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立志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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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立志书籍- 第2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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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
在把无锡尚德跟乾隆朝廷的收入作比较时,上次我用的是“银本位”价值标准,也就是
像经济学教科书惯用的那样,用一种实物作为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评估基准。实物跟纸币
不同,纸币可能因发行者不讲信用,滥发钞票,使此时的钱跟彼时的钱无法相比。但以实物
作价值基准,除了成色掺假、实物使用价值改变之外,一两足银就是一两足银,不会因时间
而改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朝习惯以银子为通货,人们对金银的保值功能最信得过。
所以,按照今天的银子价格算,1766年乾隆朝廷的4 937万两财政收入相当于今天的11。4
亿美元,低于无锡尚德2007年的12亿美元收入。基于“银本位”价值标准,今年施正荣控
制的开支比当年乾隆皇帝的要多。
《施正荣为什么比乾隆皇帝更富有?》一文发表后,不少朋友质疑:怎么可以用银价将
当年乾隆的银两收入换算成今天的价值?这样换算后的钱跟今天施正荣公司的收入可比吗?
因为工业化已使银子本身的价值今不如昔,因为今天的生活费用与240年前不同??
换种标准比较施正荣与乾隆
那么,如果不是以银价算,而是用别的价值基准,1766年乾隆朝廷的4 937万两银子的
财政收入跟2007年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到底谁的价值更高呢?我们先以中国人不能没有
的大米为价值本位,看看谁的收入更“值”。为做到这一点,我们先要按1766年的米价,把
4 937万两银子换成当时等值的大米斤数;然后根据今天的米价,也将12亿美元换成等值的
大米斤数,看哪个值更多的大米。
最近,伦敦经济学院的马德斌教授和他的5位同仁(Robert Allen、Jean…Pascal Bassino、
Maison Franco…Japonaise、Christine Moll…Murata、Jan Luiten van Zanden)做了一个题
为《Wages,Prices,and Living Standards in China,Japan and Europe:1738~1925》的
大型研究项目,比较自1738年后中国、日本与西欧的物价、工资和生活水平变动情况,其中
关于中国的部分,他们主要用到1769年清政府汇辑的《物料价值则例》,这是乾隆时期最大、
最系统的全国物料价格和收入数据库。对于《物料价值则例》中缺少的物价数据,像鸡蛋、
棉布价,这些作者选用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745~1754年间对北京、广州的市场调查数据,
这些资料至今还保存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历史档案馆中。下面,我们就以马先生等作者文中的
1750年至1769年间北京的收入和物价数据为准,对乾隆朝廷的财政收入作换算。
在乾隆中期的北京,1 000斤大米的价格是14。18两银子。那么,4 937万两银子的财政
收入相当于34。8亿斤大米。而今天北京的米价1斤1。4元左右,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相当
于68。1亿斤大米,差不多是乾隆朝廷收入的两倍!谁的收入更多就一目了然了。
如果按肉作价值本位算会如何呢?乾隆中期在北京,27两银子可以买1 000斤肉,4 937
万两银子相当于18。3亿斤肉。今天北京的猪肉价为5元左右,12亿美元相当于19。2亿斤肉。
按照肉的估值基准,乾隆朝廷的收入跟今天无锡尚德的差不多。
由于小麦需要磨碎,机械化的结果使今天的面粉价格比240年前低更多。如果以面粉为
基准,无锡尚德的收入会显得更高。乾隆中期,北京1 000斤面粉要13。74两银子,4 937
万两银子相当于35。9亿斤面粉。今天,北京面粉是1斤1。1元,12亿美元相当于87。3亿斤
面粉,是乾隆朝廷收入的两倍还多。
“数”说“改革开放”165年(2)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作者:陈志武 2008…10…29 03:10
洋务运动开始引进的工业化对棉布、纺织品的价格影响最大。乾隆中期,北京1 000米
棉布要122。2两银子,4 937万两银子相当于4。1亿米棉布。今天,北京的棉布1米在5元
左右,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相当于19。2亿米棉布,差不多是乾隆朝廷收入的5倍!
