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问“是吗”？答曰“不是”——按惯例得先进行无罪推定。根据是什么？想了很多条，觉得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从十八岁被划定为极右分子，二十余年间，为这顶帽子受尽了非人的磨难——就凭这一条，若干年来形形色色非左非右、时左时右、亦左亦右的政客、文棍、老变色龙和“破落户子弟”便没有资格对我在政治上作这样或那样的定性。为了证明言无虚谎，必须简要回顾一点历史，尽管我很不情愿又一次忍受揭开伤疤的痛苦。
严格地说，四十多年前那个初夏，当我犯下“向党和人民进攻”的极右罪行时，尚未满十八周岁，如果在今天，也许可以援引《未成年人保护法》来为自己开脱的。可惜，那时不兴这一套。我都有些什么具体“罪行”呢？大字报两张：第一张约两三百字，就肃反问题、胡风问题、南斯拉夫问题和学生科（管理学生的机构，那时编制紧，不像今天叫什么学工部或学工处）的职能作用，提出了一点简单的并且决无恶意的疑问；第二张则不过数十字，大意是既然要人家提意见，就应该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而不应反过来追究当事人。这张大字报是为我定案的主要材料，曾经被收辑到广东省编的《毒草集》第二卷。可以说决定我此后的命运，它是一个极重要的因素。我至今不很明白它何以会引起当权者那样强烈的反应，以至就在那个夏天，还没开展批判斗争，我就已经被划定为极右分子。
反右斗争是我走向成人生活的第一课，所受“教益”，理当牢记。可惜我偏偏是比较健忘的人，只记得“和风细雨”云云，言犹在耳，“暴风骤雨”却说来就来，至于群众斗争的宏大场面，当时未必不刻骨铭心，如今却已是模糊一片了。对于所谓的“批判斗争”，事后主要的感想是，人类在漫长的史前时期进行的大量围猎活动中，逐渐形成一种从玩味猎物的恐惧和痛苦中取乐的本能。进入文明史后，这种本能所渴求的快乐就从失去反抗能力的异族人、异教徒和一切异己分子身上去得到满足。壮观者如罗马克里色姆竞技场，惨烈者如圣·巴托罗缪之夜，声势浩大者如1936年反犹太法颁布后的柏林或汉堡……至于个人记忆中的某些面孔上洋溢着的那份从“斗争”中所获得的兴奋和愉悦，无疑也是这种本能的极好的证明。在历史上好的或坏的政治在这里有一处极明显的分野：前者压抑这种本能，不给它提供发泄的机会；后者却诱导和培育它，使之不断发育膨胀。谢泳有本书叫《中国知识分子自杀考察报告》，简而言之，自杀几乎无一不是不堪被围猎的痛苦和恐惧而作出的选择。我不相信有哪位领略过真正高标准的“批判斗争”滋味的人，没有萌发过死的念头，活下来的总是顶过了或错过了那最揪心的一刻。
斗争高潮过去以后，决非境遇改善之时，因为兽性一经煽起，不加强制，就不会自行收敛。体验过了残害他人的快乐，一而再，再而三，不仅不会餍足，相反会变着方儿把这种享受简单化、日常化，就如瘾君子从抽鸦片的繁文缛节中解脱出来，改为注射海洛因一样。而且定案而尚未处理的右派已经从围场上的猎物变成俎上之鱼肉，剁砍的花样之多就毋庸赘述了，就算有人愿意听，我也从未在人前诉说，因为那不仅是戳弄自己的伤疤，而且也难免予人以量小非君子的感觉。总之，种种的孤立和歧视、无端的侮辱和凌逼，给一个十多岁的血气方刚的学生带来的打击和折磨，实在是前人难以想像，后人也无法领会的。当时的我，对眼前的一切，既不能理解，更缺乏“经验”，于是只能听任本能来对付，能忍则忍，实在忍不下去了就顶，而顶的结果是不问可知的。为了“挽救”我，一位刚从军队调来的党委书记与我谈话，要我“清醒头脑”，正视自己面对的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可当时的我哪里懂得什么是“严肃的政治斗争”呢？不堪侮辱时仍然反抗如故。最后，争当左派的师生们动了“公愤”，在他们多次“强烈要求”下，学校当局决定将我送进劳改队去。
