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光传达谢意，孙殿英心领神会，却装作浑然不知的样子。 彭德怀离开洛阳时，卫立煌设宴饯行，一再叮咛要忍耐些，一定要相忍为国。他送彭德怀很远的路，临别时说：“你过垣曲河以后，到第10军去，军长陈铁来电话，要请你吃饭。” 彭德怀过了垣曲河，果见陈铁派来了迎接的队伍。他被迎进第10军军部，心想，我与陈铁素无交情，也没有领导和被领导关系，他这样热情可能是支持八路军的统一战线。果然不出所料，陈铁热情招待彭德怀之后，便指着地图对彭德怀说： “彭先生，在你回去的路上，从垣曲河到阳城有15公里的隘路，悬岩绝壁，险象四伏。你此行有多少人？”彭德怀道：“警卫班加上报务、译电员，总共十几个人。” 陈铁又道：“现在空气不好，彭先生走路要小心些。” 彭德怀点头，他告别陈铁，率十几人避开隘路，专拣无人走的地方爬山。天黑了，就在山头上露宿。彭德怀没睡，在晴朗的夜空中望着太行山。到了深夜，把报务员叫醒，架起小电台向八路军总部发电，命令部队向指定的地点集中，调动7个旅，准备采取反“摩察”的军事行动。 天空微露曙色，他们立即出发，悄然无声地在险峻的山岭前进。 彭德怀回到八路军总部，即派秘使去见孙殿英，孙说： “即便在我尾后打，我的第5军也只关心操练的事。” 彭德怀得到回话，即向7个旅的部队下达进攻命令。太行山里突然起了激战，一共打了3天，朱怀冰的两个师、侯如墉的一个旅、张荫梧的一个纵队，全被歼灭，一共除掉了顽固派的10个团。进攻太行山的顽军被扫除。 彭德怀就此止住，这便是按程潜的话说，不放第三枪。
第四十六章 “低调”阴谋
日寇在1937年11月成立了“蒙疆联合委员会”，统辖察南、晋北、绥远等地区。12月4日，又成立了以汉奸王克敏为首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统辖平津和华北等地区。该伪政权抄袭英美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责任内阁的模式，设立行政、议政、司法3个委员会，以王克敏为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兼内政部总长，汤尔和为议政委员会委员长兼教育部总长，董康为司法委员会委员长，朱深任司法部总长，齐燮元任治安部总长，王揖唐任赈济部总长。 王克敏，字叔鲁，浙江余杭县人，清末举人。他一生狂嫖滥赌，由于斫丧过度，使他两眼畏光，不得不常年戴一副墨茶眼镜，人称“王瞎子”。清政府被推翻后，他投靠北洋直系军阀，曾三度出任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成为直系的“夹袋人物”。1924年第二次直奉大战直系军阀失败后，王克敏曾被北洋政府明令通缉，他像一条丧家之犬，栖栖皇皇，逃往日本避难。“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沉渣泛起，王克敏回国。是时，张学良筹建北洋财政整理委员会，张自任委员长，任王克敏为副委员长。后王又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驻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兼财务主任。国民党行政院驻北平委员会委员长黄郛是王克敏的好友，黄以回南京述职为由，长期住在上海不回北平，委托王克敏代理委员长之职。日寇侵占平津之后，便策划在华北建立伪政权。但日本人认为王克敏是一个毫无威望的政客，是个帮助北洋军阀政府聚敛民财的“钱鬼子”。并未能看中他。日本人选中曹锟、靳云鹏、吴佩孚那帮北洋派做傀儡，但未能如愿，便转而打王克敏的主意。是时，王克敏避居大连，日寇委派一名少将军官找王谈话，要他出来担任华北伪政权主席。王听后，一口答应，并飞往日本福冈同日军部负责人密商有关事项，由于王克敏卖国条件颇彻底，博得日寇华北派遣军的支持，跃登群奸之首，当上了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把这个宝座视为命根，因而甘心当个卖国奴。 蒋介石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大怒，把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召来，气愤地说：“娘希匹，国难当头，王克敏卖国卖民，组建傀儡政权，为虎作伥，应严惩不贷。” 戴笠即给军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发电，要他克日赴平，积极部署，刺杀汉奸王克敏。 