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春秋+刘凤舞- 第205部分

共中央、中央军委作出将华北、华中打成一片的战略部署，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确定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粉碎日军扫荡，坚持游击战争。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南方局，由周恩来任书记，领导长江以南党的工作和国民党大后方的统战工作；另组中原局，由刘少奇任书记，领导长江以北华中地区的抗日斗争；将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仍由项英任书记，继续领导新四军军部和苏南、皖南的抗日斗争。　　中共在广东东江地区、珠江三角洲和海南岛等地开辟了华南抗日根据地，给日军以有力的打击。　　从1937年11月至1938年4月，八路军在华北共进行大小战斗400余次，毙伤敌人1万余人，缴获步枪3000余枝，轻重机枪100余挺，毁敌汽车500余辆。1938年5至10月，同敌战斗约1000余次，毙伤敌人2万多，缴获步马枪8000余枝，轻重机枪150挺，毁汽车800余辆。至1938年10月，共产党的部队已发展到25万人。到1939年，八路军、新四军已发展到50多万人，共产党员发展到80万人，民兵发展到100万人。　　八路军、新四军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区迅速发展。蒋介石恐慌起来，他在日记中写道：“军事如常，无变化，惟共产党作祟，为可恨耳！”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将其政策转到反共反人民方面。他作了题为《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的报告和题为《整理党务之要点》的讲话。全会的主要议题是“整理党务”，研究“如何与共产党作积极之斗争”。全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设立了“防共委员会”。　　1939年5月7日，蒋介石在中央训练团党政班上作了《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讲演。他否定了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认为唯有三民主义“博大精深”，“能涵盖一切”，“无丝毫偏颇之弊”，最“充满无缺的革命建国的最高指挥原则”。蒋介石制定了“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表”，其核心是主张由国民党一党独裁。他说：“一切要由党来负责。所谓‘以党治国’、‘以党建国’，其意义即是以党来管理一切，由党来负起责任。”　　蒋介石指使胡宗南率部向陕甘宁边区进攻，妄图扼杀共产党的抗日武装力量。在东起黄河，西至甘肃的西峰镇长达700余里，构筑了纵深堡垒群。用陆空军配合，占领了淳化、栒邕、正宁、宁县、镇原五座县城，并集结部队，准备进犯延安。朱德、彭德怀等通电全国，反对枪口对内进攻边区。　　在山东，顽固派响应蒋介石号召，叫嚣说“宁亡于日，勿亡于共”，对八路军实行“见人就捉，见枪就下，见干部就杀”的手段，端的厉害。山东的国民党顽固派，一是沈鸿烈，二是秦启荣。沈鸿烈是蒋介石任命的山东省政府主席。沈提出的口号是“反共第一，抗日第二”“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秦启荣是国民党别动纵队第5纵队司令。1939年3月下旬，沈鸿烈唆使秦启荣指挥所部王尚志3000余人，于博（山）益（都）边之太河镇，伏击我山东纵队第3支队过路的干部和掩护部队，杀害我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团长潘建军等以下指战员400余人，造成“博山惨案”。8月上旬，秦启荣在莱芜的雪野地方，乘我第4支队在泰莱公路出击敌人之机，指挥顽军向我后方合击，造成“雪野事件”。8月中旬，在淄河流域又发生围攻我第3、第4支队10余天的“淄河事件”。仅在6至12月，山东顽军向我山东纵队所属部队进攻90余次，杀我军民1350余人，扣押干部、战士近1000人。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山东纵队在鲁中淄河流域组织了反顽战役。