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改革了农村的生产以及产权、土地权模式，这些市场化举措就更直接对农民产生积极影响。
当然，如果以教育成本、医疗成本为收入价值基准，由于这些费用近年增加了许多倍，
农民的实际收入能力反而下降了。不过，这是正常现象，因为在整个社会的收入增加后，劳
动力成本必然上升（否则就不叫人们的收入在增长了），而提供医疗和教育服务的劳动力大多
又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的收入增长速度应该高于从事简单体力劳动者。换言之，由于
医疗和教育行业属于高级劳动力密集的服务行业，在社会平均收入增长的时候，这些服务业
的成本增长速度必然高于农业和工业的收入增长速度。随着经济进一步增长，今后的趋势只
会继续如此，以人工为主体越多的服务行业，其真实价格会越来越高，而制造品会越来越便
宜。
“数”说“改革开放”165年（4）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作者：陈志武 2008…10…29 03：10
我们应该承认，农村教育和医疗在“文革”时虽然便宜，可学校条件差，不教知识，学
生还整天下农场劳动，学校应该给学生发工资才对（亦即学费为负数）。赤脚医生听起来浪漫，
但医疗水平就是另一回事了，跟今天农民自己去药店买药自治几乎没什么区别。从这个意义
上讲，现在农民不仅可以在当地就医，也可通过高速公路和铁路到城市就医，费用是增长很
多，但另一方面，就医的选择空间也多了，这说明福利提高了。—我不是说现在的医疗服务
结构、教育设施结构已经合理，或说对农民公平了，远非如此。过去50多年里，在教育和医
疗投入方面，从来就是歧视农村，甚至以农村养城市。所以，每次让农村获得资源和收入的
机会向着本该有的国民待遇靠拢一点，农民的福利就能增长很多。
受益于改革开放，到今天，虽然农民真实收入在过去二十几年增长了许多，但农民的生
活还非常苦。不过，如果我们假设一下，设想自洋务运动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没有受
到诸如战乱等的被迫中断，而是一直像过去二十几年那样让资本全球化的力量主导中国，那
么农民的生活条件今天会如何？那些战乱等多次中断了农民改善生活的进程，户籍制度、就
业身份歧视、教育身份歧视、制度化的城乡歧视与地区歧视等制约了农民发展的机会，进一
步改革开放才是解放农民的途径。
认识资本全球化、制度同质化的好处
从表面看，好像过去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市场化发展只是让少数人受益。但实际上，
在中国创造出像施正荣这样的亿万富翁的同时，他们的财富创造过程也是给更多大众创造就
业机会、收入机会的过程，通过价值链、产业链上的一环一环，将财富和收入传送到社会的
方方面面。这就是过去二十几年里社会底层的真实收入也增长了许多倍的原因。
虽然因为可以花钱的项目和内容比乾隆时期、民国时期、“文革”时期都多了，让我们总
感觉钱不够，总还有更多生活内容需要钱，但有这么多新选择、新生活内容，这本身也证明
了资本全球化的奇迹，生活更好了，在追求更高境界，这本身就是进步。人生除了温饱之外，
还有更多、更新、更广阔的物质和非物质的生活体验。恰恰是由于这些前所未有的物质和非
物质的人生体验，不只是施正荣，而且还有我们中间的许许多多人，比乾隆皇帝过得更有意
义。
从世界变迁谈中国的崛起（1）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作者：陈志武 2008…10…29 03：11
小时候，我们常说：“长大了我要去看世界！”有幸的是，随着1978年的改革开放，那种
愿望真的实现了，我们看到了花花世界，看到了高楼大厦。可是，在那表面花花世界的背后
到底有什么？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支撑着今天的世界？这些问题可以按我们习惯的意识形态去
理解，也可以完全换个角度去理解。但不管怎样，一些基本的事实是不会变的，比如，从民
族情结层面看，过去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一下子崛起，说明我们中华民族有多么伟大。
可是，改革开放在中国近代史上并不是第一次，晚清洋务运动、国民政府都曾经持续尝试过
