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4日，民社与统一党等合并的共和党鄂支部成立，孙武当选为支部长。从此，湖北的两大革命团体——文学社与共进会的组织，不复存在，代之以同盟会与共和党。 黎元洪在同革命党人争夺权力的实践中，看出革命党人的力量多集中在军事部门，便提出“军民分治”的口号，将总揽军、民两政大权的军政府撤销，另立平行的都督府和民政府，都督和民政长各司其事，两不相扰。这样，都督独揽军事大权，可以削弱革命党人的军权。又规定民政府的民政长必须由“富于政治经验”之人担任，借此起用前清旧官僚，以旧官僚掌握行政大权，消除革命党人势力，是旧势力复辟夺权的一个重大政治步骤。 黎元洪选中了清朝老官僚樊增祥作湖北民政长。樊原籍湖北，曾任过清朝知县、布政使等官，并曾护理两江总督。武昌起义后寓居上海。黎元洪曾派人带着他的书信赴沪，恳切敦请。樊意存观望，坚不赴任。黎乃电请袁世凯以大总统名义对樊加以委任，但樊仍不肯出山。黎元洪又推荐另一前清旧官僚刘心源暂代湖北民政长，袁又命刘署理湖北民政长，刘只答应代理3个月。 民政府下设内务、外交、财政、实业、司法、交通、教育7个司。由夏寿廉、李作栋、李四光、姚晋圻、伍朝枢、张知本、熊继贞分别担任司长。民政府刚刚成立1个月，下属几个司长均易人，革命党人李作栋、李四光、张知本、熊继贞都是过去军政府各部部长，民政府成立后，分别担任财政、实业、交通、司法司司长。黎元洪、刘心源迫使他们辞职，以满清旧吏代替，美其名曰“有经验”、“重资格”，让那亡清官场之山精海怪一齐出现。湖北军民分治的实施，是黎元洪全部篡夺湖北军政大权的标志，也是湖北辛亥革命失败的标志。 袁世凯也看到了军民分治是削弱革命党势力的办法，便通电表示：“外省官制，必本伟论。”一些拥袁政党，也把黎倡导的“军民分治”赞为“建国良谋”。但是，一些革命党人都督敏锐地看出黎通过“军民分治”排挤革命党人的企图，所以江西都督李烈钧、湖南都督谭延辏А⒐愣级胶好瘛不斩级桨匚奈德氏韧ǖ绶炊浴Ｔ揽桓市姆牌坏昧钤蕹删穹种蔚暮薄⑺拇ā⑸轿�3省，首先实行，其他缓办。 黎元洪的军民分治，进一步激化了他与革命党人之间的矛盾，以致激起湖北“第三次革命”风潮。 刘心源将民政府中大部分革命党人排挤出去，引起军界同盟会党人不满；而且刘心源腐败浅陋，不堪重用，且引用私人，因刘是嘉鱼人，致外间有称民政府为嘉鱼会馆，以致群情大愤，密议推倒。 一些反对同盟会的人乘机造谣生事，扩大事态。在都督府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共和党人造谣道：“同盟会在京争内阁，恐不胜，特派杨玉如君回鄂运动军队，以王宪章为主动。”他们还在会上宣布：“同盟会鄂支部副理事长王宪章、总务干事杨玉如等多人因不得重要位置，欲谋危黎副总统，推倒鄂军政府。” 同盟会党人起而反对共和党诬陷，引起争论，继竟斗殴。黎元洪调卫兵胁迫会议解散。上海同盟会机关部特致电黎元洪，指出上述传闻，系反对党因王、杨为同盟会支部干事，故有意中伤。同盟会本部干事居正、胡秉珂特为此事去会见黎元洪，声明：“但使共和政体一日无颠覆之虞，同盟会断不致有革命之举。” 黎元洪当面保证：“日内派兵巡城，亦为防范宵小起见，与同盟会并无丝毫嫌疑。如有人心存破坏，我必力饬保护。” 黎元洪的话是向来靠不住的，都督府军事参议王宪章、都督府顾问杨玉如、警察学校监学祝制六被他解职。王、杨被迫离鄂赴沪。同盟会员祝制六、江光国、滕亚纲原系文学社党人，由于文学社屡遭黎元洪镇压，心中极为愤恨，积不能平。遂秘密联络，组织改良政治团，设立秘密机关，欲图改革政治，改组都督府。时称“第三次革命”。 这时，毕血会因退伍问题发生风潮，几致暴动。黎元洪下令戒严，发出严令：“有暴动及擅自开枪聚众者，格杀勿论。 若被捕获，则就地正法。” 祝制六等初拟7月8日，后又改为16日起事，均因大雨未成，17日，被都督府侦探探悉。