按什么实物算乾隆朝廷的收入比施正荣的高呢?对乾隆朝廷最有利的价值本位是鸡蛋。
小时候在湖南农村,来贵客了,母亲会以煮鸡蛋招待,这算是高等待遇了,所以,多少收入
能买多少只鸡蛋,是个很真切的价值基准。乾隆中期的北京,9。4两银子可买1 000个鸡蛋,
4 937万两银子相当于52。5亿个鸡蛋,这么多鸡蛋,让我母亲听了一定会晕倒!相比之下,
今天北京的鸡蛋大约是0。4元一个,12亿美元相当于240亿个鸡蛋,差不多是乾隆朝廷收入
的5倍!
在18世纪中叶,北京的豆角大约是1 000斤要10。5两银子,4 937万两银子就相当于
46。9亿斤豆角。按今天豆角2。5元1斤算,12亿美元可以买38。4亿斤。所以,以豆角作价
值本位,乾隆朝廷的收入会显得多一些。
我们当然可以用其他食物或日用品作价值基准,来判断乾隆和施正荣的收入高低,但基
本的结论如下:第一,如果采用银子这种相对中性的价值基准,无锡尚德2007年的收入略高
于乾隆朝廷。第二,如果是以大米、面粉这样的生活必需品换算,由于今天政府对这些价格
严格管制,使粮食类价格相对低于乾隆时期(至少根据银价折算后如此,代价是牺牲了农民
的利益),这就使无锡尚德的收入远高于乾隆朝廷的收入。第三,如果按受到工业革命影响较
大的棉布、制造品作价值本位,今天这些东西远比乾隆时期便宜,无锡尚德的收入就显得更
高了。第四,相反,豆角类的东西受工业化的影响较小,政府对其价格管制也少,这些东西
的市场价格今天反而高于乾隆时期,如果以这些物品作价值本位,无锡尚德的收入就没有乾
隆朝廷的银两收入那么“值”了。
假如用一篮子消费品作价值本位
不过,以食物、日常用品作价值基准也有问题,毕竟人的食物需要有限,就像在我给女
儿讲“4 937万两银子相当于525。2亿个鸡蛋”后,她说“谁发疯要这么多鸡蛋”,反而让她
从此对鸡蛋倒了胃口。所以,另一种做法是用一般人的各种消费需要的组合作价值基准,以
收入相当于一篮子生活必需品组合的倍数,来判断该收入量的生活价值。
按照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调查,18世纪中叶,北京人1年的吃、住、行大约需要7。9两银
子。也就是说,4 937万两银子相当于626万人1年的生活费。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资料,2006年北京人均消费支出是13 244元,按照这种消费水平,
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可以供123万北京人生活1年。所以,根据一篮子消费品的标准,无锡
尚德的收入价值远低于乾隆朝廷的。不过,这13 244元消费支出不只包括食物等生活必需品,
更多的开支是非生存必需的。
所以,这种价值本位的问题也很大,乾隆时期的一篮子消费品中,75%的钱都花在食物上,
这是为了生存、填饱肚子。而今天北京人的消费中,只有30。5%花在吃上面。更何况,今天
许多消费品是240年前没有的,比如手机、自行车、汽车、火车、飞机、电脑、电灯,等等。
当年,在全中国,乾隆皇帝可能生活得最舒适,但再怎么舒适,在夏天他没有空调,在冬天
没有今天这样的中央暖气。他有8个、16个人给他抬轿子,但那也会很颠簸,远比不上今天
轿车那么平稳。
外来的空调和交通技术也让我们的食物结构跟季节没关系,南方人不用等到秋天、冬天
才吃到苹果,北方人不用等到夏天、只有到广东才能吃到荔枝。资本全球化的意义不只是收
入增加,而且大大扩充了生活、消费的种类与空间。
所以,用一篮子消费品来评判同一时代不同地区间的收入水平,其意义很大;但依此评
估不同时代间的收入,问题就很严重,因为今天的一篮子消费品跟昔日的一篮子不是同一回
事。今天一篮子消费品的不同,这本身就是进步,当然也证明“改革开放”165年给中国社
会带来的好处。如果我们以这种因进步而动态变化的东西作为价值基准,那么再大的变化也
会被内生成为无变化了。
“数”说“改革开放”165年(3)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作者:陈志武 2008…10…29 03:10
改革开放给每个人带来好处
将施正荣与乾隆比较,可能给人一种错觉:好像资本全球化只让部分人先富起来,没有
给普通老百姓带来什么实惠。
实际情况并非这样。为看到改革开放对一般人的影响,我们继续采用前面讲到的实物价
值基准,比较不同时期普通人的收入高低。据《物料价值则例》记载,1769年,北京建房工
人(无特殊技能)的日工资为77个铜钱,即0。077两银子,按当时物价,这相当于一天能赚
