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多日军、2000余伪军，并有17名日本高级参事官，血洗汤原。是时，第6军参谋长冯治刚率领100余人留守在汤原附近，在敌我力量悬殊情况下，仍决定乘敌未站稳脚跟之际，夜袭汤原。我地下党先派十几人打入城内，作里应准备。4月7日晚10时，冯治刚100余人部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攻城。里应外合激战通宵，攻进汤原县城，伪警察署被缴械，全歼县守备队，17名日本高级参事官当场毙命。缴获迫击炮4门，轻重机枪4挺，长短枪500余枝，子弹5万余发，并从监狱内救出300多人。 抗日联军神出鬼没，到处打击敌人。东北抗日联军12支队30多人夜袭肇源县城，从城西角翻过城墙，袭击县公署，解决200余名伪警察，尔后去攻打警察署。枪声在城里爆竹似地响起，城内日伪机关中的日军不是被毙便是被俘。抗日联军从监狱里放出百余名同志，部队即发展到200人并缴获了300余匹战马。黎明后，部队骑上战马，浩浩荡荡地离开肇源县城。 在江南活动的原红军游击队奉命组编成新四军。 原中央苏区主力红军长征后，留下来的红军和地方游击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掩护，不断粉碎国民党部队残酷的围攻、屠杀、搜山，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活动在南方的已有浙南、闽北、闽东、闽南、闽西、赣东北、赣粤边、闽赣边、湘南、湘赣边、湘鄂赣边、鄂豫皖、豫南桐柏山和琼崖等14个游击队和游击区。西安事变后，蒋介石采取“北和南剿”的方针。周恩来在同国民党谈判时提出将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抗日部队，国民党不但不同意反而趁机变本加厉地对游击区进行大规模的野蛮的“清剿”。蒋介石密令南方各省“务必乘中央与共方谈判之机，消灭地方武装与地方组织”。蒋介石先后调集40多个师、60多个保安团，对南方8个省红军游击队实行“搜剿”、“追剿”、“堵剿”、“驻剿”。 1937年1至7月，国民党军队采用碉堡封锁、放火烧山、移民并村、大规模的屠杀、制造无人区等手段，疯狂地进攻游击区。各个游击根据地遭敌人破坏后，变成一片废墟，遍地是白骨。但游击区是“日搜夜剿人犹在，万死千伤鬼亦雄”。英勇的红军游击队和苏区人民同敌人展开了生死的搏斗。但是，到了7月11日，国民党军队突然停止了对游击区的进攻，并且撤走了。 负责领导南方各省游击队的中共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和陈毅等在赣粤边游击区的梅山斋坑，已经两年多没能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4月中旬，由于在国民党军中做兵运工作的陈宏被捕叛变，供出红军游击队的地下交通站以及项英、陈毅的活动情况和驻地。国民党军队悄然将梅山斋坑包围起来，项英等听到哨兵发出的鸣枪警报，拿起武器转到小山包上隐藏起来。300余人的国民党兵在方圆不到几百米的小山包上搜了近两个小时，却没搜到一个人。他们放火烧山，但火刚烧起来，天就下了一场大雨，把火淋灭，再点火烧山，火点不着了。天近黄昏，敌人撤走。 项英、陈毅等转移到离斋坑30多里的一座山里隐蔽起来。第二天，国民党军4个营把梅山包围起来，一直围了几十天，把山里的野猪、山牛打得满山乱跑。项英、陈毅带着机关人员，忍饥耐困翻山越岭，在荒无人烟的大山里转来转去，鞋都磨穿了两双，也没跳出包围圈，只到7月11日，才得解围。 项英、陈毅在报纸上看到大庚、南康、信丰3县的国民党县长联合发表的《告中共同志书》，其中有：“中共同志素主抗日救国”、“爱国志士无限钦佩”等语。项英、陈毅等决定一面下山同国民党谈判；一面招兵买马，扩大部队，准备抗日。 陈毅先同大余县县长彭育英、国民党46师代表和江西省政府代表谈判，尔后又同项英一起赴南昌同江西省政府谈判，在国民党军队从游击区撤退、释放政治犯、在南昌建立红军游击队接洽处等6个问题上达成协议。是时，项英得知博古、叶剑英等在南京同国民党就国共合作问题继续谈判，便立即通过博古传电毛泽东、张闻天，报告情况，同党中央取得了联系。 周恩来在“七？七”事变后，多次同蒋介石在谈判中谈及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双方同意南方游击队改编为1个军，但谁任军长，双方意见不一致。 7月下旬，周恩来在庐山和蒋介石谈判后来到上海，在上海会见了怀着强烈抗日救国热情刚从澳门回到上海的叶挺。这位北伐名将在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流亡海外，与党失去联系，已不是共产党员。周恩来估计由他出来主持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蒋介石也许能够接受，于是便同叶挺商量。