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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部队回来，分到橡胶制品厂财务科，做会计，这是我上学时学的本行。黄文英那时在党办室，管组织。她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比我大一个月，记得她一直坚持让我叫姐，我不叫，她还假装生气，这是一个很好的人，长得不漂亮，但是很有灵气，而且她写得一手好字。她是土生土长的城里人，我是一个穷山村的孩子。我当时很羡慕她，站在她面前总是有种自惭形秽的感觉。
我上班才一个月，黄文英就发展我入党。她要我写入党申请书，还要我定期向她做思想汇报。那时候入党是很严肃的事，所以我做得很认真，不但在那段时间工作努力，而且还真的很认真地找她做思想汇报，我认真地说，可是黄文英听到最后总是哧哧的笑，她说，我的样子很好玩。
我和黄文英就是这么接触的。我们的思想汇报最后走了样，变成了与入党无关的事了。我们常在一起交谈，黄文英没有我的学历高，她是高中毕业，可是她很有见识，因为上班比我早，很多道理都很明白，我很佩服她。
我第一次约黄文英出来是在和她认识了一年多以后。我的入党申请批下来了，成了一个预备党员，考验我的人也是黄文英。那天我很兴奋，当兵，入党，这都是年轻的我最梦寐以求的事。我知道在这事上黄文英出了很多力，我要请黄文英吃饭，她不同意，她说：你一个小娃子，有几个钱，就来造？可是我一再坚持，她也就没说什么。那时吃饭不像现在，七碟八碗，也就是找一个小饭店，要两个云吞面就好了。我和黄文英边吃边聊，说得很兴奋，不知不觉月亮出来了，我送她回去，我推着车子，她走，两人之间有一尺的距离。我们顺着马路走，身边是满街的槐树，我大着胆子问她，下一次还可不可以约她。我记得当时黄文英的脸红了，她低下头，轻轻点了点头，这个场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那天以后，一切的事情都很顺利。我和黄文英经常成双成对，基本就定了关系。三个月后，我问黄文英，愿不愿意和我一起生活。她又是那样，低着头点了点。可是我没有勇气去她家提亲，因为我家的条件太差了，那么穷。这一次黄文英突然主动了，她说没关系，她去和她父母说。
黄文英的父母不同意我，我虽然是个大学生，可是毕竟来自农村，老家又远，又穷。听说黄文英的父亲那时又给她物色了一个，是一个工厂的技术员，父亲是厂子里的副厂长，全家都是城市的，条件很好。可是黄文英死活不干，后来又以离家出走威胁，她家里没办法，只好答应她了。
我和黄文英商量婚事的时候，我父亲从农村坐了一天的火车来看我们，还带来了我的三弟。父亲见着黄文英后很高兴，他说这个新媳妇真是越瞅越顺眼。父亲随身还带来了五百块钱，给我们结婚用。黄文英知道我们家的情况，当着我的面收了。但是等父亲临走时，她又把这笔钱给了我三弟，三弟还小，不知道怎么回事，糊里糊涂地把钱又带回去了。临走时，黄文英给我父亲他们买了很多吃的带的用的，花了二百多元钱，都是从自己积蓄里拿的，她一分钱也没要我家的。这些事情都是后来父亲来信时我才知道的。
我和黄文英结了一回婚，基本是一无所有。我家那时为了供我上学，还欠了一屁股债，父亲那次拿的五百块钱，也是借的别人的。黄文英知道我家的情况，她什么要求也没提，我们是一九八二年结的婚，婚礼就在宿舍办的，没请客，也没摆酒席，一切的用品和花费大都是黄文英家里出的，婚后，我们住在单位的一间小宿舍里，后来黄文英怀孕了，为了照顾她方便，我们就搬到了她家里，一住一年多，这期间，我坚持要交生活费，可是黄文英的父母也很明理，他们把我们给的生活费替我们攒下来，年底时又一起退给了我们。
我那时对黄文英，敬佩和感激超过了爱。黄文英是那样一种女人，她不出色，不引人注意，但是她却有东方女人特有的坚韧、善良、贤惠、能吃苦，和她一起，你就觉得没有什么困难是度不过去的。我无以回报，除了用努力工作积极上进来报答她，并没有更好的方法。