5。4斤大米,5。6斤面粉,2。9斤肉,2。8斤鱼,7。3斤豆角,0。6米棉布,或者82只鸡蛋。
这些数字反映240年前北京普通工人一天的生产能力,或说收入水平。
据马德斌以及同仁的研究,北京、广州等地普通工人一天收入的实物购买力,从乾隆中
期一直上升,到1790年后达到顶峰,之后开始衰退。到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降到
最低,大约是乾隆中期实物购买力的一半。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1860年中国才真正开放,
洋务运动或说第一次改革开放才真正开始,从工业技术到金融技术、到现代学术、政治、文
化等全方位引进,资本全球化卷入中国。从那以后,普通中国人一天劳动所得的实物购买力
重新回升,到清末、民国时期慢慢地向乾隆中期的水平靠近。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尽快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局面,党和政府带领人民进行了长期艰苦
曲折的探索,直到1978年,邓小平重开改革开放,资本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挖掘中国的
财富潜力。今天的收入水平如何呢?我们还是按北京普通工人多工作一天的边际收入算,打
一天工的边际收入大约55元。根据前面讲到的物价,这55元相当于32斤米(是乾隆中期的
5。9倍),41斤面粉(7。3倍),9斤肉(3。2倍),11。3斤鱼(4倍),18斤豆角(2。5倍),9
米棉布(14。3倍)113只鸡蛋(1。4倍)。按照棉布计算,北京老百姓一天的收入相对乾隆时
期增长得最多,增加了13倍多!按面粉算次之,而依鸡蛋价值基准算,两个世纪里收入增长
40%。总体而言,新的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普通老百姓的收入水平,不仅相对“文革”时期翻
了许多倍(依鸡蛋价值基准,翻了10倍),而且相对于乾隆盛世时期也平均翻了几番!
“文革”时期,买一辆自行车、一只手表要花120元左右,需花掉整整4个月的工资。
到今天,同样这些制造品的价格可能没变,但一个普通工人1个月的工资可以买8辆功能更
多、设计更好的自行车,真实收入和生产力提高了31倍。按照肉本位算,真实收入也提高了
5倍。
农村的情况如何?关于1949年前农村的收入和物价,我们这里暂且不谈。但可以把今天
我湖南老家跟“文革”时期相比。由于农民的自留地以及其他非货币收入历来占很重要的分
量,这些收入一般难以估算精确。所以,像前面一样,我们用“多劳动一天的边际收入”来
判断农民的收入能力,也就是,过去多劳动一天跟今天多劳动一天,收入差别如何。这让我
们不必估算农民的全部收入。“文革”时期,村里农民多下地劳动一天能赚0。15元,相当于
一天劳动能买3只鸡蛋,劳动4天才够买1斤肉,3天才能买1斤鱼。那时农民的真实收入
水平远低于太平天国时期北京普通工人,更低于乾隆中期北京平民的收入水平。
今天,村里农民多做一天工,能赚20元,相当于一天能赚50只鸡蛋(比“文革”时期
高16倍),4斤肉(高15倍),5。7斤鱼(高16倍)。以食物作价值基准,我们看到,即使是
在社会底层的农民,改革开放也使他们的实际收入水平增加了许多倍。
为什么老家的农民也能得益于开放呢?这跟整个价值链有关。出口行业收入增加后,一
方面它们需要更多工人,这为各地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另一方面,这也使出口企业的员工
收入增加,对餐饮业、服装业、蔬菜鱼肉等各类吃、住、行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会增加,这
些行业反过来又会给在村里、村外的农民提供直接或间接的收入机会。按照这些价值链追下
去,我们会发现,即使没有离开家去外地打工的农民,也会间接从开放得益。另外,这些年
也改革了农村的生产以及产权、土地权模式,这些市场化举措就更直接对农民产生积极影响。
当然,如果以教育成本、医疗成本为收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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