陈恭澍不敢怠慢，即化装成做钱币、邮票生意的天津盛大钱庄的老板，来到北平。他通过北平的军统特务机关，很快摸清了王克敏的活动规律。但王克敏的警卫森严，一时无法下手，而戴笠的电报一封封地来催，使陈恭澍坐立不安，思考良久，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硬拼。 王克敏与日本特务部长喜多诚一见面的地方是煤渣胡同20号。那里原是“平汉铁路俱乐部”，日寇侵占北平后，成了伪政权高级头目的消闲玩乐的场所。每周二下午2时，喜多诚一的专车准时来到这里，而王克敏的专车要比喜多诚一提前一刻先到。陈恭澍便令王文带6个特务去现场行刺。 1938年3月28日下午1时45分，王克敏的专车驶入煤渣胡同，汽车在胡同口刚露头，几支手枪同时响了。但是，只打死了与王克敏同车的日本顾问山本荣治，王克敏只是受了一点轻伤。 王克敏虽然没有被刺死，中国人也稍稍出了一口恶气。 就在王文等人刺杀王克敏的同一天，日寇又在南京扶植了以梁鸿志为首的所谓“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梁鸿志任行政院长兼交通部长，温宗尧任立法院长，陈群任内政部长，陈箓任外交部长，陈锦涛任财政部长，王子惠任实业部长，陈则民任教育部长，任援道任绥靖部长。 梁鸿志是福建长乐人，早年结识北洋皖系大红人、安福系王揖唐，入段祺瑞的麾下，充当北洋政府陆军部长、京畿卫戍司令秘书长。直皖战争后，安福系失势，梁鸿志被列为八大“祸首”之一，逃往日本兵营避难。1924年，段祺瑞再度出山执政，梁鸿志时来运转，出任执政府秘书长。他得意非凡，自比诸葛亮。但好景不长，段祺瑞通电告退，梁鸿志也唯有随之下台。日寇侵占南京，疯狂屠杀我同胞，而官瘾十足的梁鸿志在日寇的拉拢、引诱下，居然出任伪职，在同胞尸骨未寒的石头城坐上了伪政府第一把交椅，并野心勃发地写下了“齐人初返汶阳田，世难千钧我一肩；雄谈破夜吾犹健，野哭终年众己暗；只手待援天下溺，吏休宾退一沉吟”等诗句，居然以救世主自居。 梁鸿志上台后，声称“绝对否认国民政府，反对共产党，对日密切提携”的三大原则。 在日本人的眼里，“临时”、“维新”两个傀儡政权的主要人物王克敏、梁鸿志之流虽然是忠顺的奴仆，但他们不是旧社会的遗老就是国共两党都不要的第三流角色，他们的号召力和影响太小，于是，便决定加紧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 在国民党内存在抗战派和妥协派，国民党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鱼雁往来，断断续续地进行活动。蒋介石由于害怕国民党政府会被抗日舆论的浪潮冲倒，也怕日方过多地损害他的统治权，因而采取暗谋妥协，明里抗战的两面政策。汪精卫同蒋介石不同，他既嫉妒蒋介石对英美帝国主义的依仗，又不满蒋在国民党内独揽一切，因而想通过促成中日“和谈”，换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以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 早在1937年底，汪精卫唯恐“错失良机”，在接到日方“和谈”条件后，即同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外交部长王宠惠商量，主张接受。但汪精卫没有决定权，于是要孔祥熙签字，想造成既成事实，然后迫蒋介石承认。孔因为没有蒋介石面诺，不敢贸然行事，汪对此很不满，责备孔祥熙说： “假如我是你，一定签字。反正国防最高会议大家都会同意，你何必一定要问蒋？他是负军事责任的，不好表态，你签了字，他自然得承认的。” 孔祥熙回道：“汪先生，我没有你的胆子，我背部受不起两颗子弹。” 汪精卫碰了个软钉子，只好怏怏而去。 在汪精卫周围，有“低调俱乐部”的核心分子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罗君强等人。周佛海、陶希圣便向汪精卫、蒋介石献策：在思想文化战线建立一个和中共相对抗的“灰色文化团体”。汪精卫求之不得，自然一口答允，而蒋介石此时虽已承认国共合作，但他并没有放弃反共立场，也表示采纳。 1938年初，一个披上灰色的伪装、执行反共媚日任务的文化团体——“艺文研究会”在武汉成立。“艺文研究会”由周佛海任总务总干事，陶希圣任研究总干事。“艺文研究会”根据蒋介石的面命，受汪精卫的指导，其宗旨是：“第一，要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对共产党的笼罩；第二，要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它的活动经费则由蒋介石手谕军需署，从“军事特别支出”项目内，每月拨500万元。