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鄂，运动议和，他建议曹锟召集各省督军在天津开会，讨论西南和战问题。 曹锟通电请各省督军到津会议。几乎所有主和派政客麋集天津，反对南北战争的呼声甚嚣尘上。 徐树铮回到天津，发现陆建章在幕后活动，大怒：“如果我不能让这个屠夫闭上臭嘴，不久，所有的督军都会起来反对我们了。” 徐树铮约陆建章到奉军驻津司令部谈军事情况，却暗中埋伏武弁，及待陆建章入内，用手枪当场把他打死。 段祺瑞得知徐树铮擅将陆建章枪毙，且惊且喜，便下一道令，说陆建章身为军官，竟敢到处煽惑军队，勾结土匪，现已被徐树铮拿获枪决，按照惩治盗匪条例，均应立即正法。 这边却恼怒了一代名将冯玉祥，冯乃陆建章外甥，听得舅父遇害不禁呜咽道：“舅父屈死在小徐手中，殊不甘心。小徐靠了老段，横行不法，暴戾恣睢，我若不为舅父报仇，如何对得住姻戚？但眼下我部下不过数千人，尚难轻动，不如从缓为是。” 段祺瑞为促使曹锟出兵南征，任命曹为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成为民国以来最大的地方官。但是，吴佩孚已在衡阳与南军将领暗中往来。9月26日，湖南战线南军将领谭浩明、谭延辏А⒊糖薄⒙砑谩⒗钍槌恰⑽と俨⒄牌溟B、林俊廷、陆裕光、赴恒惕、林修梅、贲克昭、马洌А⑺魏赘⒘渭叶啊⒙车悠健⑼醯们斓龋本煳馀彐凇⒗羁⒀畲浩铡⒎胗裣椤⒄抛诓⑼醭斜蟆⒀窒辔摹⑾粢稀⒄叛а铡⒄鸥＠础⑴撕杈⒄趴搜确⒊隽ǖ缰骱汀！ ≈毕低纷臃牍按芡橙纹谝荒暌崖碛π吨傲硌 ６戊魅鹜钕稻У摹昂戏ǖ狗搿蹦志绫阌纸袈嗝芄摹４笞芡掣难≈埃懦夥牍埃僮菪鹿岬难【伲尚焓黠Ｓ胝屯跻咎乒采套橹哺＞憷植浚⑷】�80万给王做活动经费。不久，皖系一手经办的安福系议员为主体的新国会在北京开幕。安福国会以安福系的王揖唐、刘恩格为众议院正副议长，接近安福系的梁士诒、朱启钤为参议院正副议长。 冯国璋感到欲连任总统不可能，但他也不愿让段祺瑞登上总统宝座，便暗中嘱使同党设法阻段。长江三督李纯、王占元、陈光远及吴佩孚，隐承冯意，一再通电主和斥战，南方政府通电支持。 段祺瑞感到南方未平，而北洋派内部又如此分裂，若把冯国璋逼下台，岂肯甘休？于是他决定不谋下届总统职位。最后采取折中办法，让比较超脱的徐世昌出来任总统，冯、段两人愿一起下野。 10月10日，徐世昌正式就职，便按照冯、段预约，下令免段祺瑞国务总理之职，任命旧僚属钱能训为国务总理。 冯、段同时下野。冯国璋在与段祺瑞的斗法中，是个失败者，从此，冯回到老家河间，不再出山，不久病亡；段祺瑞名义上不做总理，当个参战督办，但照旧在幕后操纵政局。直系中的曹锟、吴佩孚逐渐成为代表人物，直皖斗争仍在激烈进行。 徐世昌不甘心做个傀儡，他上台后，即以“文治”标榜，除了任用自己的一帮“文人”外，就是主张南北议和。英、美、日、法、意五国也出面“和平劝告”。10月23日，社会名流熊希龄、张謇、蔡元培、王宠惠、庆蕴宽、孙宝琦、周自齐、张一麟、王家襄、谷钟秀、丁世峄、王芝祥、王克敏、徐佛苏、文群、汪有龄、王祖同、梁善济、籍忠寅、李启甫、汪贻书、王人文、林绍斐、由宗龙通电宣告成立“和平期成会”。徐世昌是个善于用谋的军阀政客，他审时度势，乐得顺应国人所愿，以总统名义下了和平令。 几经周折，终于在1919年2月20日，南北议和会议在上海举行。北方代表有：朱启钤、吴鼎昌、王克敏、施愚、方枢、汪有龄、刘恩格、李国珍、江绍杰、徐佛苏等10人，以朱启钤为总代表；南方代表有：唐绍仪、章士钊、胡汉民、缪嘉寿、曾彦、郭椿森、刘光烈、王伯群、彭允彝、饶鸣銮、李述膺等11人，以唐绍仪为总代表。 段祺瑞操纵安福国会，又挂着参战督办的头衔，掌握着军事大权。北方议和代表们多系安福系人，他们出发时，段就嘱咐说：“和谈只许失败，不许成功。” 南方代表团提出停止参战借款、陕西战事，取消参战军、公布中日密约等问题。 由于北方缺乏诚意，南方代表团遂宣布从26日起停止正式会议，改为谈话会。28日，唐绍仪向北方代表团提出要求陕西停战及撤换陈树藩等三项质询，限48小时答复。北方代表团致电北京政府请示，未得回答，于是于3月2日向北京政府提出总辞职，会议中断。 吴佩孚与长江三督呼吁重开和谈，全国也出现了抢救和平之声。美、英、法、意四国公使，也联合劝告北京政府恢复和谈。北京政府只好回电慰留北方和谈代表。4月1日，陕西停战。4月7月，南北和谈重又恢复。 重开和谈，争论的焦点是国会问题，南方代表要求恢复被非法解散的国会。北方代表则要维持安福国会，南方代表根本不承认安福国会，于是北方代表从4月29日起，装病不到会。 就在这时，国内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由北京大学学生首先发难，领导“五四”运动的领袖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人。