据说当局曾因为我的年轻而有过在处理上网开一面的想法；即后来的所谓“给出路”，具体地说就是下农村监督劳动。但“左派”们不同意，“强烈要求”送专政机关。大约由于两种意见的相持，使我在校园内比别的右派多呆了一些日子，得以旁观了反右的余兴节目——“交心”和“拔白旗”。在从反右开始到我被逐出学校的一年多里，我目睹了中国知识分子劣根性 （或曰丑恶本质）的淋漓尽致的表演：为谄媚权力而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为追求显达而欺师卖友、告密栽赃；为保全一己而瞒心昧己、落井下石……种种丑态，不一而足。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生）基本上是在传统教育背景下成长的，劣根性的形成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关系不大，后来叱咤一时的“红色接班人”、“大院子里的孩子”之类群体此时还没有来得及长大，但纵观历次运动，新老知识分子的表现却大体相同，不过是越往后者，越多一份凶悍和无耻而已。由此足见，他们的表现不是源自一种政治观点，而是源自一种民族劣根性，那似乎也已经成为一种本能——出于利己的目的而“随着权力的锣声像猢狲一般起舞”。说得远一点，朱由检自杀之后，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朝官（自然是知识界的精英）向大顺政权表示效忠的事实就是这种劣根性的明证。
于是，我领悟到，右派和左派根本不是一种什么政治立场的分野，而只不过是个人命运成败利害的标志。人人争当左派，是因为左派意味着现实的利益；而一齐向右派投石块、吐唾沫，是因为右派丧失了反抗的能力，而且不再受任何保护，可以尽情凌辱，何况残害右派也正是通向左派的必经之途。尽管伟人曾经不失时机地高呼：“左派万岁！”“积极分子万岁！”但历史却证明，凡在政治运动中凭藉权力的保护乘势投机的左派积极分子没有什么好东西。我对这样的“左派”当然是十分憎恶而鄙视的，那么，逐渐的也就有了结论：自己只能当右派，也应该当右派。我“认罪”了。
然而，解决了“认罪”的问题，却未必就能甘心接受命运对我的虐待。为了像人一般生存，我屡捕屡逃，屡逃屡捕，直到在“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段名言的教诲下，感到自己离“灭亡”不过一步之遥时，才安静下来。用“捣乱”“失败”这样一个简单的推理句式概括我那二十年岁月，委实有点轻描淡写，就算遵循“历史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也该换另外一个更简练的说法，四个字：九死一生。文天祥《指南录后序》用排比句写出自己自镇江出逃后一连串与死神遭遇而最终幸免的险情。说实话，我曾面对过的死亡危机远比他多，冷死、饿死、累死、病死、拷掠而死、就地格杀……一共有多少次逼近我，实在无法统计。直到终于迎来“神州大地的第二次解放”，因为一再“捣乱”，以致我的平反文件大小达五件之多，而这些文件的炮制总是需要时间的，于是工作的分配比别人足足晚了两年。
既然“平反”，自然不会再被当作右派了吧？而且年复一年，看到有些当年的“左派”说话作文不断表示自己历史上的“右”，什么“差点划了右派”、“划了一个中右”、“定了右倾”、“一贯右倾”……之类说法满天飞，再没有任何人站出来声明自己一贯很左，是一个响当当的左派。欺世盗名的表演当然还是在权力面前投机的劣根性的反映，不过这似乎表明成败利害的标志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换，那么像我这号戴了二十多年帽子的右派也应该“与有荣焉”，至少不再被歧视了吧！