欲望城市没有我的家第45节 人生的风雨她陪我一起度过
我上过大学，再加上肯吃苦，在单位作风比较踏实，能干，后来仕途就比较顺，一九八四年，我二十多岁就做了财务科长，管钱管账，这么年轻就当科长在当时是很少见的，黄文英这时刚刚怀孕，听到这个消息脸上乐开了花，她父母也笑得合不拢嘴，直说女儿还真是有眼力。我那时豪情万丈，有一种发自身心的幸福感，我除了想努力工作取得更大的成绩外，就没有其他的想法了。
当上科长的一年后，单位开始分房，按级别和职称，这一次我分上了一间四十平米的小房子。我和黄文英终于有了自己的家，这时我们的儿子壮壮也已经一岁了，黄文英上班了，平时怕没人照顾孩子，就把她妈也接来，我们几口人就挤在一起住。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事。
我哥正龙的孩子小四，在那时考初中，我父亲来了信，说这孩子不想在农村呆一辈子，想上城里上初中，将来好考上重点中学，再上大学。他问我能不能管一管这孩子？哥哥为我死得那么惨，我怎能不管。可是那时我家里的条件也不好，房子小，住着我的孩子、黄文英的母亲好几口人，我虽然当了科长，但工资收入不高，黄文英还不如我，我们都是双职工，单位比较忙，突然添了一口人，生活上物质上都是很不方便的。我见到黄文英，几次想说这事，可是一见她和她妈妈为了壮壮忙得不可开交时，就开不了口了。还是黄文英细心，她见我有心事，就问我为什么，我对她说了，她想了想说：行，让孩子来吧。我说：那你妈呢？她说：我和我妈说去。
黄文英不知是怎么说服她妈的。反正小四后来就来了。我们在厨房给他搭了一张床，他就住那。一住就是好几年，这几年来，黄文英对小四和对壮壮是一样的，没说过一句重话，壮壮吃什么，他就吃什么，壮壮有的穿，他也从没少过一点。一个女人要管两个孩子，一个小一个半大，是够累心的，可是黄文英人前人后从没抱怨过一句。我父亲后来来了一次，看了这情景不停地点头，正宵你有福，你有福！
可是我这个人最后还是很混蛋，做了对不起她的事。这么好的人，我做了很对不起她的、一辈子都不能释怀的事。
我在工厂一直都是一帆风顺的，我这个人，是很有领导才能的。我还是比较敢干，不过，在那个年代，中国是计划经济时代，体制上有很多问题都存在着。我们那个厂子，是个老厂，存在的问题就更多，一九八六年，我做经营副厂长时已经发现了很多问题，但那时一把手不是我，看见了也干涉不了。两年后，我做了一把手，可是大势已趋，那一年，这个城市里有七家企业破产，我们也是其中一家。
我们的厂子是个老字号，规模不大，一百多号人，但是我刚上台，他们就下岗了，这个打击，不光对我，对他们也是从来没有过的。那一阵子，家里一天也没安生过，每天一群人围在我家门口，找我讨个说法。找我有什么用，我那时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去，可是那群工人是不管你的。那段日子，家里没法呆了。黄文英知道我的处境，她和我商量了一下，说只有一个法子：躲。
后来很多人传说，说我发迹就是那一躲，这个说法平心而论，有道理。我要是不躲，不会在深山沟里遇见钟民，那时候他在大队当书记。冷眼一看，和一个老农没什么两样。不过，后来他当了主管基建的副市长后可不是那时的样子了，他至少年轻了十岁。
我躲的那个地方，是黄文英表叔家，一个穷得你难以想像的地方。那种地方，城里人是没多少人会去的。不过，也正因为穷，后来让我捡起了便宜，六万块钱买了一块地，发了家。不过那都是后话。
我当时在那个穷地方，只是为了躲一躲风头，也为了想一想，路该怎么走？今后的方向是什么？我当然不会下岗到无事做，但事实上，我这个下岗厂长也不会有什么太好的安置，这些年搞经营，把财会专业都丢了，技术又没有，不好安排。我躺在偏远的深山里，本来是心情灰暗的，可是在队里遇上了钟民，他当时正在筹划着办一个砖厂，给村里谋福利，我有一些生产经营的经验，在黄文英表叔的介绍下，我们认识了，我开始帮钟民搞砖厂。这样，我们的关系就建立了。
