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武却很认真，又是申请经费年出版社出版。，又是要求设立专门机构。袁又借口财政困难，不予理会。于是张便负气缴状留书而去，仍尽义务于桑梓。 6月中旬，张振武回武汉，凭自己在湖北的实力，在汉口设立屯垦事务所，并向黎元洪每月索款1000元，准备招兵1镇，往蒙古赴任。黎元洪对张振武的复返武汉极为恼火，于是杀机顿起，但却不敢贸然行事。 黎元洪便与袁世凯加快了筹划杀害张振武的阴谋。袁世凯和参谋次长陈宦派遣心腹之人万廷献来鄂，同黎元洪密谋后回京。袁世凯在北京与陈宦进一步布置杀张阴谋，与此阴谋相配合的挑拨“三武”之间的关系活动也在加紧进行。张振武与孙武之间，原来“交谊契合”，而欲杀张，必须使其脱离任何党派的保护，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那张振武本是好逞意气之人，经黎元洪心腹孙发绪的挑拨，张振武果然同孙武交恶。 挑拨“三武”之间的关系，是袁、黎及谋士们的本意，是在暗中进行的；但还有更阴险的一手，是他们在明里给当事人灌迷魂汤剂：借调解孙武和张振武矛盾之名，行迷惑张振武之实泰利士（Thales，约前624—约前547）又译泰勒斯，古，取得张振武的信任，将张振武等人骗往北京杀害。 7月底，湖北籍民社派参议员刘成禺、郑万瞻等，受袁世凯派遣返鄂，调解孙、张矛盾。刘、郑在汉口嘉宾楼设宴招待孙、张及黎本唐、蔡济民等50余人，进行调解。席间，郑万瞻首先发言：“此次奉大总统命令出京，实因鄂中时有暗潮，尤多误会。起义诸同志时起纷争，未免使旁观者暗笑，希望捐除意见，融化党派。”刘成禺说孙、张交恶，系出误会。那孙、张则自认前误，并誓以永无意见。 孙、张同刘、郑等人共同发布了《孙武、张振武原无意见之布告》，孙、张算是恢复了团结。 黎元洪便装出要与张振武和好的姿态，邀请刘成禺、郑万瞻来调解。刘、郑也热心周旋。表面上看，这似乎是皆大欢喜之事。黎元洪暗与袁世凯通气，时机成熟，袁便频频来电特的圣节、圣人节、教义问答手册和对理性崇拜的仪式。曾一，请张振武进京，说什么：“屯垦事正在筹商，何以径行回鄂？仰速来京筹划进行。”黎元洪给张振武路费4000元，促他迅即北上，刘成禺等也劝张携眷去京。胸无城府的张振武不知此乃袁、黎调虎离山之计，兴致勃勃地邀集方维等30余人随同刘成禺、郑万瞻一同进京，临行时，黎元洪与张振武握手作别。 张振武喝下袁、黎“调和”迷魂汤剂，顿时忘乎所以，满脑子想的是消除党见，联络南北感情，又雄心勃勃地想在镇抚边陲方面有一番作为。他刚到北京，便向袁世凯呈递《上袁大总统书》，建议筹边之策。又为调和党见，在北京德昌饭店宴请两党要人，即同盟会宋教仁、张继，共和党张伯烈、刘成禺等，变得异常活跃。 袁、黎谋士们毒杀张振武的阴谋活动正在加紧进行。陈宦见张振武经刘成禺、郑万瞻调解后来京，立即与黎元洪的幕僚饶汉祥商议，共同为黎元洪起草了一道请袁杀张的密电，谓“张振武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惶惶，振武暗煽将校团乘机思逞，幸该团深明大义，不为所惑。元洪念其前劳，屡予优容，终不悛改。因劝以调查边务，规划远谋。于是大总统有蒙古调查员之命。振武抵京后，复要求发巨款，投专局。一言示遂，潜行归鄂。飞扬跋扈，可见一斑。近更盅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狼子野心，愈接愈厉。元洪爱既不能，忍又不敢，回肠荡气，仁智俱穷。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同恶相济，并乞一律处决，以照炯戒。元洪抚驭又无才，致起义健儿变为罪首，言之赧颜，予以处分，以谢张振武九泉之灵。” 饶汉祥将此稿带回武昌，由黎元洪签署，于8月11日发往北京，此即“真电”。 