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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文章里曾经揭露和规劝这些老老少少的精英以及精英们的大大小小的帮闲，意在让他们能有所收敛，正视历史教训，遵守游戏规则，为所欲为可能导致万事俱不可为，漠视弱者的生存权利最终将威胁到自己的生存权利。
自由主义精英，现在是一个常用词汇，其实当代的精英，由于缺乏深厚的人文主义传统的培育（相反，可以说，他们成长的人文环境十分恶劣），用自由主义作定语来表述他们多少有点文不及义。在他们眼中，弱势群体的受压迫、受奴役是天经地义的社会规律，任何改变这一规律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错的，而且一切改变“规律”的尝试除了对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造成极大的破坏和损伤，不会有其他好的结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遭到的挫折尤其为他们提供了口实。当年曾追逐“光明梦”的“少年布尔什维克”一类人物，扮演出一副自由主义先知的面孔，把早年被他们自己狂热追求而且亲手歪曲的梦想丑化和攻击到令人背脊发麻的程度，真令“异己分子”如我者不禁为之发出一声市井之徒的喟叹：什么人儿？！
在整整一个世纪里，被压迫者总算投入了一场历史上空前的改变自己命运的战斗，无论成败利钝，也无论产生了多少出乎他们意料并且不应由他们负责的恶果，这场战斗本身对肯定人的价值和权利而言，其伟大与崇高总是不言而喻的。虽然，到世纪末，因为各种复杂的原因，许多劳动者终于以失败而重回到原先的历史定位，但是应该为这失败承担责任的毕竟不是劳动大众而是那些蜕化成专制官僚的领导人。社会主义思想在挫败的困境中还要忍受这么多知识精英的唾骂和攻击，这真是世纪末送给历史老人的一份最大的羞辱和嘲弄。社会主义的实践确曾在很多地方（主要在政治方面）违背了劳动阶级的根本利益，但客观地说，在这场实践中劳动者也并非毫无所得。革命要求的高度集权所产出的官僚机器这一怪胎，逐渐演化成劳动大众的对立面，这一对立最终导致劳动者丧失了对现实制度的情感和信心，使他们不愿意为维护这个制度而战斗，尽管这一制度是通过他们的拼杀所建立；而享有特权的精英分子却正要改变这一体制以便把特权世代继承下去。对立双方的情绪是如此巧合地达成一致，那座数十年间由劳动者付出无数牺牲和血汗所建立的大厦，想不垮也太难了。
可是，劳动者很快就发现，特权的统治虽被打倒，资本的奴役却开始了，而且这一奴役所带来的境况，在最底层看来，还不如当年那种统治。“不自由，毋宁死”，这是中产阶级和知识精英的口号，对于基本生存条件没有得到保证的弱势群体，更重要的是温饱、教育、医疗、养老这一系列实惠的兑现。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为什么会日见蓬勃，不就是走投无路的普通大众一种无奈的选择吗？旧路不能再走，也回不去了，眼前的新路却只是为精英们所铺设，劳动者的命运将只是充当铺路的石块，不甘心接受这种命运么？除了皈依社会民主主义之外，再无他途。所谓的自由主义先知连篇累牍地把自己曾经沉湎其中的“光明梦”描绘得一无是处，而且常常不忘记把它和纳粹主义作铢两悉称的暗示，有时甚至把它说得比纳粹更不堪，他们的这种立场比任何国家的右翼观点都要偏激。西方的学术界、思想界对于从1917年开始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的评估，大体上是有保留地肯定其历史上的正面意义。这种观点的基础是被压迫者的反抗在道义上的合理性。正因为如此，《时代》杂志在评选世纪伟人时，才会在爱因斯坦、罗斯福的后面，将列宁和毛泽东列为第三和第四位，当然后面也有希特勒，但在评选说明中对这位魔星却是完全彻底的否定。所谓的自由主义先知们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如此偏激和绝对？也许是或者只能是因为这些人已然养成一种对群众进行忆苦思甜教育的习惯。他们用心良苦，是要让那些弱势群体认识到，你们的昨天是座何等可怕的人间地狱！
