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时期有关哺乳的传奇故事，当时的女人并不觉得是鸡毛蒜皮或无足轻重，因为哺乳行为已被抬举到半神话的地位。
在法国大革命的论述里，慈爱母亲的纯洁母乳常被拿来和旧政体的贵族对比，后者通常由奶妈喂大，吸吮的是污染的奶水。因此，哺育母乳的共和美德与雇用奶妈的贵族腐化相对照，让女人认为喂食母乳是“爱国之举”，也是支持新政体的政治表态。在这种脉络下，克里蒙费洛（Clermont…Ferrand）地区的女市民写了下述话语，转呈全国会议：“兹此立誓，我们的孩子不会吸吮到腐化的乳汁，而是自由的喜悦精神纯化过的奶水。”自此，哺乳不再是母子间、家庭内的私事，而成为卢梭所期待的公民责任的集体表征。
比如当时官方印制的祈祷与仪式手册，便奉劝妇女让自己的乳房成为丈夫的安逸处所、孩子的营养泉源，所有孤儿都可以得到保障，因为“祖国听到你们微弱的哭声，她将成为你们的第二个母亲。”祖国很乐意化身为母亲，慷慨哺育所有子民，包括从前法属殖民地移入的黑奴。
裸胸女人迅速成为法国革命的图像重点，她们模仿古典女性，穿着希腊式长上衣，露出一只乳房，作为新共和的象征。有时，新共和的象征是一个女战士，如戴安娜女神般戴着头盔，手持长矛，上面盖着一顶佛里几亚帽（Phrygian cap，译注：佛里几亚帽又称自由帽。是法国大革命时共和政党的象征），同样裸露出一只乳房。有时，新共和的象征是模仿女神阿蒂米丝，身上悬挂着12个乳房，象征当时颇受欢迎的自然、理性等理念。无数绘画、版画、勋章、浮雕与雕塑都将乳房变成国家图像。
1793年S月10日，法国人为了庆祝革命胜利，在巴黎建造了六座喷泉，第一座喷泉坐落在革命起义点巴士底监狱外，池内是一尊埃及女神雕像，泉水源源不断自她的乳头喷出。喷泉揭幕，设计者达维德（Louis David）以华丽的口吻形容她是：“大自然，我们共同的母亲，挤压她丰饶的乳房，赐予我们纯净、有益的革新之液。”巴黎市民吃惊地看着86名议员饮下女神乳头喷出的水，国民议会议长赛谢勒（Herault de Sechelles）宣称：“以汝乳泉起誓，法国人将遵此圣约。”赛谢勒鼓励现场女观众要哺育母乳，以傅让“战斗与慷慨的美德注入所有法国婴儿的心中。”这幕宛如好莱坞电影般的场景，传达出教条宣传的感染力，将新共和与大地之母、凡人母亲的神圣授乳连结起来。
矛盾的是，新共和如此借重女性的乳房，现实里，女性却被排挤在公共领域之外。新法律给予少数宗教信仰者甚至解放奴隶公民权，女人却仍不是公民。尽管如此，法国人仍以女性乳房象征共和体制所追求的理念，包括自由、博爱、平等、爱国、勇敢、正义、慷慨与丰饶。从此以后，国家便经常被比喻为丰饶的母亲，以饱满的乳房满足所有百姓需要。
哺育的乳房也可以很性感
新共和图像或许和当时的法国女性穿着有关，18世纪80年代，宽松衣服首度登场，采用轻柔的衣料与宽松的剪裁，和以前拘谨的穿着大不相同。法国女性抛弃了厚重的紧身褡与衣料，尝试模仿古希腊、罗马女神的轻松自由穿着，投合了当时的哲学、政治与流行风潮。法国女性的这种“政治正确”穿着，和当时男性流行的雅克宾裤（Jacobin trouser，译注：雅克宾是法国大革命时的激进共和党信徒），共同成为平等新社会的象征。
根据文学评论者盖儿碧（Barbara Gelpi）的研究，在法国执政内阁时代（1795一1799），英吉利海峡两岸的女性穿着：“随意轻松简单，方便孕妇与哺乳妇女，设计上特别方便妇女掏出乳房哺乳。”18世纪末，有一段短暂的时间，女人完全抛弃紧身褡，衣料轻薄透明，重仅数磅。一篇刊载于1797年6月22日《小邮报》（La Petite Poste）的文章提到：
两名女士跨下敞篷马车，其中一人穿着端庄，另一人裸露双臂与胸口，下着薄纱裙子，鲜艳的裤子隐约可见。她们才走没两步，便被人群包围、毛手毛脚，那位近乎半裸的女士饱受羞辱……不久后，人们就再也看不到这位“新法国”女士的不雅穿着。
