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1-历史的坏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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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1-历史的坏脾气- 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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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权势的主儿,却总是迷惑于某些人的自我表白。前车颠进去了,后车依然前进如故,等到明白了,什么都晚了。世界上,像安禄山这样,最后被人捅漏了肚皮的恶人恶报并不多,往往是恶人纷纷遂了好愿,一个个把先前的表白对象当了垫脚石,发达去也。喜欢听好话,不喜闻恶言,是人性的弱点。越是身居高位,其弱点就越是突出,不是他们不明白,而是他们不乐意明白。

  据说唐明皇逃到四川之后,一次说起他过去的这些臣子,谁好谁坏,一清二楚。旁边的人忍不住问道:那陛下当初干什么去了?唐明皇一声不响,只有叹气。 






 
吃溺与排场
  做官就要有排场,古今一理。排场不动身是显不出来的,只要官身一动,前呼后拥自是不在话下,接待的阵势也是暴土扬尘,响遏行云。古人说当大官的出行是“四大天地”:出来时是惊天动地,到了以后是昏天黑地,老百姓是哭天喊地,走了以后大家欢天喜地。其实,出来行走的和接待的官儿们都知道,接待的排场,其实更多的只是虚荣,如果真讲实惠,那么把花的银子直接给了出来走动的官岂不更好?然而,不。从来中国的官场都是精神、物质两手抓,钱要,排场更得要。不然的话,这个官做得岂不是锦衣夜行,怎么样去耀祖光宗?

  不过,既然接待排场主要是满足被接待者的精神享受,那么,接待的时候形式肯定要重于内容。接待的规格越高,形式越是讲究,从具体办事人员到能见到高官面的地方官,层级越多,里面的猫腻也就越多。不仅操办接待的借被接待者的名义捞满了荷包,而且被接待者,有时候也难免在至恭至敬的招待中吃了瘪。清人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中,记载了一件据说是他的祖父亲眼所见的事情。说是嘉庆初年(其时,乾隆尚在,虽为太上皇,但大权在握),福康安出巡。福康安据说是乾隆的私生子,乾隆爱屋及乌,对这个一表人才的宝贝喜欢得了不得。自打生下来,好事都是他的,坏事都是别人的,几件安邦定国的大功劳,虽然都是别人立的,但都归在他的名下;官封到最大,爵也封到极顶,权倾朝野,在当时,其实比那个“天下第一贪”和还要神气威风。所以,他的出行,自然也是轰轰烈烈的“四大天地”,沿途州县极尽逢迎之能事,恨不得把官衙卖了也要把福王爷伺侯好。福康安有一好,走到哪儿都要吃白肉片(即今天我们封为满族宫廷菜的汆白肉)。这白肉片非得用精选全猪,整个放锅里慢慢煨熟,方才合适。一次,途经四川的一个驿站,上面早就吩咐厨子安排大锅煮上全猪。在福康安快要到的时候,厨子突然爬上大锅,解开裤子就向锅里撒尿。旁边的人大惊,厨子说,忘了买硝,只好拿这个顶了。

  故事的结尾是富有喜剧色彩的,福康安大人吃过下了尿的白肉片之后,居然感觉甚好,说是一路上也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白肉片,因此赏了厨子一匹绸缎。

  后来福康安是否知道自己其实吃了厨子的尿?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古往今来的办接待差的人们,心里都知道,他们为官老爷安排的排场,有多少是蒙人的。

  吃了下人尿的故事,还会延续。 






 
一副急泪
  大权在握者总免不了有几分横劲,尤其是当他发现这个权力可以横扫一切的时候。项羽说,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意思是显摆不起来)。而对于某些官员来说,有权不耍横,也是等于锦衣夜行。能颐使气指,呵仆骂从,跺一跺脚,让某个地方的地皮连同地上的人乱颤,而不跺脚的时候,周围的人都仰着脖子看你,这才是做官的过瘾处。至于人所共愤的贪污受贿什么的,其实只是这种横劲的自然延伸,权都来了,钱还远吗?很可能许多做官的开始并没有有意要当一个贪官,权一大,横起来,自然钱就飞来了,想不拿都难。

