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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大儒王阳明说，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成者王侯败者贼，其实帝王也是贼。
有为政府的代价
中国历史上的昏君，其实不见得个个都是昏庸之辈。乐不思蜀的阿斗和“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毕竟是少数；其他即使如成天和嫔妃玩做买卖游戏的南朝东昏侯、整日只知道做木匠活的明熹宗，其实也就是心思没放到大事上去而已，要论智商，恐怕也未必很差。他们中间的某些人，恰恰是因为太聪明了，结果倒成了昏君，而且是比上面提到的诸公更有知名度的大个昏君，这个人就是隋炀帝杨广。
杨广之聪明多才，恐怕放到中国历史上所有明君行列中也不会逊色。他自己也认为，就算是跟士大夫们比才学，他也应该做皇帝的。话虽有点浮夸，但此公才学确实有，还在当皇子的时候，就跟士大夫诗赋唱和。从流传下来的诗作来看，多少有点意思，至少不像现在名气很大的清朝乾隆皇帝的御笔那么俗气。《隋书》上说他“好学，善属文，深沉严重，朝野属望”，应当说有点道理。杨广文才不错，武功也有那么点，隋平南陈，他是行军元帅，北却突厥，他还是出征的主帅，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至少没有给将士们添乱。即使是痛贬他的史家，也不得不承认他“爰在弱龄，早有令闻，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可是，造化就是这样弄人，被聪明所误的人，在聪明人中十有八九，隋炀帝杨广就是一个典型。
如果不聪明而且多才，恐怕杨广不会有那么多的大手笔的动作，后来让唐朝占了那么多年便宜。独享制度之利的制度创制，多半出于这个被后人骂为“炀”的皇帝，特别著名的是科举制度。正是这个制度，让中国的帝制有了世界上最完备和发达的官僚结构，被后世史学家许倬云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原色之一，让法国著名的史学家布罗代尔惊叹，怎么中国那么原始的帝制，却有了一个现代化的官僚制相伴。当然，调动几百万民工修东都洛阳，开凿大运河，以及兴百万大军屡次征伐辽东，也是他的大手笔。只是这样的大手笔，最终让他丢掉了江山社稷。
历史上没有哪个皇帝像他那样，做了如此多的遗惠后世的大动作，却因此身死名裂的。不仅科举制让后来的皇帝把天下英雄尽数纳入彀中，而且大运河也让后来的王朝尽享漕运之利，然而他得到的只有千古的骂名（只有秦始皇有点类似，但秦的江山不是丢在他自己手里，史家对他的评价有贬也有褒）。毋庸讳言，在当时，这些大手笔的施展对于社会生活的破坏是灾难性的。中国虽然有着发达的商业，但却从来没有形成过统一的市场，发展出成型的商业社会，国家也没有对应的制度和税收策略；中国也不完全是一个内陆国家，但海洋经济由于受到商业发展的限制，更是进不了国家战略的视线。所以，历代王朝都只能以小农经济作为立国的基础，而小农经济是经不起国家大手笔动作的。修建东都和大运河，成百万人耽误农时，消耗储备，一已为甚，何况再乎？农业民族，从本质上讲是不宜扩张的，对外战争，最高的限度是防卫性的。以秦始皇这样的雄才大略，挟灭六国之势，击走匈奴之后尚且得修长城，可见进攻态势之不可取。百万兵上阵远征，百万人沿途馈粮，幸而战胜，尚且难以预后，何况战败！说到底，中国不是一个商业国度，可以方便地集中资源，也需要靠武力维持商路的畅通；中国也不是一个海洋国家，无视海洋的运输之利，也想不到出海谋取更多的资源。在自己限定的框架里，只能量体裁衣，量入为出，否则就要出大麻烦。