叶挺欣然接受。 叶挺根据周恩来的意见，直接去见蒋介石，提出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建议。蒋介石果然同意，在没有同共产党协商的情况下，任命叶挺为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这些情况，项英、陈毅并不知道。直到11月初，叶挺去延安，毛泽东等欢迎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项英此时也到了延安，正式商定组建新四军问题。12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局和中共中央军委会新四军分会。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后叛变）为东南局委员，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项英、陈毅、张鼎丞、曾山、黄道为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委员，项英为主席，陈毅为副主席。 陈毅、张云逸、邓子恢、曾山等在10月中旬奉命召集南方各省游击队下山整编。因各个游击队流动不定，活动地区广阔分散，又长期失去联络，要召集起来，是个很艰巨的工作。他们披星戴月地奔走在各个游击区，但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说服游击队下山，因为有些游击队认为同“围剿”红军的国民党讲统一战线，就是向国民党投降，因而拒绝停止土地革命，拒绝下山改编。陈毅派人去动员他们下山，结果不少人被游击队当作“叛徒”杀害了。中共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被戈阳磨盘山一支游击队杀了；红军16师政委明安娄和中共鄂东南特委书记林美津，被赣东北的游击队杀了；湘南游击队支队长曹树良，被湘赣边的游击队杀了。 陈毅十分痛惜和焦急，决定亲自去这些游击队。1937年11月中旬，陈毅坐着轿子来到湘赣边九龙山游击区，游击队参谋长段焕竞和政治部主任刘培善接待了他，他们不认识陈毅，听陈毅说得很有道理。但他们一想到蒋介石连做梦都在想消灭游击队，又觉得同他合作是不可能的。而且前不久，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个自称由湘鄂赣党组织派来的人，和游击队联系，他走了不久，国民党军队就跟着来搜山了。他们怀疑陈毅可能不是党代表，而是“叛徒”，决定把陈毅送到省委，请省委书记谭余保处理。 陈毅被送到中共湘赣临时省委所在地甘子山，被捆了起来，绑在竹棚子一边。省委研究对他的处理时，陈毅都听得见。他大声说：“不能杀，杀掉我，你们要犯大错误。” 次日，陈毅被带到棚子外边树林里进行公审，他借机和谭余保就抗日、恢复井冈山根据地、阶级斗争、国共合作，游击队改编等问题，展开辨论。一部分人被陈毅说服了，建议将陈毅关押几天，看看山下敌人的动静再作处理。 在以后的几天中，谭余保又和陈毅谈过几次，逐渐感到对陈毅的怀疑未必妥当。山下的国民党军队不仅没来剿，反而撤退了。谭余保便派一个交通员去吉安了解情况。交通员从吉安新四军通讯处回来，带着中共中央文件，谭余保激动得潸然泪下，连声说：“我鲁莽，险些误了大事。”并亲自给陈毅松绑，道歉。 陈毅却说：“你是个坚决的老革命，是个好同志。” 1937年12日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移至南昌，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共辖4个支队，全军1万余人。第1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辖由湘鄂赣边游击队编成的第1团和由湘赣边、赣粤边、赣东北游击队编成的第2团，共计2300余人。第2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辖由闽西游击队、闽赣边游击队编成的第3团和闽西（一部）、闽南、浙南等游击队编成的第4团，计1800余人。第3支队司令员张五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辖由闽北游击队编成的第5团和由闽东游击队、闽北游击队（一部）编成的第6团，共计2100余人。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辖由鄂豫皖边区游击队编成的第7团、第9团和由豫南桐柏山游击队编成的第8团，共计3160人。军部直属机关、部队980余人。新四军驰骋在大江南北，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使日军食寝不安，汉奸组织闻风丧胆。 