袁世凯接到黎元洪电报，召集北洋高级将领会议，研究杀害张振武、方维的具体方案。但又觉得黎元洪电报“盅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等近于空言，似不得为罪状。当即复电，拟为之设法调停。 黎元洪得袁复电后，又于13日发第2封电报给袁世凯：“不杀张不独为全鄂之害，实为天下之害。”并以参谋总长名义，派饶汉祥及军官10余人乘快车赶赴北京，向袁世凯报告：“鄂军队俱已布置妥协，万无他虞，请即日行刑。”袁便于15日下捕杀张振武的军令。 15日晚，张振武为增进南北感情，和湖北同来将校在六国饭店宴请北方将领。参加宴会的北洋将领姜桂题、段芝贵等人身上、已带着袁世凯立即捕杀张的军令了。宴席未终，段芝贵就说有点小事先行告辞。10时左右，张振武和冯嗣鸣、时功玖分坐3辆马车，冯车在前，张居中，时殿后，途经正阳门时，段芝贵指挥预先埋伏好的军警，将张逮捕，押送到西单牌楼玉皇阁军政执法处。 方维于当晚9时左右在金台旅馆被捕，押送到执法处城外分局。16日晨1时，张振武在执法处被绑在木柱上，身中6枪毙命。临刑前，他愤怒地说：“不料共和国如此黑暗！”方维也在同时被害。 张振武被捕后，坐在后边马车上的时功玖立即赶到共和党本部报告消息，并邀集孙武、邓玉麟等在凌晨3时赶往执法处营救。刘成禺、哈汉章也先后赶到，要求保释。但陆建章打断他们的话，说张已伏刑了，并且拿出袁世凯捕杀张振武的军令，该令是根据黎元洪的密电，由段祺瑞副署后交来的。面对这一惊人的事变，哈汉章伏尸痛哭，孙武一言不发，刘成禺大呼：“无怪外间多骂共和党无人格，似此自残同党，夫何人格之可言。” 孙、方被杀，全国震骇，群情愤激，函电纷纷，诘难群起。 最感愤怒的是民社派（即共和党的湖北派）参议员，因为他们刚刚奉袁世凯之令赴鄂调解张振武与孙武的矛盾，并向张劝驾来京，几日后，张即被杀，他们感到受了愚弄，又颇蒙卖友之嫌。故最先采取行动。16日晨8时，时功玖、刘成禺、张伯烈、孙武等同往总统府质问袁世凯，未得要领。 17日，袁世凯要报纸全文披露黎元洪“真电”原文以及袁世凯军令大意。18日，由张伯烈领衔，共和党参议员20人署名，向参议院提出《质问政府枪杀武昌起义首领张振武案》，对袁世凯杀张、方军令的依据，即黎元洪“真电”进行全面批驳，将“真电”提到的张振武的“罪行”摘成“赴沪购枪，吞蚀巨款”，“倡二次蠢动，乘机思逞”，“盅惑军士，破坏共和”，“要求发巨款，设专局”，“冒政党、藉报馆”等五个问题，进行反驳，认为均系诬蔑不实之词。对袁、黎口衔刑宪，意为生杀的违法行为，表示强烈的愤慨。 8月19日，参议院讨论质问案，刘成禺首先起来对《质问书》作了简单说明。他说“查约法第6条明戴，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张振武既为中华民国之人民，即应受有中华民国人民之权利。而张振武之被杀也，并未捕送审判厅公开审问。即云罪有应得，亦不宜星夜邀袭，旋捕旋杀。……观政府杀人之手续，直等于强盗之行为。以冠冕堂皇之民国，而有此以强盗行为戕杀人民之政府，违背约法，破坏共和，吾人亦何不幸而睹此！且推此义也，则凡民国起义之功首，造成共和之巨子，皆可一一捕杀之，任凭其为帝为王矣。” 在讨论过程中，各党参议员对袁世凯、黎元洪耍弄权术，违法杀人进行谴责。同盟会籍参议员陈家鼎、彭允彝、刘彦等先后发言，主张弹劾陆征祥、段祺瑞和黎元洪。刘彦说：“此事体重大，质问恐无效力，不如提出弹劾案，以尽本院保护人民之职。” 张伯烈提出，弹劾案必须满法定人数，质问案则不需如此，参议院人数不足，不得已才提出质问案。 陈家鼎认为非提出弹劾案不可，弹劾后，或政府国务员解职，或参议院解散。如果参议院此时尚不弹劾，尚有参议院何用？ 彭允彝主张必须在质问之后再提出弹劾案，弹劾时弹劾国务总理与陆军总长。刘彦补充说，还应弹劾黎元洪。 