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他当时有点中暑，很想转地疗养；他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也想趁此机会去办个手续；再者，他去年和李励庄结婚正在戎马倥偬之时，没有度蜜月的机会，正想在暑期中补度蜜月。陈独秀要他去上海开会，正中下怀。 陈独秀年长，又是其他人的老师，他讲的话，众人都同意了。于是，陈公博便偕妻子由广州出发，经香港转赴上海。 包惠僧则从广州乘海轮直赴上海。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党员代表周佛海，于7月中旬到达上海。 上海党组织的代表是李达、李汉俊。 各地代表干7月23日前都来到了上海。因上海负有发起之责，又是开会所在地，所以，李达、李汉俊承担了会议的联络、筹备和会务工作。 李达交代他的妻子王会悟安排代表住宿的地方。王会悟在上海女界活动中，结识了法租界博文女子学校校长黄兆兰。因博文女校离开会地址较近，行动方便，博文女校师生因暑假均已离校，代表住在那里便于保密。王会悟就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名义，向黄兆兰租借了房间。外地代表除陈公博夫妇住在大东旅社外，均住进了博文女校。代表们住在陈设简单的房间，有的房间内有简易木板床，有的没有床铺，便在地板上铺了草席。他们寄宿在这简朴而清静的校舍内，开展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工作。 中共“一大”会议的地址选择在李书城的公馆里。李书城与李汉俊兄弟已由三益里17号迁往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106、108号，这是一幢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106、108号内部打通，共用106号斜度较大的大楼梯。上楼之后，便是李汉俊的房间，朝西走，则是李书城的卧室。李书城此时在湖南主持讨伐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军务。会场设在楼下客堂中间。 1921年7月23日晚8时，出席会议的代表三三两两来到会场，他们是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广东代表包惠僧、陈公博，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日本留学生代表周佛海，共13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可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年龄最大的是何叔衡，45岁，其次是马林，38岁，董必武35岁，李汉俊、陈公博、李达31岁，毛泽东28岁，包惠僧27岁，陈潭秋25岁，周佛海、张国焘24岁，王尽美、尼可尔斯基23岁，邓恩铭20岁，刘仁静19岁。 代表们围坐在一张长形餐桌的四周。 因陈独秀、李大钊未能出席会议，李达、李汉俊虽然做了会议准备工作，但他们都不喜欢交往，是学者型的人物，不轻易附和别人，爱坦率地表示自己的不同见解，喜怒形于色。他们与马林之间关系不太融洽。马林毫不客气地要他们报告工作情况，又要他们的工作计划和预算。他们便坦率地表示：中国共产党还未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还没有决定。共产国际如果支持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按实际情况自由支配。二李与马林差一点吵了起来。 张国焘虽然比二李小7岁，但显得圆滑，他既与马林谈得来，又与二李亲密，他成了马林与二李间的协调人。虽然二李为中共“一大”做了筹备工作，张国焘来后，反客为主，筹备工作便落到他的手里，他被推选为会议主席，毛泽东、周佛海为记录。 张国焘向大会报告了会议筹备经过，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和会议的议程，提出应讨论的具体问题。接着马林、尼可尔斯基热情地致词，由李汉俊、刘仁静即席翻译。 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了工作情况，并交流了经验，讨论和起草党的纲领，明确了党的奋斗目标，讨论党在今后实际工作中的方针、任务和方法，制定工作计划。 7月25日、26日休会两天，由会议选出的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委员会委员董必武、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利用这两天时间起草会议文件。 