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的关系，等等。第一次努力是1920年成立的“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但
该国际组织并没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因此其信度一落千丈，在二战期间停止运作。
1944年，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正式着手准备“联合国”的成立工作，那也是中国第一次
以建设性的姿态参加国际秩序的组建，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联合国于
1945年10月正式成立，理论上成为“世界政府”。
1944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成立，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主要是帮助面临债务危机的国家渡过难关，同时保护外债投资者的权益。
这填补了1907年海牙协议留下的空缺，让跨国借贷能继续进行。以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
危机为例，1997年上半年韩国一系列财团相继破产，随即众多国际银行从韩国撤资，使韩国
出现了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无法偿还外债。假如那次危机发生在19世纪，韩国遭到武力进
攻几乎是毫无疑问的（或者其被变成殖民地）。但IMF的存在救了韩国，不仅在1997年韩国
没被武力进攻，而且IMF与债权方国际银行达成协议，由IMF为韩国提供过渡性贷款，并由
IMF说服这些国际银行将600亿美元的债务延期。当然，IMF的援助是有条件的，要求韩国必
须做出一系列制度与政策方面的改革，我们可能会认为这是侵犯了韩国的主权，但这些要求
跟被武力进攻相比，应该是更能接受的。也就是说，在16世纪几乎每个国家都关着国门的时
候，每个国家几乎都有绝对的主权。可是，当各国的经济都绑在一起的时候，一个国家的绝
对主权就意味另一个国家的权利要受到绝对的牺牲。
世界银行的作用则不同，它的主要目的是援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私人资本不愿去的
那些国家和行业进行援助，世界银行可带领国际民间银行和投资者一起去第三世界国家投资。
发展中国家往往对产权缺乏保护，同时历来有侵占外资企业财产或者随意更改、销毁合约的
表现，这些侵犯产权的行为使外资望而生畏。在这种情况下，世界银行作为国际投资借贷、
非赢利性的银行，在世界享有盛誉并具有相当的约束力，它一方面能要求被投资方国家进行
产权保护等制度性改革，另一方面有世界银行参与投资本身也让民间投资者更有信心，因此
使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项目风险降低。这不仅能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而且使它们的融资
成本降低。
图1–3 发展中国家历年占国际债务总存量的份额
联合国在1945年成立后，其主要作用是谴责、约束（非强制性地）不规范的国家行为。
在相当程度上，联合国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发出声音的场所，因为在二战之
前总是有强国发表意见、主导制定国际规则的机会与场所，但弱国却不然。联合国里每个国
家都有平等的一票保证了这一点（联合国安理会则另当别论）。
从世界变迁谈中国的崛起（6）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作者：陈志武 2008…10…29 03：12
这种声音平台的一个直接效果是，一方面在20世纪40~60年代中几乎所有剩下的殖民地
国家都相继独立（斯里兰卡、缅甸、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另一方面鼓励了许多拉美、非洲
和亚洲国家没收外国公司的产权（尤其是与自然资源有关的产权），将其变为国有。比如，在
1945~1961年间，有12个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产权被外国政府没收或侵占；在1961~1973年
间，美国跨国公司海外产权共被没收过160次。根据联合国的资料，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跨
国公司
图1–4 外资是流向了富国还是穷国？—1913年和1997年的比较
和个人投资者的海外产权被发展中国家广泛没收、侵占的时期，这是放弃武力保护海外
产权之后，对于国际投资、国际贸易秩序最大的一次挑战。
如何保护一国公民或公司在海外的财产？
在20世纪30年代中，墨西哥没收了大量的美国石油公司、矿业公司在墨西哥的自然资
源财产。1937~1941年间，玻利维亚没收了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财产。危地马拉在20世纪五
六十年代也没收了美国公司在其境内拥有的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智利在20世纪60年代没
收了德国在其境内开采的铜矿。利比亚、伊朗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强行没收了英
国在其境内的油田。这类例子不胜枚举。
以美国为例，除了少数引发一系列经济制裁的情况外，美国政府按以下两条原则来处理
其海外产权被侵占的事态：第一，外国政府没收美国公司或个人在海外的产权时，如果是出
于公众利益（比如铁路、桥梁、矿山），那么基本能接受；第二，即使是出于公众目的，没收
外国公司或个人财产时，当事国必须支付足够合理的赔偿。正因为这两条原则，20世纪中叶
美国公司在海外的产权被多次没收时，并没有引发战争，但争论、谈判的焦点都集中在赔偿
价格上。
这两条原则或许也会是仰融案的焦点。
改革开放时期的世界
关于世界经济秩序、IMF、世界银行、联合国，还有协调跨国贸易规则的WTO及其前身
GATT等，这些国际组织的建立及其历史背景，当然不是几千字就能讲清楚的。但有一点是显
然的，到1978年中国决定改革开放时，过去200年发达国家逐步建立的这些国际游戏规则不
仅使中国面对的外贸交易成本大大降低，而且使世界出口市场的容量大大增加，以至于中国
工厂制造多少，世界市场就能吸收多少。过去二十几年中国的成功当然主要是中国人自己的
功劳，但是回想起来，中国在这些年里似乎唯一要做的就是把国门打开，打开得越多，世界
经济让中国经济增长越多。
如果把现在的改革开放重新放到19世纪晚清所处的世界秩序背景中，那么我们是否也能
看到这么巨大的经济成功呢？答案肯定是“不能”。道理很简单，那时的第一个必要条件不能