经过几天的连续反击作战，解放了淄川、博山以东之峨庄、太河、朱崖等地，把秦启荣部击溃，其残部逃至张（店）博（山）路以西去了。东北车第111师，不满国民党政府反共、投降政策，光荣起义转为人民武装。　　毛泽东同新闻记者谈话说：“张荫梧、秦启荣是两位摩擦专家，张荫梧在河北，泰启荣在山东，简直是无法无天，和汉奸的行为很少区别。”　　蒋介石委任反共专家张荫梧为河北省保安司令。张密令冀中民军的3个团长把部队拉走，袭击冀中军区特务营，还将民军中思想进步、坚持抗日的警卫营包围缴械。尔后，把主张抗日的张仲瀚司令排挤出民军。张仲瀚便参加了八路军。张荫梧以国民党河北省政府名义，委派他的老乡、旧友张存实为民军司令。殊不知张存实已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就任民军司令后，便把这支部队改造为八路军，少数顽固分子偷偷率部下去投靠张荫梧。　　张荫梧命他的副司令率3000多人，进攻安国、博野、蠡县等地区，结果全被八路军俘获。1939年6月，张荫梧乘日军“扫荡”之机，亲自带领3000余人，偷袭深县八路军的后方机关。因八路军主力正在同日军作战，后方空虚。张荫梧连夜将后方机关包围，惨杀八路军官兵400余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深县事件”。吕正操率部奋起反击，经过一天激战，除毙伤外，俘获张部旅长以下2000余人，张荫梧只率10余人逃窜。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特务营包围了新四军在湖南平江的通讯处，打死通讯处主任涂正坤，活理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人，造成平江惨案。延安各界人士举行集会，抗议国民党当局惨杀我官兵，为平江惨案被难烈士举行追悼大会。　　八路军的总部在太行山。蒋介石派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向八路军“收复失地”。鹿钟麟和河北省政府机关进驻南宫，在冀南掀起“摩擦”和反“摩擦”的斗争。1938年10月底，鹿钟麟以南宫县长赵鼎新纪念“双十节”大会迟到和写工作报告不合格式以及对他不尊重为由，撤销赵鼎新县长职务，同时，另外委任了一批专员、县长、区长，致使冀南出现了双专员、双县长、双区长的混乱局面。不久，日寇对冀南进行“扫荡”，南宫失守。鹿钟麟等人仓皇逃往枣强。徐向前率部对日寇反“扫荡”，日军放弃南宫。鹿钟麟抢先返回，宣布撤销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徐向前以巧妙的方法回击，派一营兵力以“保护”鹿主席为名义进驻南宫，保卫我冀南行政主任公署。鹿钟麟对此无可奈何。　　鹿钟麟与山东沈鸿烈串通一气，合作反共，妄图把八路军挤出冀南。鲁西北的聊城县有一支武装，县长范筑先是山东省第6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他的部队有30多个支队，号称铁军。鹿钟麟、沈鸿烈要把这支武装改编为与八路军对抗的队伍。其实，徐向前早就做了联合范筑先的工作，鹿、沈终未得逞。　　国民党军中也有不赞成搞“摩擦”的，于是出现了微妙的事情。　　1939年11月，彭德怀准备从延安去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去，毛泽东同他彻夜长谈，要他对国民党军的磨擦，有理、有节、有威，多一分则太过，少一分则太弱，太极柔韧，柔中藏刚，充分展示优秀的东方智慧。　　彭德怀告别毛泽东去太行山。这位性格耿直的将军乘坐大卡车行驶，寒风萧索，天和地显出亘古如斯的苍凉。遥远的地方似乎有隐隐的炮声。大卡车轰轰隆隆地向前开，颠簸得很厉害。车至三原，前面忽然爆出一声断喝：“停车！”　　车煞住了，见路上有两名特务举着手枪拦住去路。问他们是干什么的，那两个特务说：“要检查，要搜车。”　　彭德怀的警卫说：“这是十八集团军司令部的车。”　　“管你什么车，就是要检查！”　　“车上是十八集团军彭德怀副司令！”　　“就是要查，不给查就扣车！”　　彭德怀大怒：“你们想干哈！是谁的命令要查我的车？是蒋委员长还是程潜主任？”　　特务还想耍横，彭德怀大吼一声：“给我抓起来！”　　警卫们立即跳下车，下了两个特务的枪。两个特务这才慌了手脚，面色如土，以为必死无疑。　　彭德怀说：“我不枪毙你们，我要当面把你们交给程潜主任，问问到底是谁命令你们要查我的车的。”　　特务求饶说：“我们有眼无珠，求彭副司令放了我们。”　　彭德怀命令：“开车！”　　