  在中国这个国家,产生权力的崇拜甚至迷信是难免的。君不见,福禄寿三星,除了寿星佬光头,看不出身份外,剩下两位都是官帽子,有位据说还是什么“天官”(传说的吏部尚书)。有钱能使鬼推磨,那是没权的人才说的话,有权的人从来都信有权就有一切,钱算什么“阿物”?不,西晋的大司徒王衍已经命名了:“阿堵物”。也许正因为有钱的不及有权的威风,所以人家司徒大老爷才硬是口不言钱。在中国,死了娘老子是需要有哭声的,如果孝子们哭不出来的话,则需要花钱买,有专业的“哭丧人”可以替哭。可是碰上有权的横主儿,这专业的“哭丧人”可就没钱赚了,自有大批的下属自动地来替哭。不仅官老爷的娘老子翘辫子会有人来哭,就是老爷的狗,不,爱犬死了,也一样有人涕泪交加,昏迷毡块。

  这种事情说起来似乎是恶心而且新鲜,但细究起来,实际上也是古人玩剩下的。南北朝时期,南齐最后一个皇帝东昏侯,就干过这等事。一次,南朝小皇帝爱妃早早地归了天,多情的皇帝下令朝中大臣一起前去送葬。可能是嫌现场哭声不够响亮,气氛不够悲戚,于是下诏,哭得哀痛者升官三级。某官闻言放声大哭,泪流满面,涕涂一手加一地,在大家目瞪口呆之际,升了上去。完事后,有人不服,问这位:你哪儿来这副急泪?这位回答说:啊,我自哭我家亡妾耳!

  看来,自己死了亲人,不管是娘老子还是爱子或者爱犬,真要是伤心还是自己哭好,别家的眼泪多半都靠不住。古语道,凡为官家,娘老子死了挤破门,自己死了没人问。

  还别不信,不信试试,真死不行,装一回也行。 






 
鸡犬升天之后
  中国人中被传为得道升天的人很多,刘安是其中最为奇特的一位。据说他上天之后舍不得家里的鸡犬,成天茶饭不宁。没奈何,安排他上天的神仙又费心将他家的鸡鸭鹅狗统统带上天。另一种说法是刘安在将升未升之际,将丹药撒在地上,结果家中的鸡犬吃了也升了上去。按前一种说法,刘安不过是个“有道”的土佬;按后一种说法,刘安就是汉代那个风流儒雅的淮南王,好客,好书,也好神仙方术,但是还是没有能逃脱宫廷斗争的牵累,死于非命。显然,人们更喜欢的还是前一个刘安,虽然土得掉渣,但的确可爱煞人。人们说起“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成语的时候,想到的多半是这个土佬刘安。只不过,后世的人们在引用这个成语的时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篡改了刘安同志的光辉事迹,每每用它比喻一个人做了官发了财,家人亲戚统统跟着沾光的现象。

  在当下的语境里,“鸡犬升天”基本上属于贬义,安到谁头上,都跟骂差不多。不过,话又说回来,人们在说谁家鸡犬升天的时候,其实话里话外多少是有几分艳羡,几分醋意,比酸葡萄味还要重些。在一个以家庭或者家族为本位的古代社会里,发达者照顾家族和亲戚,本是理所应当之事。所以看见鸡犬升天的事情,贬固然是要贬的,但骨子里未必就不赞成,只要自家有机会,总是免不了要实践一下鸡犬升天的境界。只是在这个境界里,发达者和他攀龙附凤的亲戚心境有所不同。想攀的人实践鸡犬升天的心情更迫切些,恨不得一步登天,而被攀的感觉相对复杂,一则有荣耀之感,二则有时也难免会被拖累得暗暗叫苦。我们自古以来推崇“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光,亲戚之间沾一点或者更多,好像历来是理所应当的。如果有光不让亲戚沾,那倒是要有点勇气,即使那些亲戚并没有跟你有难同当,甚至还落井下过石,到时候人家来沾光,似乎也没什么不应该的。显然是只要一人得了道,那么鸡犬自然就会一拥而上,跟着升天去也。

  同样的道理,几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一起创业,共患难的时候,大家往往齐心合力(亲戚自然不会沾边),一到度过难关发达起来,轮到同享福了,却往往会起了分歧,最后不闹得乌眼鸡似的你死我活,就算幸事。因为一旦有福可享了,各自的身边就有各自的亲戚了,鸡犬来了,鹅鸭也来了。时间一长,原来的患难兄弟就分成各自的亲戚集团,再在一起共事,想不起意见都难。

  鲁迅在谈到袁世凯的时候说过,中国的猛人身边总有一批包围者,事都坏在包围者身上,围垮了一个猛人,大家再围另一个。其实,猛人最贴身的包围者就是自己家的鸡犬,比如袁世凯称帝,那个连报纸(顺天时报)都伪造好了送给他看的人,就是他的犬子袁克定。