袁世凯就质问书向参议院作了答复：“查此案情节重大，因张振武、方维本系军人，故以军法从事。惟所牵涉之人，及牵涉之事，不特关系湖北一方之治乱，且关系全国之安危，目前实有不能和盘托出之处。且以军事通例而言，事关军事秘密，未便宣布者，本可无庸宣布。惟既经贵院质问，为解释群疑起见，业已电达黎副总统，请其审查现在情形，如不至因此滋生枝节，可将犯事地方之证据，摘要宣布。俟得黎副总统复电，再行答复。国务员明日碍难出席。特此咨复。” 20日参议院开会，参议院对袁的咨复极为不满。卢士模、彭允彝、覃振等主张即日弹劾，时功玖主张退回咨文，刘成禺认为咨文可作政府无法之根据，不能退回，张伯烈提出两种办法：（1）今日非政府出非答复质问不散会；（2）令其明日出席。最后表决：要求段祺瑞明日出席答复。 21日下午，参议院开秘密会议，在讨论弹劾案问题时，发生分歧。同盟会籍参议员主张弹劾陆征祥、段祺瑞，共和党籍参议员则主张弹劾全体国务员。 同盟会和共和党参议员们各有各的想法：同盟会籍参议员对张、方案虽甚为愤慨，但他们同张振武的关系较浅，主要是从维护约法、着眼于改组政府，想通过张、方事件，推宋教仁出来改组内阁，他们并不敢与袁世凯直接对抗。所以不少同盟会籍参议员尽管言词激烈，但却害怕同袁氏政府决裂；共和党籍议员中，民社派与张振武个人的利害关系比较密切，且兼含有一种嫌疑性质，故愤激异常，主张弹劾。而非民社派参议员，因张振武系共和党干事，不能不随声附合，但这些人支持袁世凯对付革命党人的政治立场未根本改变。他们迫于形势，表面虽表示赞同，其内心却是反对弹劾，故提出弹劾全体国务员来和同盟会所提出的弹劾陆征祥、段祺瑞相对抗。
第三十四章 虚情欢会
袁世凯极力阻止参议院提出弹劾案，他在21日晚邀请湖北籍参议员刘成禺、张伯烈、时功玖、郑万瞻等到总统府谈话，作了一番解释之后，表示“追悔莫及”，又请求刘等“仰仗诸公疏通意见”。刘成禺、张伯烈、时功玖、郑万瞻等虽然表面上并不示弱、但实际上他们已开始软化。到22日参加议会时，刘、时、张、郑4人，意气稍平。 议会外，谴责政府的活动颇为激烈。黄兴于18日、20日连续电袁，指出黎电中所述“张、方罪状，语极含混。凡有法律之国无论何级长官，均不能于法外擅为生杀，而黎竟不据法律上手续，率请立予正法，以快私心，致使群情激动，外人轻视，民国基础，愈形危险”。他对共和前途，表示忧虑。同盟会本部于8月22日发布开除黎元洪的启事。启事指斥黎元洪暴戾恣睢，擅杀元勋，破坏约法，摇动民国，人神共愤，决定革去黎元洪本会协理，并除名，嗣后，同盟会与黎元洪断决关系。 其他各政党、社团以及知名人士，也对袁、黎表示极大义愤。黎元洪任社长的东西大同社，也以黎为“共和之敌”，与黎脱离关系，将社名改为大同公社，拥戴黄兴为社长。黄兴婉言谢绝。 袁世凯杀张、方的主要目的是离间黎元洪与革命党人的关系，使其失去革命党人的拥护，成为孤家寡人，以便为己所用，直至黎成为千夫所指的过街老鼠。黎元洪知被袁所卖些没有意义的伪命题组成的，只能引起无休止的争论，因此，甚为尴尬，以至气喘旧痰复发，咯血时，精神颇觉不支。于是，亟通电自白。19日发出通电，开列张振武“十大罪状”，21日再次通电，电文长达2000余字，把“十大罪状”扩充至“十五大罪状”。黎元洪极尽罗织之能事，无限上纲，把张振武描写成十恶不赦、死有余辜的罪犯，以平息社会舆论，求得对自己的谅解，但全部“罪状”无一证据。黎元洪还列举了不得不采取特殊手段假手袁世凯将张、方杀于北京的“理由”，以诉自己“苦衷”。他说： “元洪数日以来，踌躇再四，爱功忧乱，五内交萦，柔肠九回，慈心百结。宁我负振武，无振武负湖北；宁受负振武罪，无受负天下罪。臂疗身，决蹯卫命，冒刑除患，实所甘心。” 黎元洪还假惺惺地自认三罪：一罪自己驭将才疏，造成武汉动乱不已，致使商民流离，市廛凋瘵；二罪自己本与张振武相从患难，情同骨肉，乃因不善调理，竟使首义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