车到西安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林伯渠出来迎接彭德怀，见抓了两个特务，忙问：“这是怎么回事？”　　彭道：“这是我准备送行辕主任程潜的礼物。”　　林伯渠问明缘由，道：“把这两个人交给程潜，事情闹出去，若蒋介石知道了，这样有无不妥。”　　彭说：“我就是要闹出去。现在蒋介石和我们“摩擦”不断，我这一次是政治侦察，看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敢不敢打内战。”　　彭德怀在林伯渠的陪同下，让警卫押着两个特务，一起去见程潜。程潜见彭德怀押来两个人，大惊，问这是怎么回事？　　彭德怀说：“这是我交给你的两个证人，他们要搜查我的车，我想问问这是谁的命令，是委员长的命令还是你程主任的命令？”　　程潜满脸陪笑道：“彭先生多心了，这一定是误会。”　　“人都抓来了，还有什么误会！问问他们，是奉了谁的命令？不说，我就把他们枪毙了。”　　特务碍不过，只好照实说：“是奉了何绍南的命令。”　　何绍南是绥德地区的专员，一个极为仇恨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顽固分子，他在陕北一带专事袭扰八路军的勾当。　　彭德怀道：“程主任，你听见了吧？现在中国有一个汪精卫投降日本当了汉奸，他是站在明处，暗处却还有无数秘密的汪精卫，这些顽固分子就是秘密的汪精卫！”　　正说着，那何绍南凑巧从外面走进来。他见到彭德怀，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十分狼狈。彭德怀眼快，道：“你何绍南站在那里干什么，过来我有话问你，你为什么命这两个特务拦我的车？你在陕北一共干了多少坏事？”　　何绍南的脸红一阵白一阵，不说一句话。　　程潜忙打圆场说：“彭先生息怒，现在大敌当前，大家还是以大局为重，不要闹，闹起来不得了，那会闹成鱼蚌相争渔翁得利。”　　“我与你程主任的想法一样，可是这何绍南却不是这样想，他专干反共和破坏八路军的勾当。我今天来见你程主任，就是表明态度，我是主张好好团结一致抗日的，可是我也不怕顽固分子反共。”彭德怀看一眼何绍南：“今天我有话放在这里，谁要反共，他放第一枪，我放第二枪，还要放第三枪。”　　程潜说：“放第三枪就不对了。”　　彭德怀在临走时依然怒气难消，他指着何绍南的鼻子说：“你这个汪精卫听着，你在陕北做尽坏事，已对人民犯了罪，你再去绥德当专员，老百姓抓了你公审。”　　回到八路军办事处，彭德怀对林伯渠说：“我看程潜这位国民党元老是批准我的反摩擦行动了，他说打第三枪不对，意思就是不能干得太过分了。”　　林伯渠说：“程潜和卫立煌都是中间派，都不想弄得太过分，都怕内战打起来不得了。”　　彭德怀的大车从西安出发来到洛阳。卫立煌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请他吃饭，彭在酒席桌上畅抒己见。八路军（十八集团军）此时归卫立煌指挥，卫立煌劝彭德怀：“相忍为国。”　　彭道：“我忍，顽固分子不忍怎么办？”　　“顽固分子毕竟不是多数呀。”卫立煌见彭德怀意志坚决，请他在洛阳多停留几天，要多请他吃饭，并不断重复“相忍为国”的话。　　彭德怀心中明白，忍是不错的，但如果忍过了头，太行山根据地就会被顽固分子一口口吃掉，朱怀冰、石友三等人正在虎视眈眈，大规模进攻太行山的军事行动随时可能发生。他想起毛泽东的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没有一次大的反摩擦行动，局面将会继续恶化。　　次日，彭德怀在卫立煌处遇到了第5军军长孙殿英。孙的部队与朱怀冰、石友三为邻，如果打朱怀冰等，孙殿英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孙是土匪出身，一身绿林气息，为人心性狡猾，思想敏捷，然而却不是顽固派。彭德怀想试探他对反“摩擦”的态度，便同他谈论起来。彭德怀说：　　“大敌当前，八路军意在专心杀日寇，可后面老有人扯后腿，这样怎么抗日？而且现在有人竟打起八路军太行山根据地的主意了，孙军长有什么看法？”　　孙殿英笑笑说：“你们八路军是会有办法对付的。”　　彭德怀见孙殿英话中有话，进一步试探说：“我还要请你孙军长帮忙。”　　孙殿英明白彭德怀的意思，道：“我按你们八路军的方针办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彭德怀以目光传达谢意，孙殿英心领神会，却装作浑然不知的样子。　　彭德怀离开洛阳时，卫立煌设宴饯行，一再叮咛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