第二十一章 “三大主义”
陈独秀于1915年6月中旬从日本返回上海，住在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楼一楼一底砖木结构的楼房，和阔别一年、患病咯血的妻子高君曼团聚在一起。20日，老朋友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为陈独秀等设宴洗尘。 9月15日，由陈独秀主撰的《青年杂志》出版。陈独秀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苦苦的沉思、求索，所获结论是：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这是他办杂志的原因。 1916年9月1日，陈独秀将杂志名称改为《新青年》。陈独秀在自己办的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便擂响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战鼓。他“涕泣陈辞”，寄希望于活泼之青年，呼唤青年“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号召青年“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他提出6项标准，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陈独秀6项标准的主线是科学与民主。所谓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和哲学，重在提倡科学精神，尊重科学规律。所谓民主批判了黑格尔之后的整个德国哲学，第一次全面地阐明了唯，它的对立面便是封建专制，科学与民主是检验一切政治、法律、伦理、学术以及社会风俗、人们日常生活一言一行的唯一准绳，凡违反科学与民主，哪怕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 1916年秋冬，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积极发动了文学革命。这场革命的主将是陈独秀，急先锋便是留美学生胡适。 胡适名洪骍，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早年肄业于上海中国公学，接触新学，信奉进化论。1910年赴美国，先后就读于康乃尔大学和哥仑比亚大学，从学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获博士学位。 陈、胡两人并不相识，但不谋而合，都在思考中国文学的改革问题，因此一经书信来往，便成了好朋友。 陈独秀同胡适建立联系，是通过老朋友汪孟邹的帮助。汪与胡是同乡，1915年10月6日，汪孟邹写信并寄《青年杂志》一册给胡适，告诉他这个杂志是皖人陈独秀主编，并向他约稿。12月13日，汪再次写信给胡适，重申陈独秀约稿之恳切。1916年2月3日，胡适写信给比他大12岁的陈独秀说：“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 胡适认为，国语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而白话则是一种活语言，白话不但不鄙俗，而且甚优美适用。文学不当为少数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国人为大能事。陈独秀对胡适的意见，表示“甚佩、甚佩”，请他在课余之暇，为《新青年》多译那些短篇名著，以为改良文学之先导。两人远隔重洋，一个在东半球，一个在西半球，文学改革的事业把他们联结在一起。 1916年10月1日，《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给陈独秀的信。胡适在这封信中提出了文学改革的8条意见。陈独秀虽然表示赞同，但觉得这些主张立意不高，态度不够坚决。因此他在给胡适的回信中表示：“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盼他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新青年》。 胡适接信后，对8条意见略加修改和阐述，命题为《文学改良刍议》寄给陈独秀，陈独秀立即把它发表在《新青年》上。胡适从此便成为全国文学改革的著名人物了。 