新四军在1938年4月下旬，从第1、第2、第3支队抽调一部分力量，组成先遣支队，在粟裕带领下向苏南敌后进军。陈毅率领第1支队、张鼎丞率第2支队，也挺进苏南。三军会合后，即向溧（水）武（进）公路以北，宁（南京）杭（州）公路以东的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地区展开，主要活动在南京、秣陵关、溧水之东北地区，以主力在茅山山脉及溧水一带，以天王寺以南的山地建立根据地。又以小部队向句容、溧水、南京之线游击，歼灭敌军，击毁汽车。 陈毅多次与丹阳抗日自卫团管文蔚联系，帮助管文蔚部改编为江南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下设6个支队，委任管文蔚为司令员，派一批共产党干部到各支队工作，部队发展到4000余人，使这支部队成为共产党领的抗日武装。
第四十五章 激战太行
陈毅领导的部队，在镇江、句容、丹阳、金坛之间，运用灵活机动游击战术，分散穿插转移，乘虚袭击敌人，在9至12月的4个月内，先后粉碎敌人大小“扫荡”20余次。 第3支队在1938年7月1日进入皖南抗日前线，活动于东至芜湖、宣城，西至青阳、大通镇，南起章家渡，北至长江的横宽百余公里，纵深60公里的狭长地带。第3支队以机动防御方式与敌周旋，多次歼灭日伪军。 高敬亭的第4支队在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地区展开游击活动，多次伏击敌人。在桐城附近之范家岗、棋盘岭伏击战中，击毙日军70余人，毁汽车50余辆。在攻克无为、庐江的战斗中，肃清当地反动土顽武装3000余人。 第4支队第8团于1938年11月进入淮南路以东地区，与地方党组织领导的游击队和党掌握的东北军挺进团取得联系，这两支部队在皖东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张云逸率领军部特务营过江后到达无为地区，将当地党组织领导的一部分游击队和人民自卫军统一整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队，以孙仲德为司令员，黄岩为政委。这支部队在皖中开展游击活动。 中共河南省委武装部长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队300余人挺进豫东，途中与第3支队一部及先遣大队合编，扩大为3个大队，1021人，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吴芝圃任副司令员。游击支队东渡黄河，进入鹿邑境内，尔后开创位于津浦铁路、陇海铁路、新黄河及淮河之间，包括豫东13县、皖北8县和苏北3县的豫皖苏边根据地。至1939年11月，游击支队发展到9个团，1．2万人，改编为新四军第6支队。 1939年2月，新四军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制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11月将第1、第2支队合并，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统一领导苏南部队；江北的新四军部队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张云逸任指挥，徐海东任副指挥，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徐海东兼任第4支队司令员；另以第8团为基础，成立新四军第5支队，由罗炳辉任司令员，郭述申任政委。第4、第5支队发展到1万人，在淮南地区和以半塔集为中心开辟津浦路东根据地并很快打开了皖东的抗战局面。 中原局在1939年春先后派李先念、陈少敏各率一支武装和一批干部，向豫鄂边区敌后挺进，联络各地党的组织和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创建了信阳四望山抗日根据地。并成立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队，由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任政委。至1940年夏，独立游击队对日伪军作战280余次，歼敌1．4余万人，创建了鄂中、鄂东和豫南抗日根据地，游击武装力量发展到1．5万人，并拥有民兵近10万人。成立了豫鄂边区军政委员会，朱理治任书记，统一领导豫鄂边区的党政军民工作。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作出将华北、华中打成一片的战略部署，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确定八路军、新四军的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