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时针方向环绕着布达拉宫行走。一路上都是尘土。藏族人、汉人、西方人、僧侣、百姓……扶老携幼，犹如历史上那些伟大的迁移（于坚《棕皮手记·在西藏》）
我无缘看到这一宏大场面。但我还是深切感受到了西藏僧侣民众对佛的虔诚与尊崇，对布达拉宫的膜拜与景仰。
我不愿就这么匆匆地走进布达拉。就像看戏，不希望一下子就进人高潮。我愿布达拉仍然像谜一样悬挂在我面前。
于是，我走向八廓街中央的大昭寺。
大昭寺的大门朝西，寺门外有八根大红柱，构成一个数米宽的门廊。地面铺着大块大块的花岗岩石板，柱顶及横梁描图绘彩，金碧辉煌。
两扇朱红的大门紧闭着，神秘而威严。
十多个信徒在门廊红柱旁做着礼拜仪式。他们穿着或灰蓝、或浅绿、或咖啡色的藏袍，腰间扎着或白或红的腰带，雪白或杏黄的右臂衣袖祖露在长袍外。一个个脸色阴沉严峻，面寺肃立，双手合十，依次举过鼻尖、额前、头顶，再移至胸前，然后俯身趴地，双手滑伸向前，接着爬滑回原处，站起，再双手合十，举过头顶……如此循环往复，从早到晚，一做就是一整天，甚至十天半月，也有一连叩拜一二个月者。
这叫磕长头。大多数信徒的手掌都套有皮垫或轮胎胶，要不这般反复与花岗岩石块磨擦、非把手掌磨破擦烂不可。门廊下那坚硬的花岗岩石面，被信徒的衣物磨得溜滑闪亮，被信徒的手掌擦出一道道槽沟。得经过多少人常年累月、接连不断的磨擦，才能出现这一道道槽沟？
我把镜头对准一个磕长头的年轻妇女。她身子高挑，脸庞俏丽，鼻梁高挺，一根长辫垂于背后，上身穿白色毛衣，下身穿黛绿长裙，美得有如维纳斯雕像。她口中念念有词，反复磕拜，神情虔诚专注。这么一个俏丽少妇，她在祈祷些什么？或许这仅仅是一种信仰，一种精神寄托？她似乎发觉我将镜头对准她，有点不好意思地躲避一旁，待我把镜头移开，她又走回原地，合掌，趴地，伸手，跪拜如初。这是人道不久的少妇吧？我不便打扰她，就走到一边去。
坐在寺门外石级上的一排“老外”，完全被眼前这宗教仪式吸引住了，甚至忘了卸下背后的旅行包。他们遍游世界，见多识广，然而这独特的跪拜仪式，也足以使他们惊心动魄的吧？
一日，我寻访拉萨北面一座大山南麓的色拉寺。
在寺门坪地上，我看见一个身穿灰黑长袍的藏族老妇人‘背着一大块花岗石，缓缓娜动身躯，一步步朝寺殿走去，那粗糙沉重的大石直接背在背上，没有筐子，没有垫子，只用一根草绳拴住，双手摸着草绳，弯腰弓背，钻过矮门，登上陡梯。艰难地往上攀爬。显然，她是将大石背上去维修寺庙的。这里。海拔近喇I盯米，我每走一步，都感到气喘，吃力，身背大石的老妇，一直默默地攀、爬，神情有点淡漠，却又非常肃穆〔那如锉的石面，如刀的石棱刮削脊背，不疼吗？那如牛负重跳瘦弱身躯，哪来的如此持久强大的力量？听说背石修寺，完全是自愿的，无偿的。她的这些举动，都是神的意志，佛的召示吧？
又一日，我去拜渴哲蚌寺。
哲蚌。寺在拉萨西郊根培乌孜山南坡的山坞里。寺前山谷满是青葱的杨树林。走近寺门，意外地发现一条清清的小溪从寺后山谷钻出，绕过寺边，涂凉地往山下流去。奇怪的是，每走几步就看见一两个藏族妇女礴在溪石上，将一串用细绳拴着的铜片铜铃提在手里，一下一下地放进溪中，浸漂一下，提起来，再放进去，浸漂一下，再提起来，如此反复终日，那清冽湍急的溪水，将铜片铜铃洗刷得亮晶晶，金闪闪的。这大概又是一种宗教仪式，是祈求佛寺圣水洗去灾草，擦亮灵魂？
所有的朝圣者都一手捏小勺，一手拿酥抽（奶酪状，用塑料袋装着，或盛在小提桶里）。到每尊佛像前，都要用小勺挖出一点酥油，添在佛完前的佛灯里。或者端一盏酥油灯（钢制，酥油为液体状，灯芯燃着黄色火焰），走过殿内每盏佛灯前，都毕恭毕敬地递上手中的酥油灯，给佛灯添上一点酥油。
有的大殿两侧竖立有高至壁顶的藏经架，一小格一小格的，每格都藏有一部发黄的经卷。藏经架下有一条不足一米的夹道，无论是手握酥油袋的老翁老妇、身背背包的年轻导游，还是西装革履的机关干部，都心悦诚服地低头弯腰，鱼贯地从那矮矮窄窄的木架底钻过。他们坚信，藏经架上贮满了经卷，从架下钻过，就可以感知大藏经的博大精深，就可以获得灵感，增加智慧。