当然，在史家眼里，这个亡国之君跟他的同类一样，有着雪崩式的道德败坏的经历，矫情做假、荒淫无耻、挥霍无度、任用奸佞，等等。野史小说更是把杨广说得像恶魔一般：弑父杀兄，淫母奸嫂，杀人取乐，甚至还近乎色情地描写他坐着羊车在众多宫姬住处之间游走，为了能得到他的临幸，宫姬们竞相在门口堆满羊爱吃的食物。尽管后者荒诞得有点像后现代先锋派小说，但实际上两者都是暗示隋朝二世而亡的原因，就在于隋炀帝的品质和道德的败坏。事实上，隋炀帝的奢费并没有耗尽国家的储备，而使隋朝从仓储之粮满赢，到饿殍满眼的转换，恰是因为他动机看起来还不算坏的大手笔。
“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格言，言外之意就是不能乱折腾、大折腾，老是翻锅。老子的这句话自从两千多年前说了以后，相信历代稍微明智一点的君主，都是铭记在心的。至少在现在，我们还没有资格忘了这句话。
“胭脂虎”和夫人路线
中国古代是典型的父权制的社会，男人怕老婆，原是要招笑的。但无论什么时代，总免不了要出一大批怕老婆的典型，连贵为“天下之大父”的皇帝老子也不例外。否则，我们的笑话库就要少很多材料了。
皇帝怕老婆，以隋唐为最。大概是西晋末年，塞外的少数民族纷纷登上中原的舞台之后，他们没有汉人那么多的礼教讲究，中原社会连同颇为得意的妇人之道，都被冲得七零八落，妇女们多少有点扬眉吐气的感觉。我们的正史说，北朝嫁妇，先教使妒，说什么也不许丈夫纳妾，丈夫的家，至少要当一半多。接下来，隋朝杨家一统南北，据说是重光了汉家文物，但三从四德的妇道却依然阙如。隋文帝杨坚，就有一位强悍的皇后独孤氏，经常把杨坚管得一愣一愣的，苦不堪言。有次好不容易偷偷搞上了两个小妞，席不暇暖，即被独孤知道，马上将两个“狐狸精”逮去弄死。杨坚知道后，策马狂奔，说是皇帝不做了，作离家出走之状，结果被大臣拼命拦住，死拉活劝。眼见出走不成，杨坚长叹一声：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据说，这就是汉语“自由”一词的最早出典。
进入唐朝之后，一世英雄的唐太宗李世民偏有一个豆腐性的儿子李治，而偏又是这个儿子继承了皇位。于是，皇帝惧内的故事在唐朝有了更辉煌的续篇。我们知道，在续篇中，李治贤内助表现得更加出色，心也更黑，手更辣。不仅管皇帝的后宫，而且大模大样地把手伸到了前台，替高宗皇帝管了天下，连上朝都要并排坐，“朝中并称二圣”。
独孤氏和武则天这两位“母仪天下”的顶级河东狮吼，虽说碰倒醋缸的时候未免手辣心狠，但一个内部治理，一个内外兼治，把夫人政治搞得红红火火。以后人观之，国家治理的效果还算不错，至少王朝的政治并不因此而浑浊，国家上下也算太平。不过，夫人政治流风所及，大家群起效法，固然使女界扬威，但也难免出点流弊。据《隋唐嘉话》载，杨弘武曾为唐高宗时的吏部尚书，在杨大人当家的任上，高宗发现，经常有些莫名其妙的人被授予官职。于是一次问杨尚书：某人为什么要授某职？杨弘武回答说：我的老婆韦氏特别凶悍，昨天特意嘱咐让我给人家这个官职，我不敢不给，否则后患无穷。
韦氏替老公选官，到底是收了人家钱财，还是为娘家的亲戚办事，我们不得而知，但不大正大光明是肯定了的。能把这种坚决执行夫人路线的事情跟皇帝坦白出来，不说明杨某人的胆量，只表明夫人政治的雌威，已经浸及“干部队伍”的选拔。露出来的有，不敢坦白如斯者不知凡几。就在此事发生的同时代，“干部队伍”里还有个陆慎言，在做尉氏县令的时候，老婆朱氏，居然公开替他治理县境，心贪手还黑，老百姓称之为“胭脂虎”。
唐以后，女人被逐渐兴起的理学弄得灰头土脸，夫人政治不得已转入地下，除了个别命好的熬到太后资格的，基本不再敢公开干政。