19世纪初，一篇英国杂志评论指出，“现今年轻女士的穿着，不过是一片薄纱飘拂在胸前，轻纱下的乳房清晰可见。”如此“轻薄”的穿着适用于年轻的母亲，也适用于单身女郎。文艺复兴时代，乳房被区分为哺育幼儿与满足性欲两大类型，这时又合而为一，哺育的乳房也可以很性感。
从此以后，带有性感意味、哺育幼儿的乳房，常被用来作为国家利益的象征。从19世纪到20世纪，法国的象征常是裸露一只或两只乳房的女性图像。这个女性形象又和自由理念结合，比如德拉克洛瓦著名的《带领百姓的自由女神》，画中场景虽不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而是1830年的流血起义，同样的，象征自由女神的是一个裸胸女子。
文艺复兴时期与18世纪的情色艺术，女人是以“不小心”裸露乳房来传达性感意味；这个时期的自由女神像则是刻意裸露乳房，以鼓舞人们的政治激情。100多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巴黎解放时，著名法国歌手雪波（Anne Chapel）也跳上汽车顶，扯破上衣，像德拉克洛瓦笔下的自由女神一样露出乳房，大声唱着法国国歌。如果说生活模仿艺术，还有什么比赤裸的乳房更能代表自由呢？
1850年左右，象征新法国的裸胸女子有了一个正式名字，叫做“玛丽安”（Marianne），她的脸庞年轻、头戴佛里几亚帽、裸露出乳房，出现在无数的绘画、雕塑、海报、漫画与纸钞上，玛丽安所散发的勇敢、活力、团结与性感，正是法国人引以为傲的国家精神。虽然有时美国、英国与德国也会借用玛丽安的形象，但都不像法国一般坦然露乳！
白人主子与黑奴乳房的对立
18世纪，法国带领了世界的民主运动，一直居于政治理念领先地位，直到国力渐弱为止。伴随着大英殖民帝国的日益壮大，以及美国的国力渐强，国际影响力的中心逐渐变成英语系国家。整个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王夫亚伯特亲王以及他们的9个孩子，成为家庭价值与公民奉献的超级象征。这个时期，不管英国还是美国，惟有哺育幼儿的乳房才被尊崇，社会鼓励母亲亲自哺乳，担起幼儿福祉的全部责任。慢慢的，人们发现母子的亲密联系对孩子的心理健全颇有影响，更增强了母亲必须亲自哺乳的社会压力；拒绝哺乳的母亲不仅自私，也危害社会。英国家庭不再把小孩送往乡间，即便聘请奶妈，也多半让她住进主人家，让主母监视她哺乳小主人。
至于美国母亲多数自己哺乳，即使南北战争前南方不乏黑人奶妈，也只有两成左右的母亲使用奶妈。当黑奴被主人指派做奶妈，往往得牺牲自己的孩子，专心哺育主人的孩子。北卡罗莱纳州一位女黑奴说道：
我的姨妈玛丽属于奎达克主人，他的太太难产死亡，留下刚出生的露西小妞。当时玛丽阿姨刚生了小孩，奎达克主人便让露西小姐也喝她的奶。如果玛丽阿姨给自己的孩子喂奶时，露西小妞啼哭了，主人就会自玛丽阿姨手中夺下孩子，打他的屁股，要玛丽阿姨先去喂露西小姐。”
废奴史上最戏剧化的一场辩论，便来自白人主子控制黑奴乳房的紧张对立。事情发生于1858年的印第安那州，曾经是奴隶，后来积极参与废奴运动的楚芙（Sojourner Truth，1797－1883）对一群白人演讲，演讲即将结束时，支持奴隶制度的听众起身挑战楚芙，指控她根本不是女人。根据楚芙传记的作者潘特（Nell Painter）记载，听众指控楚芙说谎，意图低毁她的可信度，没想到却反而打击了自己。
根据1858年10月15日的《解放者》（The Liberator）记载：
楚芙告诉他们说，除了她自己的孩子外，她不知奶过多少白人小孩，有些小孩已经长大成人，尽管他们吸吮的是黑色乳房，在她来看，长得可比台下的指控者还更有男人气概。楚芙紧接着露出胸膛，问台下的男人可想要吸吮？楚芙说，为了证明她的性别，她可以向所有人裸露乳房，这不是她的羞耻，而是台下众人之耻！
一个世纪后，不少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女性运动者模仿楚芙裸露乳房，以达到性别政治诉求，但都不及楚芙的沉痛尖锐。废奴的争议席卷全美，楚芙裸露乳房之举就像她著名的演讲“我难道不是一个女人？”一样，强悍地证明了她不仅是个女人，也是一个人！她的乳房哺育了黑人，也哺育了白人，难道不够格被视为是个完全的人？可是，当时黑奴被认为是“较低等的人类”，站在拍卖台上，让买主细细检查他们的牙齿、肌肉与乳房，他们就像是货品，进了主人家，便完全属于白人主子，和牛狗一样。