1917年1月，陈独秀进京，到北大担任文科学长。他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是个偶尔的机会，去年11月26日，陈独秀为了募集资金，使群益书社与亚东图书馆合并为公司，共同发展文化出版事业，同汪孟邹同车赴京，下榻在西河沿中西旅馆。他在琉璃厂偶然遇到了北京大学主唐诗的教授沈尹默，由于昔日陈独秀曾讥议沈尹默的字“其俗入骨”，促使沈尹默立志书法，终于成为一代书法泰斗，由此两人得以相识。沈教授便向蔡元培推荐陈独秀入北大任职。 蔡元培刚刚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求才若渴，到校后做的第一件大事是聘请有真才实学的人协助一同治理北大。蔡元培和陈独秀都曾在1905年间在上海加入爱国协社，从事反清活动。此后虽多年不相闻问，但蔡元培很佩服他的毅力与责任心，对他有一种不忘的印象。现在又看到陈独秀主编的10余本《新青年》，决意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月薪为300元，允许他将《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并立即去旅馆拜访陈独秀。 陈独秀白天四处活动，晚间看戏，睡得晚，起得迟。蔡元培差不多天天都来看他，有时来得很早，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陈，只要拿个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蔡是二甲进士出身的翰林，曾任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而陈只是个秀才，蔡礼贤下士风度诚然令人敬佩。陈独秀起初不想受聘，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当他看到蔡是那样的诚恳待他，又答应把《新青年》搬到北大办，便答应回沪稍稍整理即来北京。 陈独秀在携眷去北京之前，对原岳王会友人岳相如说：“我从没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能否胜任，不得而知，我试干3个月，如胜任即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即返沪。” 1917年1月13日，蔡元培宣布“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祺已辞职，兹奉令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陈独秀为文科学长的消息传出后，全校震动。青年学生无不热烈欢迎，奔走相告，而教师中的遗老遗少则窃窃私议，啧有烦言，说陈先生只会写几篇策论式的时文，并无真才实学，到北大任教尚嫌不够，更不要说出任文科学长了。蔡元培对于这些攻击，态度鲜明，驳斥有力。他说：仲甫先生精通训诂音韵学，学有专长，过去连章太炎先生也把他视为畏友。熟悉陈独秀的人也站出来讲话，说他在文字学考据方面有素养，有研究，有著作。高一涵教授甚至说仲甫先生讲文字学，不在章太炎先生之下。 北京大学是全国的最高学府，文科学长相当于后来的文学院院长，这为陈独秀开展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社会地位。陈独秀就职后，住在东池子箭杆胡同9号，那是一座普通的小四合院，陈独秀租居了三间北房，中间用雕花木隔扇分开，两边作卧室，中间会客。 同年7月，胡适毕业回国，陈独秀立即推荐他到北大任教，经蔡元培同意，9月10日即到北大任教授，讲授英文学、英文修辞学和中国古代哲学。 不久，陈独秀的好友李大钊也来到北京大学。 李大钊在1916年5月从日本回国后，暂留居上海。他经常到陈独秀那里，策划新文化运动。8月，李大钊应汤化龙的邀请，前往北京主编《晨钟报》。汤化龙原是李大钊的校长，又资助他东渡留学，但汤与袁世凯勾结，支持袁世凯同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为世人所不耻，后来才转变了态度，跻身讨袁护国行列，做了一些好事。李大钊接到汤化龙邀请他去京创办报纸之时，不愿从命，经同学白坚武一再劝说，才决定利用报纸，为再造青春中华大造舆论，出任主编之职。 《晨钟报》是宪法研究会的喉舌，社址位于丞相胡同，紧挨着南宋末年抗金民族英雄文天祥祠庙的一个大院里。李大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