有一对中年夫妇（大概是藏族），男的西装领带，女的烫发画眉，一副干部模样。男的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女的则不停地将钱币抛向高踞佛完上的佛祖身边。
“你也会念经？”我问。
“向师傅学的。”那男的说。
看来，在西藏，在拉萨，无论什么身份，什么学识，都有佛在心中。
到各处寺庙兜了几日，便又回到布达拉。
宫前小广场上云集着一伙伙善男信女。听知情人说，他们有的来自青海玉树，有的来自四川阿坝。那些身披黄袍，满身尘灰的教徒，大约是来自印度，或者尼泊尔、孟加拉。
他们是单人孤旅，日夜兼程步行来的吗？还是成群结队，赶着耗牛，驮着帐篷，一路放牧，一路化缘而来？抑或一路磕长头，三步一拜，五体投地，穿戈壁，过荒摸，翻雪山，行程千里，历时数月才来到的呢？
西藏女作家马丽华在《灵魂像风》中曾详细描述过一个从青海囊谦一路凌长头来到拉萨的‘’朝圣部落”—
男女老少一行十八人，有职业僧人，有普通平民，有七十七岁的老太婆，有不足半岁的小男孩，他们各司其职，结伴而行，有专本诵佛经该长头的，有背孩子赶耗牛做后勒的，虽分工有别，但功德相同。自一九九一年秋在他们家乡澳谦的土地上磕下第一个长头之后，便开始了漫长的宗教行程。过荒山野地，浴风雪烈日，一丝不苟地完成着磕头的每一个程序，额头硬茧每天都被蹭出新鲜的血，经过一年一月零三天，终于如愿以偿，在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到达雪域圣地拉萨。其时，每位磕失人磨穿了生牛皮做的围裙不止八张；用坏了的木制手套不计其数；上路时的十五头耗牛已所剩无几。
古往今来，这种三步一身、磕着长头到布达拉朝圣的人到底有多少，谁能说得清呢？
一位藏族作家告诉我，藏族“以高为尊”。我于是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把布达拉宫建在拉萨市最高的红山顶上，明白为什么要用铜质婆金瓦将布达拉的金顶铺饰得金碧辉煌，明白为什么珠穆朗玛峰麓有一座世界最高的寺庙绒布寺。
这位藏族作家还告诉我，藏族同胞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几乎是亘久不变的，一个个朝代政治变革暴风雪般刮过之后，他们还是我行我素，复原如初。
我又一次仰望高高耸立在红山顶上的布达拉。
那依山叠砌的宫宇群楼，巍峨雄峙，谜一样闪现在我眼前。那上万间房屋数万个涂了黑边的窗口，有如神佛鬼怪宇宙精灵所睁开的一只只充满诱惑的眼。
我分明觉得，布达拉是藏族僧侣百姓的信仰、意志和毅力的象征。或许，高原的冰雪严寒，生活的艰难困苦，都需要这种力量去支撑，这种精神去慰藉？
我又想起了那位藏族作家的话：假如我们藏族有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哲学家，将这种坚定的信仰、顽强的意志与无与代比的毅力引导到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上来，那将是怎样的一利辉煌？
这种见解无疑是深刻独到的。
明天，我将走进布达拉宫，进一步领悟其中的奥秘，聆听神抵的启示……
［马瑞芳］ 蒲松龄故居漫笔
十九世纪的世界文坛，正是短篇小说云蒸霞蔚的时期。契诃夫为首的俄国，莫泊桑领衔的法国，还有纳撒尼尔，霍桑、马克·吐温、欧·亨利为代表的美国，佳作竞出。每读这些堆金垒玉的世界名著时，我不能不望洋兴叹，为大师们的才思所折服。但也常常有点儿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我国古代短篇小说不仅不比欧美差，而且繁荣得比他们早。当那个著名的美国流浪汉在监狱里以“欧·亨利”的笔名开始创作时，《聊斋志异）已经在神州风行了两个世纪，而且由英国传教士卫三畏‘一八一二一一八八四）译成了英文。