改革开放，但那两次除了为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改革开放打下基础之外，每次都不成功。为
什么？或许，我们会很快下结论说，是因为那时候制度腐败、政府腐败无能，等等。这类一
般性的指责可能都对，对这些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谈。但有意思的是，中国这二十几年的成功
恰恰是发生在走出计划经济体制框框的过程中，而且是每当离计划经济、行政管制远一点，
经济发展就更快一点。这就奇怪了，同样是要走出当时的旧制度框框，但晚清的改革开放没
成功，国民政府的改革开放也没成功，而最近二十几年的却恰恰成功，况且这种成功是发生
在整个中国社会的传统道德、诚信与社会结构都遭受重大变迁之后。那么，到底如何解释这
些现象？是不是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真的与以前不同？今天的世界到底是什么世界？难道今
天的中国人就真的比历史上的中国人更聪明吗？
说到这里，不由得让我联想到炒得沸沸扬扬的“仰融诉辽宁省政府”一案（以下简称“仰
融案”）。在通过国内法院诉讼无果之后，仰融以美国永久居民（绿卡）的身份及其妻子以美
国公民的身份于2003年8月，在美国联邦法院起诉辽宁省政府侵占其财产。按美国许多州的
法律，夫妻任何一方的财产即是双方的共同财产（婚前签约排除的财产另当别论），因此，侵
占仰融的财产即是侵犯其妻（美国公民）的财产权。再加上所涉及的产权又是以在纽约上市
的华晨汽车的股份为核心，因此，美国联邦法院认定其有管辖权，受理了该案。到目前为止，
辽宁省政府似乎不打算出庭应诉，理由是美国法院无管辖权，或是打算以国家主权抗辩。这
里，我们不对本案中的诉讼事实问题作任何评论。我们只是关心，像这种跨国产权纠纷如果
发生在200年前、100年前或者是50年前，当时的处理方式会如何呢？跟以前比，今天的这
种以诉讼方式解决海外产权纠纷是更“合理”了，还是更无法接受？辽宁政府到底该不该应
诉？—带着这些问题去回顾一下近代世界的历史变迁，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今天的世
界，也可使我们的国际行为更符合“国际惯例”。
晚清时期的世界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停止了明清断断续续几百年的海禁。随后开始的洋务
运动，启动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改革开放，但除了清廷本身的制度问题外，那次改革开放也生
不逢时，所处的世界环境使当时的清政府即使想要利用人口众多、劳动力廉价的国情把中国
转变成“世界工厂”，那也不可能，更何况那时的清政府离这种“远见”还很远。
首先是运输技术和通讯技术上的困难。正如以前讲到的，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火车主要
兴起于19世纪后半叶，在英国、美国等早期工业化国家如此，在中国则更是如此。尽管晚清
兴建了部分铁路，建设了有限的内陆运输能力，但低下的海运能力无法支持“世界工厂”所
必需的规模跨国运输容量，大容量、低成本海运能力在世界范围内出现还是二战期间才有的
事。空运在当时更是无从谈起，第一个试飞成功的飞行器到1903年才出现。虽然电报发明于
1844年左右，但其信息传输能力毕竟有限、成本也太高。电话于1886年在美国发明，但其
普及使用也是后来几十年的事情。因此，洋务运动期间，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再有远见，也
不能超越当时技术上的局限，更何况当时国人的技术教育还无从谈起。
抛开技术条件不管，当时的世界贸易秩序也使晚清政府无能为力。我们以前谈到，在欧
洲于16世纪开启大西洋、印度洋贸易之前，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交往主要发生在亚太地区（以
宋朝和明朝早期的中国为轴心）和西欧列国，以马车陆运为主，在当时的中国虽已有海运，
但规模和容量都非常有限。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后（也恰恰是明朝海禁的年代里），
虽然在欧洲、美洲、非洲和亚洲之间的海洋贸易与国际交往越来越多，但总体来讲跨国界的
交往和贸易还是很有限。