面对这类伪先知及其附和者所表现的丧失了良知的无耻，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愤慨。并且经常把这种愤慨形诸笔墨。有时候，我也觉得自己的“不合时宜”实在没有多大意义，所谓“身子掉井里了，耳朵是挂不住的”。但是种种弱者被欺凌、被愚弄、被出卖的社会现象，又每每让我无法平静，特别是那些文化精英通过媒体颠倒黑白的信口雌黄，更令我十分痛恨。我虽然从未把中国知识分子视为“社会的良心”、“民族的希望”，但无论如何，知识分子在任何社会都是先知先觉者，他们的知识中总会包含着一些智慧的沉淀物和理性的判断力，他们应该懂得蔑视下层社会的命运和情感，作为一个现代人，没有比这更可耻的事了。
越是体现着强烈对抗和竞争的游戏，越是需要严格的规则，因为强者是不愿意接受规则的约束的。缺乏规则，游戏就会变成单方面的虐杀，弱者最后便只剩下拼死一搏了。那样的后果居于上位的智者能无所虑及吗？从去年起，我已是一个拿退休金的人，万一社会出现点什么动荡，我所属的群体将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这种“心所谓危”的情绪或许也是一种自私的反应吧！但是，我真的担心，那些所谓精英们，不懂得节制自己的心理和行为，就像一句北方粗话所形容的，他们是“猴儿撸管——不出血不罢手”，到时候，他们虽然活该，别人可就跟着遭罪了。
该回到原来的问题了——“左派！不是吗？”——连我自己也觉得有些茫然了，不过有一点我却十分清醒，我就是这么个人，就是持这样一种观点，如果按时下的标准，可以划为“左派”的话，我觉得这“左派”倒也并不十分可耻，至少和形同盗贼的那些精英们划清了界线，就像我当年被划为右派——后来很“认罪”一样，因为是右派，才总算和迫害我的那些没有灵魂的混蛋们划清了界线。
“使政治写作成为一种艺术”
——在英国感受奥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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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要修正的是多年来一种普遍认可的说法：“奥威尔在一九四八年写作《一九八四年》之前，在英国……没有多大名气。”（董乐山语）
虽然与董先生只有过半面之交，但我一直尊敬推崇先生。董先生对奥威尔的研究在中国无疑具有开先河之意义，他的一些结论和定义我也欣然追随。但惟有这个结论我不敢苟同，觉得有必要说明，这或许是对先生的最大尊重。可惜斯人已去，不能当面商榷。
我的依据是最近的英国《卫报》（2001年5月26日）的周六评论版，其中涉及奥威尔。《卫报》是英国的左派报纸，其周六评论版办得十分清高雅致，是我最爱读的文化报纸。而政治方面我反倒爱读亲保守党的《每日电讯报》和《每日邮报》。但那天买了《卫报》，直接翻到评论版，却发现了类似我们“文革”时期的红色宣传画，上面人手一本标有“左派读书会”的红彤彤的书，着实惊讶。但仔细看知道是与文章配发的历史招贴画，才释然。文章追述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风靡英国的“左派读书会”。
这篇文章使我感兴趣的不仅是当年英国的左派活动多么行之有效，还有文章里披露的身为左翼作家的奥威尔作品的巨大销量：其反映矿区工人苦难现实的纪实作品《通往维冈码头之路》第一版就印了42000册。这个读书会的会员人数达57000人，可享受很低的优惠价。同时这个读书会的书还在普通书店以高出俱乐部价二至三倍的价钱出售。可见奥威尔在英国读者中的名气之大了。但我估计董先生所说奥威尔名气不大，主要依据是奥威尔在所谓“主流社会”或“文学界”没有被承认。这么说来董先生似乎也是对的。但我的补充决不可少。这类广为人知但不见容于“主流社会”和“文学界”的作家历史上一直不少，可怜的劳伦斯就是其中一个。所幸的是，奥威尔十分欣赏劳伦斯，对劳伦斯很是推崇，写过一篇评论逐篇赏析他的几篇小说。那是在劳伦斯死后并不“吃香”的四十年代。