在中国做生意，关系是第一位的。钟民这个人后来成了我的贵人。也是铁杆儿关系。我在山里呆了一个月。砖厂初步有了些规模后，我就回到城里了。我去了人才市场，也找了老关系，可是一直也没找到太合适的工作。那时候，壮壮开始升初中，小四也要上高中，黄文英和我同在一个地方上班，别人下岗，她也一样，没有了收入，她就在街道租了一间房子，给别人做衣服，我们那时的日子很艰难，两口子都只拿最低的基本工资，还要养活两个孩子，过得很苦，不过，我从小就吃过很多苦，那段日子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不过，黄文英就比较难受了，她从小到大，没吃过什么苦。
可是黄文英并没有叫苦，她只是默默地工作，把所有的担子都扛下来了。我很愧疚，我是个男人，这样的事，理应由我做。于是，我开始找寻能发财致富的机会，后来，我们原来的厂址拆迁，一座新居盖起来了，我就在那个地方租了两间民房，开起了早点铺，卖油条、豆浆和驴肉火烧。
我人生的第一桶金其实是从那个早点铺开起来的，我选址选得不错，那儿后来成了市中心的周转地带，那个铺子因此开得很兴旺，后来就扩大规模了，到后来，我以前厂里的很多工人回来帮我，我们的店面越来越大，就成了饭店了，也做中餐和送外卖，这个城市的第一家外卖就是我干起来的，那些个送外卖的员工都是我从前厂里下岗的人，此事后来上了报纸，报上说我是自力更生，还解决了一些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问题。
关于我发迹的事情，有很多种说法。但真实的情况是，我是靠炒地皮发迹的。一九八七年，国家在土地管理制度上进行了改革，规定土地批租有三种形式，一是定向议标，二是招标投标，三是公开拍卖。我下手较晚，一九九〇年，我做饭店和外卖手里有了一些余钱后，通过钟民（他那时已经是镇长级的干部，权力很大）用六万块钱从他呆过的那个庄里买了一块种不出庄稼的地，几年后，这块儿开始办开发区，这块地皮翻了三十倍，我赚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一笔钱。
从那时开始，我对做房地产有了兴趣。我把饭店兑了，外卖也不做了。把所有的钱都用在炒地上了，有人曾经给中国的富豪们列出过一个成长公式：“先以一百块钱买一块地，再找相熟的评估机构将其价值高估至二百元，再抵押予银行换取贷款，接下来再以这二百元银行资金再购入同值的土地，重复以上步骤赚取四百元的贷款，以此类推，不停递增。”我完全遵循着这个公式运作，但有一点这个公式没有说出来，那就是要完成上述这个空手套白狼的过程，没有贵人相帮是不成的，而我就有，那就是后来当了副市长的钟民，老爷子现在也退下了，也不怕将这些事说出来，他当时主管基建、土地局、旧城改造等工作，要没有他的关照，也没有我的今天。
我炒房地产，敛财速度飞速，这一行我做得得心应手。不知不觉，暴富了起来。我从前厂子里的员工好多在我的公司里都成了骨干，我这个人，是念旧的。
一切都很顺，但是有一点问题就出现了，是黄文英。她开始不适应或者说是不太习惯我取得的这些成功了。
黄文英是一个本分的、传统的女人，在她和我的这些年里，基本是没过过什么好日子的，即使是我在厂里当领导的时候。我家里穷，人口又多，每月都要按时往家里寄钱，我还得照顾我大嫂（我哥死后她一直没改嫁），我当了三年厂长，完全是清水官，后来厂子倒闭，更是什么光也借不上了。黄文英和我十年，操劳了十年，她的皮肤粗了，脸上的皱纹也多了，更关键的是，她的心态也老化了，每天考虑生存问题，男人可能会因此奋起，但女人则可能会因此迅速衰老。黄文英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