7月27至29日，集中讨论起草委员会提出的文件草案。 7月30日晚，继续举行会议，但不料发生了意外事件。 7月30日晚上的会议刚刚开始，一个身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从那扇虚掩的后门，突然闯入会场，朝着室内的人环视一周。众人对这个陌生人的闯入，感到诧异。 房主李汉俊问这个不速之客：“你找谁？” “我找社联王主席。”那人答道。 附近有一个“社联”，但那个组织没有人姓王，也不设主席。 李汉俊颇警觉：“这不是社联，社联也没有什么王主席。” “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那人哈了哈腰，然后匆匆退了出去。 马林具有秘密工作的经验，他用英语询问李汉俊：“这是怎么回事？” 李汉俊当即用英语作了简要的答复。马林用手猛击桌子，桌子“砰”的一声。马林站起来果断地说：“一定是包打听！ 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 代表们立即站了起来，纷纷离开。房子里只剩下李汉俊和陈公博。他们两人上楼，在李汉俊的书房坐定，想看看究竟是马林的神经过敏，还是真有包打听的密探作祟。 十几分钟以后，果然有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国兵、三个翻译进入室内。侦探和法国兵横眉怒目，像是马上要拿人的样子。先将李汉俊、陈公博监视起来，接着翻箱倒柜地搜查，足足骚扰了两个钟头。只是查到了一些社会主义方面的书籍，抽屉内放着一份党纲草案，字迹模糊，又涂改得很乱，未引起他们的注意。 搜查之后，总巡开始询问：“你们开什么会？” 李汉俊以房主身份用法语作答：“没有开会，是我请北京大学几位教授和学生，来此商谈编辑新时代丛刊问题。” “为什么家里藏有社会主义书籍？” “我是教师并兼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译，这些书是作为研究参考用的。” “有两个外国人是什么身份？来这里干什么？” “他们是英国人，北大的外籍教授，暑假来上海谈谈学术问题。” 法国总巡得知这是李书城的公馆，而且又未发现他们的活动证据，气氛缓和起来。总巡又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大概有某种政治企图，但现时中国教育尚未普及，还谈不到什么举动，希望你们今后专在教育上下功夫，不要参与政治活动。” 说完，便带着一伙人走了。但是，他在四周布下了暗探。 代表们离开会场之后，回头望望无人盯梢，便穿过小巷，来到渔阳里2号，那是陈独秀的住所，现在住着李达夫妇和陈独秀妻子高君曼。他们在那里等了两个钟头，见外面没有异常动静，牵挂着李公馆究竟如何，包惠僧自告奋勇前去打探。 包惠僧来到李公馆，李汉俊、陈公博简要地向他介绍了刚刚发生过的事情。包惠僧临走时，李汉俊要他多转几个圈子再回去。 包惠僧返回渔阳里2号，诉说了李公馆的遭遇，李达提出：“我们要换一个地方开会，最好离开上海，躲开法国巡捕。” 众人赞同。周佛海提议去杭州西湖智果寺去开会，他曾在那里住过，愿作向导。但众人觉得杭州过于繁华，容易暴露。李达的妻子王会悟道：“我有一个主意：我是浙江桐乡人，紧挨着嘉兴。我在嘉兴师范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嘉兴南湖环境幽静，游人不多，湖上有游船可以租，而且距离上海较近。到南湖开会比去杭州更为适宜。” 众人称善。当即决定，会议不应拖延，要抓紧进行，明天就去嘉兴南湖继续开会。当晚，王会悟去上海车站，了解次日开往嘉兴的客车班次与时刻。
第二十八章 叛逆之谋
7月31日上午8时左右，代表们先后来到上海车站。为了缩小目标，他们分两批乘车南行。第一批由王会悟带着几位年纪较大的代表，先乘早班车出发，第二批由李达带着，乘后一趟列车续行。 马林和尼可尔斯基因为过于引人注目，不便去嘉兴，李汉俊因受到监视，也就留在上海。陈公博先在李汉俊寓所受了一场虚惊，从那里出来时又有暗探跟踪，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把“尾巴”丢掉，回到大东旅社睡下，次日黎明，就在他的房间隔壁发生了一起骇人的凶杀案，把他夫妇吓得魂不附体。 早上5点多钟，陈公博从睡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而便闻有一个女人凄厉悲惨的呼叫。被谋毙者为一衣服华丽之少妇。 大名鼎鼎的大东旅社发生了一起凶杀案，立即引来好几位新闻记者，但那杀人凶手早已远飏。 7月31日晚发生了法国巡捕搜查“一大”会场事件，31日晨又发生了大东旅社杀人案。一夜之间两次受惊，吓得陈公博不敢再在上海停留，31日晚即与妻子一起乘车去杭州。 所以，陈公博也未出席南湖会议。 上午10时左右，代表们先后来到嘉兴车站。王会悟在南湖附近的鸳鸯湖旅馆，为代表们开了房间，让众人洗脸，吃粽子，暂且歇息。她托旅馆帐房先生代租画舫。 