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尽美、邓恩铭等又组织了励新学会。这是一个学术团体，以研究学理，促进文化为宗旨，主要活动是发行报刊杂志，举办学术讲坛活动，并以《励新》半月刊为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会员发展到60余人。 王尽美、邓恩铭时常去北京，向李大钊请教如何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和建立共产主义的组织。 1920年冬，李大钊派人来济南帮助王尽美、邓恩铭建立共产党组织。次年初，济南共产党小组秘密成立，王尽美、邓恩铭吸收了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励新学会的进步分子参加。最初的党员有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王象午、王复元、王用章、贾甫等。
第二十七章 南湖船头
广东是新思潮传播较早的地区之一，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在广州引起了强烈反响。1919年春，一个叫郑苍生的人在广州建立了“共和工党”，出版《共和工党》月刊，虽然这个组织在1921年秋停止了活动，但其主要成员后来参加了广东党的早期活动，有些人加入了共产党。 五四运动爆发后，广州组织了学联和进步团社，出版进步书刊，涌现出一些群众领袖，如彭湃、杨匏安、刘尔崧、阮啸仙、周其鉴等。杨匏安是最早在广东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 杨匏安是广州香山县人，他本来在家乡教小学，由于揭发校长贪污学款，遭到校长忌恨，而被诬入狱。他出狱后为寻求真理东渡日本，在横滨勤工俭学，接受马克思主义。回国后在澳门教书，不久到广州时敏中学任教，同时兼任《广东中华新报》记者。1919年7至12月在《广东中华新报》发表《唯物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 一称科学社会主义》等十几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0年10月，北京大学毕业生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3人，从北京经上海回到广州，他们都是陈独秀、李大钊的学生。 陈公博的父亲陈致美曾任广西提督，因参加反清活动于1907年被捕入狱，辛亥革命后任省议会议员、都督府军事顾问，1912年9月去世。陈公博从小受到文武两方面的训练，擅长写作、武术、骑马，身强力壮。他从15岁起学习英语，在父亲入狱后，他靠当家庭英语教师糊口。父亲担任省议会议员时，陈公博刚刚20岁，居然当上了县议会议长，同父亲一荣俱荣。但是，父亲要求自命不凡、不可一世的儿子去求学，他便在父亲去世后担任两年教员，于1914年考入广州法政专门学校，1917年毕业后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同陈公博在北大同一宿舍的广东老乡谭平山，比陈公博年长4岁，俩人同一年进入北京大学。谭平山看上去比较老练，且具有名士风度，充满浪漫气息。 谭植棠是谭平山的族侄，比谭平山小7岁。他朴实无华，忠诚待人，也是1917年考进北京大学的。 这3人回到广州后，便和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等取得联系，创办了广东《群报》，并把《群报》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在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3人回广州的十几天以前，有两个俄国人来到广州，一个叫米涅尔，一个叫别斯林。他们以苏联政府代表的名义，在广州设立了罗斯塔（塔斯社前身）分社。他们到广州前，先到北京大学找李大钊，通过李大钊又认识了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黄凌霜带他们到广州来，介绍无政府主义者梁冰弦、黄鹃声、区声白、刘石心、梁一余、梁雨川、谭祖荫7人与他们见面，俄国人同他们交谈了几次，他们欢迎俄国人帮助他们搞革命活动，于是，他们创办了《劳动者》周刊，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并且建立了广东共产党组织。 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没有参加由7个无政府主义者和两个俄国共产主义者组成的共产党，他们认为：这个广东共产党，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 1920年，广州好戏连台。粤军攻克广州，孙中山回到广州重建民国政府，担任省长的陈炯明于11月写信给陈独秀，邀请他去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学预科校长。 陈独秀接到邀请之后，写信给李大钊商量是否去广州的问题。李大钊认为，领导广州教育工作，有两个重要作用：（1）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潮广泛的带到广东去；（2）可以在那里发动共产主义者组织。 陈独秀对广东寄有较大希望，认为广东有革命的光荣传统，很想去那里一面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广东党组织，一面从事教育改革。于是，他向陈炯明提出去广州任职的3项条件：（1）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2）以广东全省财政收入的1A10拨充教育经费；（3）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之学说，作同一之趋势。 陈炯明答应陈独秀的条件，并电促他来粤。陈独秀离开上海之前，把上海发起组书记职务交给李汉俊代理，于12月17日乘船去广州，同行的有袁振英、李季等人。 12月25日，陈独秀等抵达广州，下榻大东酒店。他首先和米涅尔、别斯林取得联系，接着同梁冰弦、区声白等7位无政府主义者一起开会，研究党组织问题。陈独秀在会上把他起草的一份党纲拿出来讨论，7位无政府主义者见内有无产阶级专政等观点，表示不愿接受。虽经陈独秀再三说明，他们仍然反对。于是陈独秀提出：大家主义不同，终究是要分开的，联合起来，会因活动手段、策略不同，引起争论，不如现在就分开，各走各的路好。 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共产党，北京、上海的无政府主义者也相继退出了共产党组织。 已在广州的3位学生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在陈独秀出现在大东酒店时，便赶来欢迎。陈独秀对他们办的《群报》很是称赞，要他们不尚空谈，切实研究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进行踏实的工作，并和他们商谈了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经过几次酝酿，在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党不久，他们重新建立了广东共产党支部，由谭平山任书记，谭植棠管组织，陈公博管宣传。 陈独秀不久定居在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11号楼2楼，他在门口贴着上书“看云楼”的白纸。