《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一六四O一一七一五）被科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他出生在山东淄川一个普普通通跳小村庄，一座普普通通的茅草房中，做了一辈子普普通通的私塾先生。和他生前的穷愁寥落相映成趣的是，有越来越多赵人，从四面八方络绎不绝地来看这位穷秀才的故居，有的是从大洋彼岸不远万里专程而来的。
参观蒲松龄故居最好趁秋高气爽时。故居门前数株古槐权繁叶茂，翁翡郁郁，似乎把周围的空气都染绿了。进入月洞门，迎面数茎太湖石潇洒而立。甫道两旁一排排、一株株各色各样的名贵菊花争妍斗丽。月洞门旁有个绿藤缠绕、绿叶纷繁的瓜架，吊在上边的十几枚南瓜个头儿一般大，圆圆整整，端端正正，红红艳艳，熟得透了，熟得实在，真极了反而像是假的。南瓜上的“聊斋”、“柳泉”字样，是坐果时镌刻上的，随南瓜而长大，长得天衣无缝，倒像固有的一样。有后墙的绿屏为陪衬，这些南瓜更平添了一种“万绿丛中数点红”的韵味儿，受到特殊礼遇的游客可以讨得其中一枚，置于案头，越冬不坏，成为朴素而别致的装饰品，并可时不时体味“豆棚瓜架雨如丝”的意境。进人第二个月洞门，“聊斋”豁然在目，门前左右各有一株石榴树，挺拔而匀称，树叶将落未落，特意留在树上的石榴裂着嘴儿，似笑迎佳宾。
须要仔细看、慢慢瞧的，是聊斋。这是蒲松龄生活的地方，一般被介绍为作家的出生处，其实不对。蒲松龄的《降辰哭母》说：“尔年于今日，诞汝在北房，抱儿洗榻上，月斜过南厢”，这个‘“北房”指蒲家老宅，蒲架的正房，而“聊斋”是蒲松龄娶妻后分家得的三间农场老屋，蒲松龄苦撑苦熬了几十年，才把这尘泥渗流的破屋翻盖了一番。
“聊斋”砖铺地，竹为拥，古色古香，迎门高悬路大荒书写的“聊斋”匾，匾下是清代画家朱湘麟画的蒲松龄像，两侧是郭沫若的名对：
写人写鬼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对联两侧是蒲松龄手稿照片。画像下陈列着蒲松龄用过的铜手炉（近年来手炉已收进纪念馆的保险柜中）。蒲松龄常写到他“呵冻急草”的写作情况：“一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凝冰。”（＜聊斋自志》）“弯月已西，严寒侵烛，霜气人纬，挎腹鸣饥”（《戒应酬文》）。在饥寒交迫中写作，这小手炉该给聊斋先生以多大温暖和慰藉？铜炉极薄，大约是被作家瘦骨棱棱的手摩擎而致吧？
南窗下有张粗糙而陈旧的两抽桌，摆设着聊斋老人用过的砚台。这张桌子和画像下的大方桌据说都是蒲老夫子的旧物，不过南窗下的旧桌更像。画像下那张，新得令人起疑。
“聊斋，，内文物不少，可真正属于蒲家的不多。一块海岳石，也叫灵壁石，据说是宋代米带玩赏过的，后来落人西铺显宦毕际有之手，“刺史归田日，余钱买旧山”；一块三星石，状如玲珑剔透的假山，顶端有三个亮点，以水涂抹，灯下闪闪发光；一块蛙鸣石，形似青蛙；一座硕大的木影炉，据说是整个黄杨木树根雕成；……都算不上什么稀世珍宝，却又不属于蒲松龄所有，这是一九五六年从西铺毕家搬来的。蒲松龄在毕家坐馆三十年，这些置于他设帐处的木影炉、三星石，还有那’绰然堂”大匾，以及蒲松龄睡过的床，都被一古脑儿搬了来，算是作家的遗物。其实只能算是作家终生贫困的证明。
于是，所谓“聊斋”，变成了“绰然堂”的部分再造，而且是不伦不类的再造。三百年前蒲松龄到毕家抛妻别子地舌耕，伴随他度过漫漫长夜的，就是这炉，这石，这床，尔今，它们又来寄聊斋篱下，完成了一个煞有趣味的历史回环。
“聊斋”是蒲松龄纪念馆的基点，“文革”前即纪念馆之全部。“红色风暴”中蒲松龄墓被掘，故居却幸运地尘封了起来，因而除四害后迅即“东山再起”，且有日渐扩展之势。除“聊斋”外，故居现有好几个展室。著作室中展出《聊斋志异》各种版本，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