从世界变迁谈中国的崛起（2）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作者：陈志武 2008…10…29 03：11
比如，1500~1600年间从欧洲大陆发往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船只数量总共约为770
次，平均每年7。7次。1600~1700年间，共有3 161船次，年均31。61船次；1701~1800年间，
共有6 661船次，年均66。61次。这些包括了发自欧洲各国、驶向亚洲任何国家的船次。加
上那时候的海船全为帆船（蒸汽机船是在19世纪20年代发明的），每艘船的载重量平均为
500吨左右。也就是说，截至1800年，从欧洲海运到亚洲的年物流量约为4万吨左右。从
1500~1800年间的国际贸易基本都是农作物、香料、茶叶，还有就是金银等贵重自然物。
那些年代的技术条件限制了各国之间的往来。在那种环境下，国际贸易纠纷、海外产权
纠纷的解决方式也很简单：用武力。那时并无正式的国际法可言。虽然伦敦、阿姆斯特丹、
纽约到1800年都已经有了股市，但股票投资还不成气候，因此那时候的海外产权主要以两种
形式体现：海外直接投资项目和债务。保护海外产权的方式也主要有两种：要么投资者自己
有军队，要么由投资者所在国的政府派军队去夺回产权。
以当年海洋贸易最有代表性的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例，该公司成立于1600年12月，
其宗旨是从事印度洋和大西洋贸易。从一开始，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船只都有重兵压阵，在当
时没有任何国际法、国际法院，也没有多国公认的“国际惯例”，跨国贸易公司的利益都只能
由“枪杆子”打出来，并由“枪杆子”来保护。在最多的时候，东印度公司自己拥有一支26
万人的军队（包括海军和陆军），大约是英国皇家军队的两倍。其他诸如“弗吉尼亚公司”、
“麻省公司”等也都有自己的军队。这些军队的作用一方面是为海运护航，甚至用军队帮助
强行开辟新的市场，另一方面为公司在海外的工厂等产权作保卫。
除了外贸公司自己的军队之外，国家军队也经常被派去为本国公民在海外的产权效劳。
在19世纪中叶之前，英国、西班牙、法国、德国在海外的财产主要是以殖民地为主，直接投
资项目也都在殖民地。因此，其军队也主要是为维护殖民地、为其工业品开辟新市场服务。
但是，随着拉美国家于1820年前后相继独立，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在财政上面临巨大的困难。
因此，新成立的墨西哥、智利、委内瑞拉等拉美政府不得不向西欧银行和投资者借债。到1850
年左右，拉美等国家政府与企业发行的外债越来越多，赖账的出现就成为一种必然。
在今天讨论公司债务时，我们一般认为，如果一个公司资不抵债，那么该公司可进入破
产程序，要么由债主把公司合并掉，公司归债主；要么将公司的资产拍卖清仓，把拍卖所得
给债主；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债主的主导下，将公司管理层换掉并对其业务模式进行重组。
可是，当债权方是外国人或外国公司，而欠债方是另一主权国的政府或者公司时，以上所述
的任何一种对坏债的处置方式都行不通。因为一方面在20世纪之前没有成形的、公认的国际
法，没有国际法庭；另一方面这些债务方国家又总会以主权为由作抗辩。在这种情况下，如
果不形成某种强制性的跨国合约、债务和产权的执行机制，跨国借贷、跨国投资、跨国贸易
就无法进行。
在不存在“世界政府”或“世界警察”的情况下，直到1907年仍被普遍认可的一种执行
跨国合约、保护海外产权的方式还是使用武力，以强制性武力来维护国际经济秩序。于是，
那些弱小的国家对国际秩序无发言权，而那些军事强大的国家都把“武力执行合约，武力保
护产权”看成是债权国必有的一种权利。因此，当一个国家因另一国家的政府（或公司）赖
账或者侵占其在海外的产权而发动武力攻击时，其他国家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例如，1838年墨西哥政府因无足够收入而宣布停止支付欠法国投资者的债务，随即法国
派海军赶往墨西哥讨债。1861年，墨西哥政府又决定停止支付拖欠英国、法国和西班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