陈独秀在“看云楼”安营扎寨，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阵地，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以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推荐谭平山任副委员长，委托陈公博办宣传员养成所，培养革命骨干。宣传员养成所不久改为宣传员学校，陈公博任校长，谭植棠任教导主任，是一所培养具有初步共产主义理论知识，向广大工农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学校。 广州党组织的成员除陈独秀、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外，从上海来到广州的原上海发起组成员沈玄庐、李季、袁振英等也参加了广州支部的活动。1921年5月，李达、李汉俊派包惠僧到广州，要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党的工作，包惠僧也暂时留在广州，参加支部的活动。 在留洋学生中，除参加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成立日本小组外，张申府在留法学生中建立了党的组织。 从1919年春到1920年底，中国有1600余名青年涌入法国勤工俭学。他们中间有蔡和森、蔡畅、李富春、向警予、李维汉、刘清扬、周恩来、陈公培、赵世炎、王若飞、李立三、徐特立、陈毅、聂荣臻、邓小平、傅钟、萧三、陈延年、陈乔年等等。 张申府在1920年秋加入北京支部后，同蔡元培一起来到法国。张应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吴稚晖的聘请担任逻辑学教授。 张申府在法国发展了刘清扬入党，并结为夫妻。张申府、刘清扬发展了周恩来入党。 周恩来字翔宇，祖籍浙江绍兴。他的祖父周殿魁因为当师爷，由绍兴来到苏北淮安，晚年在淮安府山阳县做过知县。周恩来出生于淮安。他刚1岁时，父母将他过继给病危的叔叔当养子，不久叔父病逝。周恩来4岁时，嗣母就教他识字； 5岁起便送他进私塾读书。 1904年，6岁的周恩来随同父母亲、嗣母迁到清河县清江浦，并到外祖父家的家塾里读书。1907年夏，母亲病逝，次年7月嗣母病逝。两个母亲去世，家里债台高筑。父亲经别人介绍，去湖北谋事，周恩来带着两个弟弟回到淮安，尽管他只有10岁，却不得不管理家务，因为他的另一位叔父从年轻时就偏瘫在床，家里的事都要周恩来出头。周恩来不但承担了这一切，还到东门附近表舅家的家塾里读书。 周恩来12岁时被伯父接到沈阳读书，伯父在那里担任职员，他没有子女，又十分喜爱周恩来。 1913年，伯父调往天津工作，周恩来也随着来到天津，并考入南开学校读书。4年后毕业，前往日本留学。五四运动爆发时回到天津，组织了觉悟社，与李大钊联系，成为天津学生领袖。 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在狱中度过半年铁窗生活，出狱后去法国留学。 1921年春，有两名青年手持陈独秀的介绍信找到张申府，参加巴黎小组的活动。他们是赵世炎和陈公培。这两位留学生分别在1920年5月和7月由北京经上海赴法国，他们在上海与陈独秀会面，经陈独秀介绍入党。这样一来，巴黎小组便有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5人组成，张申府是小组负责人。 既然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以及旅日留学生、旅欧留学生都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条件已日臻成熟。1921年2月，陈独秀起草了一份党章，主张党的组织采取中央集权制。这份党章由广州寄给李汉俊，李看后甚为不满，认为陈独秀要在党内搞个人独裁，他也起草了一份党章，主张地方分权，使中央成为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并寄给陈独秀。陈独秀看后，大发雷霆。他们两人本来就有分歧，现在的关系更加恶化。但陈独秀的威信远在李之上，李无法与陈抗衡，于是不愿再担任代理书记，把党的工作交给了李达，李达便成了上海党组织的代理书记。 以列宁为首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极为关切，1920年8月，根据列宁的推荐，共产国际委任马林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于1921年3月从莫斯科动身，取道欧洲赴上海，当年6月3日到达上海。与此同时，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尼可尔斯基也来到上海。此时维经斯基已回俄国。 马林、尼可尔斯基立即同李达、李汉俊接头。二李都能讲英语，李汉俊还会讲德语，马林会讲英语。他们通过交谈，认为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决定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两人来上海开会。马林拿出带来的经费，寄给每位代表路费100元，回去时再给50元。 李达分别与广州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商议，得到陈独秀、李大钊的同意后，李达、李汉俊分别写信给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以及日本留学学生中的党组织或党员，通知他们各派2名代表来上海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至于法国留学生的党组织，因路途遥远，已经来不及，故未通知。 北京党组织接到通知后，立即开会讨论谁去上海的问题。李大钊本是当然代表，但他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并兼北大教授，又是北京8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时值学年终结，公务繁忙，不能亲自去上海。会议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为代表。李大钊指定张国焘参与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因此，张国焘会后便动身南下。 张国焘途经济南时停留一天，约王尽美、邓恩铭等济南党员，在大明湖的游船上详谈，确定王尽美、邓恩铭为济南党组织代表。 长沙党组织的代表是毛泽东、何叔衡。由于湖南军阀的残暴统治，人身安全没有保证，毛泽东、何叔衡不得不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动身赴沪。 武汉党组织的代表是董必武、陈潭秋。 李达、李汉俊在5月中旬派包惠僧去广州。包惠僧当时已无固定职业，陈独秀就通过友人把他介绍到报馆工作。陈独秀接到上海来信要他本人和2名广州代表一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陈独秀召集广州党员在谭植棠家开会。陈在会上说：“第一，我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我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我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成所所长，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后就可以回去。其他几个人都忙，离不开。” 陈公博很想去上海，他当时有点中暑，很想转地疗养；他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也想趁此机会去办个手续；再者，他去年和李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