  所以,中国人是相当聪明的,当年编这鸡犬升天传说的人,就已经知道这升天的结果好不了。所以,他们给刘安安排了一个啼笑皆非的结局,说是刘安升天以后,不谙礼数,“起坐不恭”,于是被人弹劾,要受惩罚,幸亏有人(仙)说情,才算放过,但仍然被安排去看厕所。有人知道这个结局之后,还写诗质疑刘安:“身与仙人守都厕,可能鸡犬得长生?”(周密:《齐东野语》卷十)大概刘安上天以后,一群鸡鸭鹅狗成天跟着,四处聒噪,四下方便,弄得天界大乱,噪音超标,卫生不达标,因此才会将刘安同志发到环卫部门去,让他将功补过。刘安命运如此,那些跟上天的鸡犬呢?书上没说。不过,我想,既然连刘安都差点受到惩罚,免罚之后,还被打入另册看厕所,这些惹祸了的鸡犬,如果不赶紧逃下界来的话,那么很可能要进仙人的厨房了。

  看来,从鸡犬升天到任人唯亲,再到家散人尽,这样的三步曲从古时候就开始在演了。 






 
排名的重要性
  唐朝的安史之乱是每个读过中学的人都知道的历史事件,其中的核心人物是安禄山和史思明。两人均出于丝绸之路上的胡族,不仅好武,而且擅长经商,在喜好用胡人为将的唐朝,靠的是武功起家,但心机却一点也不少。安禄山攀上“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贵妃,为此,老大不小的他居然拜杨贵妃为母。进宫来,故意做戏式的先拜贵妃,后拜皇帝,说是胡俗重母,其实是变着法地讨皇帝的欢心。史思明没有这等软功夫,但也曾让唐玄宗抚背长叹,感慨良多,大概是找了个机会让皇帝看见了自己身上的伤痕。安、史在历史上,属于那种造反而没有成功的人物,评价特次,所有的脏水都来了,给人印象是浑得要死。其实,这种能把唐朝从鼎盛一棍子打下来的人,就算是浑,也多少有点过人之处。

  安、史都是武夫和老粗,不过,老粗在唐朝那种遍地是诗的环境里,也未必能耐得住。果然,当他们打两都树起大燕国号之后,居然也做起诗来了。说的是一日史思明在东都洛阳尝了新摘下来的樱桃,感觉甚好,忽然诗兴大发,赋诗一首,诗云:“樱桃一篮子,半青一半黄,一半寄怀王,一半寄周贽。”(怀王是他的儿子史朝义,周贽据说是他儿子的老师)写完之后,遍示群臣,左右群臣都说好。半晌,有一人嘟囔道,好是好,不过,要将第三句和第四句调一下,也许就合辙压韵了。不想,史思明听罢大怒,说:你胡说,怎么能让周贽压在我的儿子之上呢!?此人脑袋是否因此丢了,书上没讲,估计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很久以来,人们一直把史思明的这个逸闻当成笑话,其实,笑话固然是笑话,但其中未必没有一点道理。史思明不肯改诗,里面有个排名先后的问题,而所谓的排名,实质是个礼仪秩序的问题。要知道,此时的史思明既不是当年在边境游荡的小卒,也不是玄宗手下总是生事的边将。他已经打到长安,做了大燕国的柱石。昔日刘邦一介没有见过世面的小小亭长,做了皇帝也知道礼仪的重要,何况安、史反的时候已经当了唐朝这么多年的重臣,也不知随班参见了多少次,岂有不知排名重要性的道理?从另一方面说,就算安禄山对此不明白,但安禄山手下,不乏文人学士,连当时名满天下的大诗人王维,不也被他网罗在帐下,其中懂得朝廷礼仪的自然不在少数,自然要教会安、史点什么,否则他们存在的价值何在?当年刘邦打天下的时候,儒生叔孙通百无一用,好不容易出个主意封六国,之后还被证明是馊的。结果到了天下已定的时候,当年的高阳酒徒摇身一变为制礼的博士,才有了用武之地。

  历史告诉我们,不论是流氓还是草寇,登基做了皇帝,自然都要讲礼仪、排班次。即使他不讲,群臣也要劝他讲或者说逼他讲。礼仪的要紧处,就在于等级排名,在公共场合露面,文武两班,班次森严,地位、官阶、资格一路排下来,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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