王会悟又与李达、张国焘等人来到南湖烟雨楼观察周围环境，选择画舫划行的合适路线和停靠地点。准备工作就绪后，王会悟领着众人来到湖畔，通过摆渡的小船，登上了事先租好的画舫。 这是一艘比较华丽的游船，雕梁画柱，陈设考究。在宽平的船头上搭有凉篷，便于遮阳挡雨，观赏风景。后舱是供游客休息和船工夫妇住宿的。为了会议安全，众人带着乐器和麻将牌，并在中舱备有酒菜，以游客的身份作掩护。王会悟则装扮成歌女模样，在画舫前舱放哨。 众人围坐在中舱的八仙桌四周的太师椅上。八仙桌上放着一套宜兴紫砂茶具。沏有龙井绿茶，将麻将牌摆在八仙桌上，若有别的画舫从近处经过，众人便拿起麻将。 11时许，下起了小雨，游人渐渐散去，湖面上更为清静。会议开始了。这次会议讨论通过纲领和决议、党的成立宣言，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党的纲领和决议，已在前几次会议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因而获得一致通过。在讨论《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时，对南北政府的看法有分歧和争论，便决定把成立宣言交即将组成的中央局处理。 最后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众人认为，全国党员人数不过50人，各地组织尚不健全，暂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先组成中央局，负责领导党的工作。会议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总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 陈独秀未出席会议而被选为总书记，一则因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并在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起了主导作用，享有很高的声望；二则列宁要马林向中国共产党传达他的意见：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点。 下午6时左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当晚，代表们乘火车返回上海。 中共“一大”闭幕以后，马林多次提出要陈独秀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回沪任总书记，又派包惠僧去广州，向陈独秀汇报“一大”情况，请他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 陈独秀在广州还同汪精卫、戴季陶等人一起兼任政务员职务。他南来广州，目的是推进广东革命事业，现在需要他回上海，他立即致函陈炯明要求辞去职务。陈炯明从广西桂林回电，极力挽留，并劝陈独秀：“望以教育为重，当风独立，我做我事，不萌退志为要。” 陈独秀辞职不获，只得借口医治胃病请假离粤。 9月中旬，陈独秀回到上海，仍住在渔阳里2号。从这时起，他就没有谋生的职业，也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党组织只能发给脱离生产的共产党员每月30—40元生活费，这点钱当然不够陈独秀一家开销的。他虽然经常给党刊写文章，可给党刊写稿是没有稿费的。商务印书馆聘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当时商务印书馆招聘的名流为馆外名誉编辑，月薪有高至五六百元的，但陈独秀表示：“月薪不必多，编辑事务也不愿太繁重，我的主要工作是办党，愿任商务名誉编辑，不过为维持生活。” 最后确定：陈独秀月薪为300元。但不久，陈独秀因党内事务而辞去名誉编辑。他经济上常常发生困难。 陈独秀到达上海的第二天，便同马林见面会谈，他们在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上发生了争论，马林认为各国共产党都是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和计划，应在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制定。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目前也不必要国际的经济援助。因此，谈了几次都谈不成。 有一次，马林的翻译张太雷跟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不能例外。”陈独秀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