不然！一直到四十多年后，我才知道，荣辱的标志可以倒置，利害得失的实际内容却不能随意转换。在我五十六岁那年，因为论资排辈、水涨船高的原因，上峰终于决定晋升我的职级。我所在机关通常任命五六品的官员，报组织部审批只是一道程序，从未发生过阻碍，可是对我的提名却偏偏在组织部部务会议上被否决。大概因为机关里从来没有过如我这般历史悠久的七品吏员，相形之下，实在说不过去，为了维护党组决定的权威性，于是便有主事的大员多次往组织部进行洽商，部里不是说“抗洪救灾暂停讨论”，就是说“地市领导换届，忙不过来”，一直拖到又过了一年，我五十八岁了，才正式被告知：“年龄过线，按中央规定，一概免议。”为我抱不平的人当然也有，他们从出席部务会议的人那里打听到了真正的原因是“历史政治问题，不能再予提拔”。我在八十年代入的党，当时也曾受过流言的奚落，大意是“遭过这么大的罪，居然还……”不过自己倒还坦然，一则确实不违背自己的信仰，二则也是工作需要（我担任过秘书处长，必须接触机要）。现在面对“还在另册”的打击，不免有了祥林嫂从庙里回来仍不许触摸祭器的感觉，但稍感悲愤之后，也就释然。我又一次明白了左派或者右派这类招牌本身并无多少意思，在某些人眼中，你始终就是一个异己分子，叫右派或左派都不重要，再捐几根门槛也是没有用的。
行文至此，我觉得回答“是吗？”这个问题可以不必要再行论证了。鉴于左派、右派体现的只是一种社会价值而并非政治观点的差别，所以我从来没有当左派的资格和荣幸，也没有当左派的欲望和追求。我所有的不过是苏东坡所谓的“一肚皮不合时宜”。
说到“不合时宜”，正好就此转入标题中设定的第二问：“不是吗？”近年来，自己仍然不合时宜的一系列文章引起了所谓自由主义精英们的不快，所以才招致了“很左”的非议，看来我是有必要正面回答一下“不是吗”这个问题。
首先我要说明，现在必须让“左”或右这两个范畴回到它本来的意义上去，也就是说，它们应该表示一种思想观念的倾向，而不再是荣辱得失的标记。如果大家能达成这一点共识，那么，许许多多的人虽然不会抢着当左派，但至少也不会对“左派”二字视同爱滋、麻风一般掩鼻而过了。
我为什么被某些人认为左，这当然是源于他们对我文章里部分观点的理解。我回顾了自己为数甚少的公开发表的文字（除去两部与左或右无关的历史小说，涉及文化立场的所谓学术随笔充其量不过二十万字），感到确实有一根思想主线（未必是红线）贯穿其间，那就是对受压迫的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尊重，理解他们的过去，看好他们的未来。而对于他们对面的强者和精英，有时略有规劝：别把事情做得太绝了，报应的轮回是极普通的历史现象，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其实，上述这些，不过是几百年来人道主义者的陈词滥调，据以指称“左派”云云，无疑是溢美之辞。
我一生备受磨难，对于人压迫人的现象难免十分憎恶，故而虽然不是格瓦拉的信徒，但却欣赏他的一句话：“如果面对不公正的事情，不愤怒，不激动，那人当然不是我的同志。”然而我生性平和，并非像他一样的极端。比如说，“社会转型过程精英转换的连续性”（何清涟先生的话）这种现象，我无疑是十分反感的，但是我却强迫自己默认历史给予精英们的这种特殊机遇。因为我想到，如果当年英国的土地贵族不是明智地适时地把自己掌握的生产资源投向市场，从而转变为下一个社会阶段的中坚阶级，那么，发生在法国的那近百年（1789～1871）封建贵族与布尔乔亚间的反复拼杀在英国也势所难免，社会进步所要付出的代价就会巨大得多。
但是，承认这种精英转换的历史合理性，并不等于认同他们对社会的肆无忌惮的掠夺。拉丁美洲的贵族不具有英国领主们那样古老的门阀，照理说在实现社会转型过程中会表现得更为灵活更为成功。但事实却正相反，他们丢失了机会，使拉丁美洲至今徘徊在发达世界的门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封建势力的贪婪残忍导致了紧张尖锐的阶级关系和连年不断的内外战争。而对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情况就更值得警惕，因为精英们在“连续性”的转换中，只能依靠权力市场化这单一的手段，而不可能像贵族们一样实际投入属于自己的人力、物力资源。纯粹的权力市场化，风险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只有毫无责任感甚至心怀恶意的人才会进行这种怂恿和尝试，把它说成“成本小、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