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报》是宪法研究会的喉舌，社址位于丞相胡同，紧挨着南宋末年抗金民族英雄文天祥祠庙的一个大院里。李大钊经过紧张筹备，创刊号终于出版了，李大钊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晨钟之使命》，公开申明《晨钟报》的宗旨是：唤醒民众觉醒，激励青年急起直追，勇往奋进……，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 李大钊在《晨钟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他号召青年“本其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锐敏之直觉，活泼之生命，以创造环境，征服历史”。 《晨钟报》刚刚出版22天便刺痛了北洋政府的当权者，汤化龙对此不满，说李大钊把《晨钟报》办成了一份过激党人的报纸，要求李大钊改弦更张。 李大钊不肯违背信仰，决定辞职，在《晨钟报》上发表了辞职声明，便扬长而去。从此之后，他被《宪法公言》聘为撰稿人，继续著文，抨击黑暗的时弊。 1917年元月，章士钊在北京创办《甲寅日刊》，他到李大钊寓所，请他出任编辑。李大钊且喜且忧，喜的是他又有了一个阵地，很想立即去供职；忧的是老友章士钊做了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使他犹豫不决。于是他便问章士钊： “行严先生，《甲寅日刊》是否可以抨击腐败的时政？向甚嚣尘上的孔家店投枪？” 章士钊答道：“批判孔丘，防止复辟，我赞成；对于政府的黑暗之处，阁僚们的私下争斗，我也是深恶痛绝。” 经过一番交谈，李大钊终于表示：“好！我即日就走马上任！” 李大钊以孔子与宪法的关系为题，针对复古思潮展开了批判。章士钊怕李大钊激进的文章惹麻烦，建议他改写国际问题的论文。李大钊便写国际述评，向读者介绍俄国革命，并指出：“平心论之，俄国此次革命之成功，未始不受我国历次革命之影响。今吾更将依俄国革命成功之影响，以厚我共和政治之势力。”李大钊的文章，暗示中国先进分子向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学习。 北洋政府要缉拿宣传革命的李大钊，章士钊立即掩护李大钊逃离北京。 李大钊仓皇出京，南来上海，寄住友人家中。旧地重游，万端思绪一齐涌上心头，便作诗一首： 英雄淘尽大江流， 歌舞依然上画楼。 一代声华空醉梦， 十年潦倒剩穷愁。 竹帘半卷江天雨， 蕉扇初迎海外秋。 忆别江山无语句， 只应共泛五湖舟。 李大钊在上海继续研究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和俄国革命的经验。 1917年底，李大钊接到章士钊的来信。章士钊已就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逻辑学教授。他约李大钊北上，代替他继任图书馆主任一职，并声称得到了蔡元培校长的认可。李大钊喜出望外，即日北上。 李大钊在北大即任图书馆馆长，后兼经济学、史学教授。 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方针，坚决反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余地。他请提倡新文化的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请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学说的夏元瑮作理科学长。胡适、李大钊、李四光、钱玄同、沈尹默、刘半农、鲁迅等新派人物也先后来到北大任教。 蔡元培萃集各路人才，陈独秀是佼佼者。蔡的治校方针是“教授治校”，有关校务大事，由校评议会讨论决定，评议会相当于后来的校务委员会，由校长、学长、主任教员等自行互选组成，任期1年。陈独秀被选为评议员，此外他还担任北大入学试验委员会副会长（会长是蔡元培）、北大附设国史馆编辑处纂辑股主任和《北大日刊》编辑等职。 陈独秀上任后，他不开课，专心致力于北大文科改革。他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是为文科延聘名教授，于是，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大多荟萃于北大文科。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 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专门论述教育方针的文章，指责中国教育的弊端，阐明他的教育主张是自动的、启发的、实用的、全身的；而不是他动的、灌输的、虚文的、单独的脑部教育。他认为高等教育的宗旨不同于一般教育，应当以研究学理为主。 陈独秀对北大文科教学的改革主要做了4件大事： （1）扩充文科，增设德、法、俄语新系，并在哲学、中文、英文系设立研究所。 （2）允许学生自由选修各课，废除一切课程全部必修的规定。学校四门大开，谁愿意来听课都可以。 （3）整顿课堂纪律，制定考试制度。陈独秀为执行课堂纪律，曾将经常缺课的黎元洪的侄子误认为是许德珩，给予记大过一次，后一经发现错误，即收回成命，并对许进行劝慰。 （4）采购图书，广设阅览室，为学生提供学习条件。 陈独秀在改革文科的同时，也注意到自身的改造。他为了约束自己，加入了北大的进德会，作甲种会员。蔡元培在北大发起组织进德会，会员分为3种：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除前3戒外、加不做官吏，不作议员2戒；丙种会员除以上5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3戒。陈独秀性格豪放，私生活也比较随便，有时涉足于花柳场中。这在当时虽不足为奇，但于新派人物的操行是不相容的。陈加入进德会后，被选为进德会评议员。 北大的改革、贯彻思想自由的原则，冲破了封建顽固派所设置的种种思想文化的禁区，向青年学生展现了广阔的学术自由的新天地。它提高了教学质量，开阔了学生的眼界，扩大了他们的知识领域，对学生接受新事物新思想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死气沉沉、腐朽不堪的北京大学，一变而为新鲜活泼、民主自由的园地。 科学与民主的思潮在北大盛行。它激荡着青年知识分子的心扉，冲开了长期被封建主义封锁着的思想闸门，青年学生迅速地行动起来，结社团，举行集会，积极干预国家大事。李大钊又于1918年冬组织起秘密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使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北大传播。 原由陈独秀1人主编的《新青年》，于1918年1月改为同人刊物，成立了编委会。编委会7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并规定编委轮流编辑，每人一期，周而复始。《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编委聚会地点常常在陈独秀的寓所，陈独秀的家无形中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指挥部。 