楚芙要求白人停止剥削黑奴的身体，但是中产阶级对她的抗争无动于衷，黑人女性依旧被当成牛马，英、美白人女性却被视为守护家庭的天使。派特莫（Coventry Patmore）的《家中的天使》（1854一1856）一诗，便将母亲描绘成天上的善心仙女，对家庭无私奉献。
基本上，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禁止描绘情色乳房，除非是非常隐晦的比喻。以诗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来说，当他的诗不是用“圆形之物”等委婉比喻，而是直接用“乳房”两字时，通常就代表灾难来临，比如“泰尔沙斯”（Tiresias，译注：泰尔沙斯是古神话里底比斯的预言家）看到女神巴拉丝（Pallas Athene）的乳房，因而瞎了眼睛，《鲁奎薛斯》（Lucretius，译注：鲁奎薛斯（公元前95年到公元前55年）是罗马诗人，也是伊比鸿鲁派哲学家）里，特洛伊海伦的乳房引起了战争毁灭；《美女之梦》（A Dream of Fair Women）中，克娄帕特拉死于毒蛇噬吻乳房。
相反的，哺育的乳房就是好的乳房。不管是在法国、英国、美国或北欧，母亲在家袒胸奶孩子，都不用羞于被人瞧见，中下阶层女性甚至可以在公园、火车等公共场所公然奶孩子。英国乡下，中产阶级女士也可以在教堂里当众喂奶，完全不受维多利亚时代拘礼文化的限制。
需要保护的濒临绝种动物
对反对奶妈的人而言，愿意亲自哺乳的母亲简直就像濒临绝种的动物，需要严加保护，尤其是巴斯德消毒法发明后，人们发现牛奶加热后，变得安全可饮，使用奶瓶的风潮越来越盛，到了19世纪80年代，英国大城市已经非常流行使用奶瓶，但是乡下地方依然很罕见。汤普生（Flora Thompson）在回忆牛津郡岁月的自传中说：“有人带着孩子造访乡间小屋，这个孩子用奶瓶喝奶，大家都好奇地把玩它。”
西方世界对母性乳房的崇拜，从伦敦吹到新大陆，甚至远袭至东方的苏俄。同情农奴者为了鼓吹逐渐高涨的国家精神，融合了大地之母与哺育苏俄子民的农妇，创造了苏联之母（Mother Russia）形象。伟大的作家如普希金、杜斯妥也夫斯基都大力支持苏联之母形象，让她与沙皇君父（Father Tsar）并驾其驱，甚至凌驾其上。不管是大地之母，或者是哺育苏俄子民的农妇，她们都是男性救赎的象征，也是社会革新的能量泉源。1860年，在一次女性角色的辩论里，小说家拉斯可夫（Nikolai Leskov）誉扬母性乳房为旧秩序的维系者，也是“女性公民美德的传达工具”。
多数俄国婴儿吸食母乳长大，贵族阶级则聘有奶妈，到了19世纪70年代，许多俄国家庭改用奶瓶。大文豪托尔斯泰强力反对雇用奶妈或者使用奶瓶喂食小孩，在他的想法里，哺育母乳才是婚姻与公民社会的基石，最重要的，哺育小孩是他的妻子宋雅的责任，夫妻为此时起勃溪。宋雅的日记透露，她罹患痛苦的乳房炎，如果不是托尔斯泰专横的要求，她会放弃给孩子哺乳。一位文学史研究者分析：“托尔斯泰获得最终胜利，宋雅强忍痛楚给孩子喂奶，这样一个胜利，我们很难不视之为男性控制女体的象征。不管是这场小冲突或者10年后托尔斯泰写就小说《安娜·卡列妮娜》，他都能称心如意摆布女性的乳房。”
托尔斯泰的个人胜利呼应了俄国传统的父权价值观，女人必须服从男人、子女必须顺从父母、农奴必须效忠地主。托尔斯泰是当时最受尊崇的作家，他的小说与短论享有近乎神圣的地位，谁能质疑《安娜·卡列尼娜》中亲自哺乳的凯蒂是个好母亲，而拒绝哺乳的安娜是个坏母亲？相较于金钱交易压迫贫穷女人担任奶妈、“出租胸部、贩卖乳汁”，谁又能不向往农妇亲自哺乳所代表的俄国田园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