黎元洪接到密报，立即调近卫军奔赴阅马厂同盟会事务所，将江光国、滕亚纲2人逮捕，交军法局审讯。又派出大批军警在汉口大公宾馆破获机关，逮捕祝制六，并立即解送过江，押至武昌汉阳门码头即被杀害。江、滕也于当日下午在狱中被杀。 黎元洪又出布告，指控祝、江、滕私立机关，假改革政治为名，主持极端破坏，实属民国罪人。他宣布说：“本都督辟以止辟，刑期无刑，歼厥渠魁，胁从罔治。……乱党经伏诛，此外概不追究。”黎元洪所说的“概不追究”是为了稳革命党人之心，目的是为了一网打尽。从7月17日开始，直至月底，破获机关数处，逮捕党人数十名，多数立时枪毙，少数永远监禁。黎还秘函驻汉口外国领事，要求协缉租界内之乱党。
第三十三章 袁、黎合谋
黎元洪及其党羽在屠杀湖北革命党人的同时，大肆挑拨同盟会与共和党，以及“首义三武”之间的关系。7月18日，黎元洪亲信孙发绪对孙武说：“居正、蒋翊武等人认为祝、江、滕3人被杀，是你主使，故对你欲兴问罪之师。” 孙武立即上书黎元洪，建议“速将所杀乱党罪状宣布，通告国中，以免同盟会先声诬我湖北，并诬我副总统也。”同盟会鄂支部得悉此信非常愤怒，立即致函诘问孙武：“足下致副总统书，任意诬蔑，谓系本会所主持，不知足下果何所据而云然？夫士君子立身行己，须堂堂正正，庶俯仰无惭，奚必鬼鬼祟祟，为倾陷异己之举哉！” 同盟会支部领导人虽然对会员祝、江、滕3人被杀深怀怨愤，但又不敢公开为3人申冤，只是竭力否认与3人之间的瓜葛，并指责孙武为事件的挑唆者。他们指责孙武出钱唆使祝、江、滕3人组织机关，然后又反过来唆使心腹向黎元洪告发，借以张大其事，波及无辜，为一网打尽之计，致使3人被杀。 同盟会既不敢为被害战友辩诬，使黎元洪更加猖獗，他屠杀了数十名革命党人之后，又藉口《大江报》刊登社会党首领江亢虎的的一篇鼓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是“妖言惑众”疗工作，后转向哲学研究。把存在作为哲学思考的出发点，认，“破坏共和”，于8月8日将该报查封，该报编辑何海鸣、凌大同逃往上海。黎元洪又发出通电，指控《大江报》“实属大逆不道，悖谬已极”，宣布将何海鸣、凌大同一体严缉，就地正法，以惩悖逆。 《大江报》在武昌首义前就是革命报纸，因宣传革命，曾受清廷当局查封，主笔副主笔詹大悲、何海鸣被捕入狱。1912年春，《大江报》复刊，发扬其一贯战斗作风，畅所欲言，毫不忌讳，对拥袁的共和党时加抨击，持论甚激昂。对共和党党魁黎元洪攻击尤为厉害，引起黎的忌恨。黎不顾一切地撕下“尊重舆论自由”的假面具，以“军法”惩治报界。 《大江报》被查封后，黎元洪遭到全国舆论抨击，上海《民权报》、《民立报》等7家报纸一致谴责黎“违背国宪，蔑视人权”，“以专制时代所不敢为者而黎公竟然为之”。同盟会南京支部亦愤怒表示：“共和国中，民命民权断不可任一二当道者随意蹂躏。”但黎元洪根本下听舆论忠告，倒行逆施，凌大同于9月自沪返鄂，化名凌乔，参与南湖马队暴动，被黎元洪抓捕枪毙。 《大江报》被查封后，同盟会在鄂喉舌《民心报》发表蔡寄鸥的《哀大江报》一文，抨击黎元洪：“夫黎元洪不过一庸常人耳，英雄不出，遂令竖子成名。吾虽爱黎按自己的需要任意选择，只要它能满足实用的价值标准就是，亦不能为之讳。”黎阅报恼羞成怒，拍案大呼：“何物狂生，敢呼余为竖子耶！《大江报》鼓吹无政府主义，而若辈公然庇护之，是非重办不可！” 黎元洪下令将蔡寄鸥拿至都督府，经蒋翊武等说情力保，方释出，但《民心报》被他查封。 对黎元洪执掌湖北政权威胁最大的“首义三武”之首的孙武，已在群英会事件后倒台，还剩下“二式”，其中以张振武是黎元洪的心腹之患，他决定除掉他。 张振武（1870—1912）原名尧鑫，字春山，湖北竹山人。肄业于湖北省师范学校，任小学教员，后加入共进会吠檀多经（Vedāntasūtra）即“梵经”。，为负责人之一。