《新青年》编委会是一个相当强壮的阵营。编委大多是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其中钱玄同又是老同盟会员；鲁迅（周树人）曾参加光复会，并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他在教育部任职，公余时研究古碑，自然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时遇钱玄同组稿，便于《新青年》发生了关系。受《新青年》的启示和鼓舞，便在《新青年》上发表小说、随感录、政论、新诗和译文等。 陈独秀对鲁迅很敬重，说他“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很盼望他为《新青年》创作小说，并一回一回的催。1918年5月，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发表，他借狂人之口愤怒控诉数千年的旧礼教是吃人的礼教，这是篇讨伐封建礼教的战斗檄文。 《新青年》的影响迅速扩大，创刊时发行不过1000份，到1917年猛增到1．6万份，而且每期出版后，在北大即销售一空。 但是，《新青年》是个月刊，出版周期长，且有时不能按期出版，内容多是学术性的大块文章，很难对现实的政治斗争发挥及时的指导作用。为了创办比《新青年》更迅速、刊期短，与现实更直接的刊物，陈独秀、李大钊议创《每周评论》。 1918年11月27日，陈独秀、李大钊和张申府、高一涵、高承元、胡适等在北大文科学长室开会，讨论创办《每周评论》问题，会上公推陈独秀负书记及编辑之责，编辑所设在北大新楼文科学长办公室内。 12月22日，《每周评论》创刊，它的内容有：国外大事述评、国内大事述评、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新文艺、国内劳动状况、通信、评论之评论、读者言论、新刊批评和选论等12个专栏。《每周评论》完全是个针砭时政的战斗性刊物，与《新青年》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协同作战。 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公开亮出文学革命的大旗，又把文学革命与政治革命联系起来，明确地提出“三大主义”的革命口号，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封建国粹派由恐惧慌乱，变为疯狂的咒骂和反对，以林纾为代表的“桐城派”、以刘师培为代表的“文选派”最为猖獗。于是，钱玄同托名王敬轩在《新青年》上发表一篇反对文学革命、为封建文学辩护的《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刘半农以记者名义写了一篇《复王敬轩书》。通过这出“双簧戏”对复古思想、以及对文学革命的各种非议，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抨击，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对3年来所作的宣传，做了总结，从根本上反击了顽固派的进攻。林纾终于按捺不住，跳了出来，进行疯狂的反扑，于是，同顽固派短兵相接的战斗，便在《每周评论》上进行。 新旧斗争愈演愈烈，封建官吏出场了。安福国会议员张元奇赴教育部要求取缔《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否则国会将提出弹劾教育总长案，弹劾蔡元培，而尤集矢于陈独秀。 陈独秀面对守旧派的诬蔑和军阀政府的威胁，毫不畏惧，特辑了全国14家报纸上的27篇支持新派的文章，以《特别附录：对于新旧思潮之舆论》为标题，刊登在《每周评论》上。这14家大报的言论，不仅是对林纾进行了有力的斥责，更重要的是对《新青年》创刊以来，提倡科学民主、文学革命所取得的成绩作了一次大检阅。 林纾的本意是以古文大家的架势，用诬蔑诋毁的手段，破坏和遏止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而结果却适得其反。舆论界看透了这位昏庸老朽王婆骂街蛮不讲理的恶劣手法，愈来愈支持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革新派，但不可忽视的是站在林纾背后的北洋军阀政府的势力。 陈独秀为了减轻北洋政府对蔡元培的压力，特于《新青年》上发表《编辑部启事》，正式声明：《新青年》编辑部和做文章的人，虽然有几个在学校做教员，但这个杂志完全是私人的组织。我们的议论完全归我们自己负责，和北京大学毫不相干。 顽固派早就想把陈独秀等驱逐出北大。京中盛传陈独秀等被驱逐出北大，陈独秀立即揭露：“若利用政府权势，来压迫异己的新思潮，这乃是古今中外旧思想家的罪恶，这也就是他们历来失败的根源。”至于“造谣吓人，那更是卑劣无耻了！” 上海《申报》登出北大教员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等4人被驱逐北大的消息。这些谣言一经刊出，读者信以为真，于是舆论哗然，北京、上海各报纷纷发表评论，立即爆发了一场新旧思潮的激战。 北大学长、教授会、主任会原拟定这年暑期后实行文理科合并，不设学长，设一教务长统辖教务，现在迫不及待地提前于4月8日实施了，推举马寅初任教育长。为封建恶势力最痛恨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就这样被排挤了。
第二十二章 五四圣火
陈独秀在“五四”前夕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20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这时他的思想开始转向科学社会主义。前面说过，李大钊在中国宣传马列主义是第1人，他在1918年下半年即连续发表了《论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等论文，满腔热忱地讴歌社会主义革命，赞扬马克思、列宁的业绩。 李大钊、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和《新青年》上发表的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的文章或译文，主要内容有3个方面：一是宣传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报道战后德国、匈牙利等国无产阶级革命及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形势；二是摘译发表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介绍科学社会主义；三是报道国内劳动状况，如北京男女佣工、河南修武煤矿、唐山煤厂、山东东平县佃户等地劳动者的生活状况。 “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标志着他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一个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