民国是个讲女权的时代，头面人物的夫人往往风头很劲，像蒋夫人宋美龄、汪夫人陈璧君之类，抛头露面的机会几乎不让夫君，夫人政治再次浮出水面。不过，这些光彩照人的夫人们，毕竟还没有正式的行政职务，夫人政治还只是在枕边和闺房之内起作用，跟隋唐时代差不多。夫人政治真正光大的时代是文革时期，那时候，被打倒的领导干部非常多，而且变化也非常快，今为座上客，明为阶下囚。凡是在台上的，几乎都用自己的夫人做自己的办公室主任，或者干脆自己的夫人走到台前，直接参与决策和政治操作。政治人物之间的恶斗，也往往跟夫人之间的角逐或者撕打连在一起。
女人当家好不好？这个问题显然并不只有“牝鸡司晨”这一种答案。古往今来，从平头百姓到阀阅之家，再到皇宫那个巨大无比的大家，女人当家，当得好的有，不好的也有。只是，人们要解决的是制度上对女性的不公正的排斥，而不是提倡或者默许女人的非制度的干政。不管有多大的不公平，不在其位的女性，最好还是不谋其政的好。否则固然不排除有干政干得好的，但也更为徇私舞弊开了方便之门。
事实上，哪个时代的男人们，对于抨击女人干政从来都不遗余力，但却一直没能将夫人路线的后门关上。政坛上走夫人路线，从来都是制度外的一条终南捷径，什么事情办不明白了，或者要官要不到的时候，走走当政男人的夫人或者任何一个心爱女人的门路，都可以收到奇效。夫人路线只要走起来，就难免跟行贿受贿、买官鬻爵纠缠不清。大家都知道晚清的光绪皇帝是个可怜人，最好的光景也只有一点小权。然而就是这么一点小权，也有人惦记着走他身边女人的路线。现在文学作品上极正面的珍妃，当时其实也替人吹过升官的枕边风。
其实，只要制度有空子可钻，就会有人钻。至于钻什么门路，本是个次一等的问题。除了夫人路线，还有亲友路线、娈童路线，等等，都是可以走的。
名人肚子的故事
在中国历史上，名人有肚子的不少。那个差点送了唐朝性命的胡将安禄山据说肚子很大，几乎拖到了膝上，跟现在的很多美国大胖子一个水平。一次入朝，唐明皇跟他开玩笑，说，如许大的肚子，里面装的什么东西？安禄山应声答道：都是对陛下的忠心。宋朝的文人苏轼苏东坡肚子也大，在他还没有彻底倒运、被发配到海南之前，有一次跟家中的歌妓饮酒，拍着自己的大肚皮，问歌妓们，说你们猜猜看，我这肚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大家有的猜是学问，有的猜是经纶，有的猜是智慧，可苏东坡最喜欢的一个妓儿朝云却说，相公肚皮里没有别的，只有一肚皮的不合时宜。
安禄山的一肚皮忠心，很快就露了馅。“渔阳鼙鼓动地来”，安禄山拖着他那大肚子，带着精锐的亲军“曳落河”反上长安了。最后虽然没有把唐朝江山推倒，却也害得一直信任他的唐明皇丢了皇位，跑到了巴山蜀水吃老米。被安禄山认作干娘的杨贵妃，遭际最惨，“婉转蛾眉马前死”，从此让爱她的风流皇帝茶饭不宁。这还不算，看似铁桶的唐朝江山从此风雨飘摇，一天不如一天。当然，安禄山自己也没落个好。好像就是要印证一下他当年的话，造反了若干年后的安禄山被亲信奴才在肚皮上捅了一刀，流出臭肠数斗，死了。
安禄山肚皮里的忠心是假的，但苏东坡肚皮里的不合时宜倒是货真价实。自从出道以来，虽然才高八斗，名震京师，但为官处事却总是好唱反调。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他对改革提出质疑；到了旧党复辟，司马光主政了，他又反对尽废新法。弄得两面不讨好，旧党新党都不待见。官越做越小，直至被发到烟瘴之地的海南，吃香蕉去也。
古往今来，凡是自称自己怎么怎么好的人都有些可疑，宣称自己的忠心如何就更是靠不住。反过来，倒是那些总是唱反调，一肚皮不合时宜的人，很有可能是些真正值得信赖的，至少他不会是害人的家伙。可是，古往今来，有点权势的主儿，却总是迷惑于某些人的自我表白。前车颠进去了，后车依然前进如故，等到明白了，什么都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