武昌起义时，他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与蔡济民共同挑起了指挥全局的重任。起义胜利后，出任军各部副部长，对于革命初期的政权建设、稳定革命秩序以及阳夏战争，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思想激进，在武昌起义时，对旧势力的妥协思想较少，曾鲜明地反对黎元洪为都督，说：“我不相信他能够革命。”黎做都督后，他曾说过：“将黎元洪斩首示众。”汉阳失守后，黎元洪、孙武、孙发绪均支持放弃武昌的主张，张振武则激烈反对，怒斥：“敢言弃武昌者斩。”民国成立后，他发现革命果实有丧失的危险，见在黎元洪把持下的湖北政局日益恶化，便道：“鄂政不良，我等当再度革命。”他又在武昌国民公校开学典礼发表演说：“革命非数次不成，流血非万万人不止。” 军政府成立时，军务部长孙武住院，军务部由张振武掌握，他在湖北军队中有较大影响，得鄂军士心。他直接掌握的军队将校团，约有3000余人，以心腹之人方维为团长。黎元洪在群英会事件后，下令将校团解散，但未能成功。黎又千方百计使将校团摆脱张振武控制，派去一心腹任副团长，遭到该团拒绝。黎又下令将该团编入其亲信王安澜统率的第6镇，又遭该团强烈反对，不得不收回成命。黎又设计，企图将该团改为军官学校，此又没成功。 黎元洪下令遣散张振武直接掌握的另一支军队，这支部队是由原兵站总监所辖的6个大队，共1000余人。张振武则将这支队伍改编为军务司护卫队。黎元洪指责张“拥兵自卫”。 议和期间，张振武以军务部副部长身份去上海购置枪械，准备北伐。有人电告黎元洪，说张耗费公款，械不合用。黎元洪派人去清查他的帐目要著作有《数学原理》（与其学生罗素合著）、《科学与近代世，并电沪都督陈其美监视他的活动。张一怒返鄂，当面质问黎元洪：“你凭什么资格查我的帐？”黎连声解释：“此为尧卿所为，与我无关。”从此，他同黎元洪、孙武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 黎实行“军民分治”，藉故将武昌起义有功的革命党人、警视厅长顾庆云排挤去职，张大愤，立即上书黎元洪，严词诘责。黎闻后，恼羞成怒。黎改军务部为军务司，军务部正副部长孙武、蒋翊武、张振武同时被解除职务，孙、蒋均消极隐退，独张仍不甘退让，曾向黎要求留任，并继续掌握将校团武装力量，不肯放手，致使黎席不安枕，去张之心遂决。 黎元洪虽然打算除掉张振武，又顾张系革命功臣，恐杀之影响波及全国，因此想出了一个借刀杀人的计策：假手袁世凯，在北京除掉张振武；可免却湖北发生动乱的危险。 3月19日，黎元洪向袁世凯推荐张振武任“东三省边防使”，令其由鄂调拨精兵1镇，赴东三省驻扎。袁也表示同意，但到4月中旬理想境界，提出“仁者爱人”、“推己及人”、“忠恕之道”等，又借口东省大局已静，南军不服北方水土，阻止鄂省派兵屯扎东北，实则不愿革命党人屯兵在自己的侧背，张振武的边防使名目也随之取消。 黎元洪又多次密函袁世凯，以首义元勋16人在鄂党见纷歧，恐将来酿生他患，请其将各员调京内用，名义上似为酬报有功，实际乃为化除党争之计。从4月份开始，袁世凯屡电首义党人百十人进京。然此间诸人大都窥见及此，深恐脱离巢穴，势力更形薄弱，故一再上书辞职。惟蒋翊武自恃兼人之才，欲一展其作用，电复袁世凯自欲赴京供职。要求黎元洪给川资1万元，黎以鄂省有困难仅准拨给4000元。蒋既得此川资，故即乘快车首途。 5月26日，拙于心计的张振武满怀希望地与孙武一同北上。袁对“三武”一概给以顾问官虚衔。张大为不满，甚至对段祺瑞大发牢骚：“我湖北人只会做顾问官耶？” 张又两次向袁呈递条陈，要求给以实职。袁无意认真对待，随便给他一个“蒙古屯垦使”的名义作为敷衍，张振武却很认真，又是申请经费年出版社出版。，又是要求设立专门机构。袁又借口财政困难，不予理会。于是张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