假定他将另一
件事与之混淆了。
过了一个月，我又一次有机会见到了他并且问起批准招募的事。这一次，这位
高级官员好像已经准备好了要非难我。他用生气的口吻回答：“我告诉你了，保罗！
总部讨厌恐吓广我无话可说，我不相信地看着他冷漠的面孔。不管他的行为是否经
过深思熟虑，但他完全被人误导了。
我感觉到有一个针对我、针对事实的阴谋。
我无言地压制住自己的愤怒，心里极为轻视这名小男人。在我的眼中，他有辱
他所拥有的权力。
我没有必要为我的行动撒谎，如果有恐吓，我会说出来。我的原则和义务会驱
使我讲真话。
如果是恐吓，也是我知道并且是自愿做的，我不会为此感到内疚，因此我没理
由要隐瞒这件事情。恐吓是所有间谍技能的一部分，不用它（或像他说的“讨厌用
它”）只是因为很少起作用。
如果反对我的行动来自上层，那没办法。来自上层的反对是常有的，用不着生
气。
但这高级官员及东京站自上而下这么干，不是“弄错了公正”，而是“横施不
正”。
他们用完全虚假的事实来非难我。真实情况应该在记录里，除非记录被毁掉了，
否则每个人都可以看见。
他们不仅羞辱我的工作，还侮辱我作为一名情报官员的诚实与尊严。
我想知道总部对这次招募工作的细节到底了解多少，如果有，可能也极少。
这是结束的标志。我与站里一名聪明的朋友商量，他的建议是：“这名高级官
员极其狡诈和危险。如果他诬陷你骗了站里的钱，他会一直坚持他的指控，这样你
就完了。
忘记这件事吧。”
我听从了他的劝告。我必须生存下去。生存并不意味着全胜。有时，吞下一些
苦涩的损失是唯一的方式，这样能使自己坚持下去以期待更好的日子。东方的历史
给了我很多这方面的教训。
起初的协议是我在东京呆五年，但两年半以后，梅里尼和新来的部长向我宣布，
因为“差劲的表现”和其它一些我忘记了的说法，我在东京的使命将在第三年底结
束。
我受到了伤害，但我没有与他们争论。争论是徒劳的，留下来也是没意义的。
有这种上司，我应该离开。我能够在更肥沃的土地上取得更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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