“艺文研究会”先后在长沙、广州、成都、重庆、西安、香港等地设立分会。就这样，“低调俱乐部”戴上了“艺文研究会”的华丽桂冠。 “艺文研究会”周佛海、陶希圣等人用优厚的经费，通过付稿酬，送津贴，拉拢文化界人士。谁反共卖力，谁拿到的钱就更多，就连脱离革命队伍的叛徒张国焘都是他们收买的对象。 张国焘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1938年4月初。他以参加祭黄帝陵为名，私自离开延安，经西安前往武汉，投靠国民党。 周佛海和张国焘都是中共“一大”代表，后来成为狡默善变的资产阶级政客。周佛海于1924年春接受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戴季陶之约，离开日本至广州，任宣传部秘书，同时兼广东大学教授。不久，他便向中共广东区执委会写信要求脱离共产党组织。他脱党后，便于国民党右派流瀣一气，为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摇旗呐喊。 周佛海由于戴季陶的关系与蒋介石结识，并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训处长、中央政治训练部主任，是蒋介石身边为蒋弄文舞墨的“文胆”之一，成为蒋介石集团的智囊人物和国民党的“理论权威”之一，被选为国民党“四大”中央执行委员，抗战初期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 周佛海与汪精卫原本也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不仅毫无渊源而且是根本对立的。周佛海投靠戴季陶、蒋介石国民党右派集团，打起了“反共产”的黑旗。而汪精卫其时则是坚持同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左派。周佛海又是演说，又是写文章，大骂共产党，引起汪精卫的极大不满，他曾向人表示：“周佛海真拆烂污，他以前是共产党员，现在却又攻击起共产党来了；他退出共产党就算了，还要来反诬，真不是东西，你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一起做事。” 周佛海也曾写文章反唇相讥说：“我现在却要回敬汪说：‘汪精卫真拆烂污，他本是国民党的党员，现在却要做共产党的工具，攻击起国民党来了。他跑到外国就算了，还要来倒戈，真不是东西，我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共事。” 汪精卫同蒋介石长期争斗，周佛海都是作为蒋介石的亲信幕僚，助蒋反汪。一直到蒋汪之间消除对立，实现蒋汪合作，形成汪主政、蒋主军，蒋汪共主党的局面时，蒋赋予周佛海一项任务，代表他主动与汪精卫接近，以弥缝长期对立的裂痕。 由于有了蒋的指示，周佛海与汪精卫之间，便有了较多的来住，而且无所顾忌，对汪的指示，都是奉命唯谨，遵命执行，因而深得汪的好感。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将中央政治委员会停止，改设国防最高会议，作为国民党的最高决策机关，同时另设国防参议会，作为战时最高民意机关。汪精卫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改任国防最高会议和国防参议会主席。但是，汪精卫与周佛海一样，极力阻止对日抗战。当上海抗战激烈进行之际，周佛海与汪精卫都认为必须开始与日本进行外交谈判。 周佛海在南京有一座花园式洋房，座落在南京西流湾8号。洋房周围是一片翠竹垂杨，映着青水绿波，真像一座世外桃园。在花坛下还有一个地下室。在全面抗战爆发后，许多人听说周宅有一个地下室，便纷纷前来躲警报，有的干脆搬到这里来住。来客中间文的有陶希圣、胡适、陈布雷、梅思平、罗君强、高宗武，武的有顾祝同、熊式辉等。这些人麇集在一起，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唱一个曲调，即“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于是，他们一面设法直接间接向蒋介石进言，一面传播他们的主张。胡适觉得这个地方的气氛同外面完全两样，就给它起了一个名称——“低调俱乐部”。 当然，这些人中，如陈布雷、顾祝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