满足：首先，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军队为外贸服务，为海运护航。其次，那时还没有飞机运
输，也没有足够的海运容量，没有极低的货运成本，电脑、电子技术也都是二战期间的事情。
一个简单的比较是，16~19世纪英国的跨国公司必须要有自己的军队，而20世纪美国的
跨国公司则不需要自己的军队，但必须雇用许多律师。这就是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它使外
贸交易成本极低、出口市场容量极大。只有在这种世界中，才会出现中国自1978年以来这么
快速的增长。这种世界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从明朝海禁开始，中国就基本停止了参与世界秩序建设的活动。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
只能被动地接受别人设立的国际秩序。直到二战期间，中国作为反日、反德、反意的盟国，
被美国、英国和苏联邀请于1944年一同参与筹建联合国，才开始以积极参与者的身份共建我
们今天所看到的世界秩序。
本文对海外产权保护、国际秩序的变迁历史的简单回顾，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尽管我们
并没有怎么直接参与建立当今以律师、法律当道的世界秩序，但这种秩序对我国近二十几年
的经济崛起是多么举足轻重。今天，我们至少应珍惜它，至少在行为上能与其相称，与其合
拍。
从世界变迁谈中国的崛起（7）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作者：陈志武 2008…10…29 03：12
那么，在仰融案中辽宁省政府是否该应诉呢？答案是显然的。本案从多方面看都是一个
非常有历史意义的案例。在今天，产权跨国界流通、跨国界交叉持有已经是常事。外国公司
和个人可直接来中国投资，也可在纽约证交所、新加坡交易所购买中国公司的股票。同样，
海尔等企业可在美国投资设厂，随着QDII的引进和中国放开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中国公民与
公司也会直接、间接地持有外国公司的产权。在这种产权跨国流通的背后，人们对跨国产权
的保护自然有一定的预期，对所持产权的国家的政府行为也当然有一定的预期，否则谁会把
钱投资到你这里呢？投资者权益的保护问题是这几年的热门话题，我们发现即使在一个统一
的国家里，即使有统一的法律和权力机构，投资者的产权也不一定能得到可靠、公正的保护。
如果我们把视线从境内移到境外、从国内移到跨国持有的产权，那么海外产权保护的难度就
可想而知了。在这种背景下，政府行为是否符合“国际惯例”就尤其重要。一方面我们要吸
引外资，要到海外上市融资，要让我们的产品外销到世界各地；但另一方面在产权保护、合
同的遵守上又我行我素，甚至在出现产权纠纷时还拒不应诉。天下真有这样的好事吗？
为什么不能应诉？应诉又不一定会败诉，应诉会大大改进中国在海外的公关形象，让世
界更把中国看成是负责任的大国。但不应诉肯定是输，后果只能是更负面的。值得我们庆幸
的是，这是21世纪，而不是18世纪、19世纪的世界。
财富是怎样产生的？（1）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作者：陈志武 2008…10…29 03：12
说到财富，我们会认为一个国家富不富，关键取决于其自然资源的多少。小时候上学，
我们学到中国“地大物博”，并认识到正因为有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所以我们中国是多么富
有。到了美国，我们发现美国也是“地大物博”，而且更富有。当然，相比之下，日本的自然
资源有限，尤其是新加坡，它是靠填平一片海水、一块空地从无到有人造出来的。可是，到
2002年，美国的人均GDP为3。63万美元，日本为2。8万美元，新加坡为2。47万美元，而中
国人均GDP为4 600美元（按实际购买力计算）。这些数字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一国的财富
并不完全取决于其自然资源。一个国家可以地小，物也不博，但它照样可以很富；同样地，
一个国家可以“地大物博”，但并不一定就很富。这种现实显然对我们从小就学到的财富观念
构成冲击。那么，一国的财富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为什么世界各国贫富悬殊呢？既然中国、
美国、俄罗斯与印度都“地大物博”，那么是什么使这些国家的财富状况千差万别呢？
财富观
就像许多同代人一样，1979年我在中南工业大学（现在改为中南大学）读书时选择的是
计算机工程专业，1983年在国防科技大学读研究生时选读的是网络系统工程。那时，大家要
么学数理，要么学工程，正是“地大物博”财富观在专业选择、职业取向中的具体应用，以
为只要中国有更多的工程师制造出更多的机器，从而就更“物博”了，财富就更多了。直到
近几年，人们还是认为像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这类社会科学既不造物，又不生财，
所以普遍被认为不重要。现在，比较一下各国的贫富悬殊现状才发现，原来“地大物博”、物
资丰富只能给一个国家提供优质的“先天条件”，但这些并不是“先决条件”。日本、美国与
新加坡的经验说明，一个国家更重要的财富是其能促进财富创造的制度机制及与其相配套的
自由金融创新体系，这种制度财富是无形的，但它比有形的“地大物博”更重要、更“值钱”。
此话怎讲呢？就从亚洲多国和地区近几十年的经济增长模式看起，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
日本，八九十年代的韩国、中国台湾与新加坡，然后到近十几年的中国大陆，都是以出口为
导向，而不是靠内需来发展本国经济。正因为如此，在近几年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
大家都在讨论如何在国内扩大内需，为下一波增长寻找原动力。当然，讲到这里，我们自然
要想：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因本国内需不够而都在靠出口、靠“外需”来为其经济提供原动力
的时候，世界上必须有些国家“内需过剩”，迫使它们靠进口来满足本国过剩的内需。那么，
我们要问：这些国家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内在动力使其内需过剩？是什么东西让它们产生这
么多内需？这些东西中国是不是可以借鉴？
一个简单的答案可能是：因为这些国家很富。美国之所以内需过剩，我们可能说是因为
它有像位于纽约曼哈顿这样的栋栋高楼、有微软和GE这样的大公司，让美国财富过剩，因此
消费需求自然也过剩。可是，所有这些财富都是极为表面、极为脆弱的，因为如果一夜间拿
掉美国那些经济制度机制，撤走那些金融证券工具，废掉对私有财产和无形产权的保护，那
么所有大楼和公司的价值都会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