在2001年的夏天，开始了我的环英国之旅。在去湖区拜谒华滋华斯故居的路上，车居然经过维冈这个地方！我马上想到了奥威尔对这个地区惨状的描述。旅行车所过之处，工业化时期的痕迹依然历历在目：熏得黢黑的红砖房屋，破旧的院墙，简陋的街巷。这情景很容易让我想起董先生翻译过的该书中的一个片段。可想而知，在没有环保设备的工业化阶段，这里的自然受到的是怎样的荼毒。维多利亚时期是英国的“经济起飞”阶段，从此一直到晚近的七十年代开始兴起环境保护之前，那些在海外耀武扬威、趾高气扬的英国绅士们，他们的家乡就是这样肮脏破乱，其污染之严重，连首都伦敦都不能幸免，被冠之“雾都”的雅号，我们的老翻译家们还给狄更斯的《奥里弗·托斯特》起名为《雾都孤儿》。起飞期间的有钱人自有乡间别墅一躲工业区的污染，可那无数无助的人民则受尽环境污染的痛苦。这是英国“起飞”的一大代价。
奥威尔这样的“左”倾良知绝对不能坐视不顾，要用自己的笔去昭示苦难和丑恶。他没有当御用文人，为社会的畸形繁荣讴歌；更没有把文学与企业联姻当枪手，为资本家歌功颂德拿赏钱。而是在清苦地写作，不自量力地企图替芸芸众生争点生存空间，使之免于更残酷的境遇。仅仅从这个意义上说，奥威尔就算得上是社会的良心。现在奥威尔应该欣慰了：新的城市已经建起来，一派崭新的景象：绿草茵茵，污染的河流早已净化，河两岸绿树草坪，鸟鸣啁啾。那些陈旧的房屋反倒像古迹点缀其间。这是典型的后工业英国的城市景色，在英国中部和北方随处可见。这里甚至比劳伦斯的故乡诺丁汉矿区一带更具后工业特色。
随之令我惊讶的场景出现了：我看到维冈码头一座高大的仓房上赫然大字标着：维冈码头奥威尔酒吧。奥威尔的半身像镶嵌其间。那一刻我明白了什么叫“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了。这里的人们不会忘记奥威尔。可怜的奥威尔，生前曾为改善劳工的生存条件苦苦写作，他是多么爱这些善良无助的百姓。可他的中产阶级教养决定了他必须讲一口标准的上流社会英语，这种“长在舌头上的”阶级标志让他无法切实地亲近这些他万分同情的劳动人民，只能通过写作为他们呐喊。现在如果他回到维冈码头，他会欣慰的，尽管他只能默默地从中走过——他不能与人们交谈，这里的普通人仍然讲一口类似外语的地方话，那浓重的口音憨实粗陋，不用说我这样学了英语的外国人，就是英国知识分子也无法与之沟通，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旅行车在维冈码头没有停，我是偶然看到这一幕的。回家后赶紧上网查询维冈，发现这个当年的煤码头，保留了很多当年的运河码头仓房，改建成酒吧餐馆，成了风景区里的特殊景点，既废物利用，又有昭示后人的博物馆意义。我在美国也见过这类地方，往往是旧车间改建成酒吧，里面还停放着当年的笨重机器供人们怀旧。我在美国的莱迪格国际写作之家住的地方就是当年的大谷仓改建的，纯木建筑，连天花板都不要，刷上白漆，隔出卫生间，装上电扇电脑电话，挂上些莫名其妙的现代绘画就住人，简朴但便利，别有一番后现代艺术风味。
维冈的煤码头，全被后现代艺术化了，有的还改建成了办公大楼，外观依旧，人们在此决不会忘记历史。奥威尔就在往昔的红砖仓房上看着人们喝酒、休闲，他那张长得不算周正但很耐看的脸上依旧带着阴郁愤怒的表情。他毫无选择地成为这种后现代派艺术的一部分，但无论如何人们是在以今日的方式纪念他，他是维冈人的骄傲，英国的大地上有这么一块地方属于奥威尔，这就够了。
我见到了奥威尔，于是我有了冲动，可以动笔写他作品的读后感，就像我实地体验了劳伦斯故乡后突然萌发出写一本劳伦斯作品与故乡关系的书一样。这种阅读与写作方式显得过时而奢侈。但这里的场景确实让我以往阅读奥威尔的经验变得十分鲜活。我于是懂得，我们应该感激奥威尔为我们写下的作品，他的作品在后现代社会里终于能够得到准确到位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