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的因缘，接近他们，不仅是写了一篇稿件，完成了一项工作，还是一次学习，学习他们如何治学、如何做人、如何做事。
新闻界也有很多堕落的机会，感谢采访中结识的亦师亦友的他们，在有意无意之间，用他们的智慧、他们的行为，一而再地提醒我少犯错误，或者在错误的道路上悬崖勒马，及时回头。
需要强调的是，一旦我与采访对象有了世俗意义上的友谊，原则上，他就再也不是我的采访对象了，因为我无法在朋友关系与工作关系间建立防火墙。2009年，我在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不得不采访灵山时，内心充满了无奈、矛盾和尴尬。
路是自己走的，我只能“以己为靠”。但是，没有那些像“灯”一样照亮人生道路的朋友，我就不可能走得如此顺畅。所以，作为记者，作为媒体人，我从采访对象那里已经得到了很多好处。我不能太贪心了。
学习他们，而非贬低他们
同事是我们最容易学习的对象。如果你留意他们在业务上的长处，你会发现，他们都曾不知不觉地做过你的良师，如果你静思自己在业务上的进步，你会惊觉，你能走多远取决于你有什么样的同行。
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
凡是有报社的地方，就有说不清的是非。
正文 十年一觉新闻梦（5）
2009…11…24 20：53：11 本章字数：1061
行走在新闻界，无论你在哪家报社、杂志社、电视台，不管是在官方主办的媒体，还是在民间色彩浓郁的媒体，总会发现文人相轻、互不待见的现象。不同单位的同行偶然坐在一起，茶余饭后免不了议论一下自己的同事，高尚的、卑劣的，聪明的、蠢笨的，不说个子丑寅卯，似乎那聚会的酒菜就难以下咽，一个单位的同事不时扎成一堆，三三两两，只要关系不错，就要嘀咕一番同事的好坏、水平的高下。
不用说别人，我自己也是。尽管时常提醒自己闲谈莫论人非，有时候还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回头想想，这绝对是一个恶疾。事实上，同事是我们最容易学习的对象，如果你留意他们在业务上的长处，你会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是你的老师，他们不单提升了你的业务素养，还会撑大你的生活半径，给你一个更大更远的世界。
从“大特写”到“普利策特稿”
1998年，我在《合肥晚报》社初为记者的时候，诗人赵德润先生将我领进了“大特写”的世界。所谓“大特写”，本质上类似于普利策特稿奖作品，那时候，我玩得不伦不类，领导们有时候也不支持，赵先生就将我的“大特写”传递给其他城市都市报的“大特写”编辑们，当年编我“大特写”稿件的辽宁报业集团总编辑郝华中先生等师长，日后还成了我的莫逆之交。结识安徽之外的都市报同行，让我偏居合肥一隅仍能明了全国范围内优秀都市报的操作。
2000年，我在《中国新闻周刊》做记者的时候，同事张捷采写的特稿是我学习的范本，我们共同的上司、副主编刘丰还送了我一本《普利策特稿奖作品选》。回想过去自己的“大特写”，对照张捷的特稿，再看普利策特稿奖的作品和评析，我对特稿有了超越经验层面的理解。
后来，去《经济观察报》的第一天，我就跟总编辑说，我还是创立一个特稿部吧。从那时起，我尝试着以财经媒体的视角，解读报道政治社会事件，虽然谈不上成就，探索本身的愉快却在一段时间内给了我成长的幸福。
再后来，我去《南方周末》，琢磨同事李海鹏特稿中的小说艺术，看他做编辑时让同事曹筠武采写的《系统》，再看张捷以李海鹏等同事的特稿为案例写出的硕士论文，遥想我从“大特写”开始的路，那种前后贯通豁然开朗的感觉，妙不可言。
从经验主义到专业主义
我在《中国新闻周刊》的时候，该刊日后的主编靳丽萍女士和我同在新闻部混饭吃。我和她外出采访过一次，采访对象是中国社科院的一个学者，任务是写一篇非新闻类的稿件，那个学者每说一个观点，她都要缠着他问： 能不能举个例子呢？
正文 十年一觉新闻梦（6）
2009…11…24 20：53：13 本章字数：1334
若干年过后，我在《南方周末》和同事张春蔚采访打工皇帝唐骏，张反复问唐： 你还记得那天的日期么，大概是个什么天气啊？我听着听着就笑了，我想起了靳丽萍。靳丽萍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广播电视专业毕业的，做《中国新闻周刊》前在央视《焦点访谈》干过，电视节目是讲究画面的，靳丽萍的稿件画面感往往特别强，而且用词精炼，不像写大特写出身的我，啰啰嗦嗦的。
跟靳丽萍共同采访共同写作的那一回，对当时的我来说，非常有益处，因为《中国新闻周刊》的部分稿件是探究现象、强调观点的综述性报道，有细节、有画面，用语简练，殊为重要。《中国新闻周刊》当时的两个头，主编钟诚先生、副主编刘丰先生，两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师兄弟，都有声无声地教给了我很多。
钟诚是我所认识的新闻人中为数不多的严肃意义上的文人，颇多文化上的偏好和见识，他策划的“标志中国”等文化专题，不是假文人能玩的。钟诚启发我，好的杂志人须是好的文化人，新闻杂志不仅要有硬朗的新闻，还要有绵柔的文化。
刘丰是我真正的老师，他对我最大的影响在于文字，是他让我懂得，好的新闻稿，一定是简短的、易于阅读的中国话。
值得一提的是，靳丽萍和刘丰对我的批评，促使我孜孜以求地走上新闻专业主义道路。靳丽萍说我的某篇文章是“毛文体”，毛泽东式的写作风格，直抒胸臆，充满敌意，敢下结论；刘丰说我的某篇文章中出租车司机好像太多，他们多数时候是不能成为核心消息来源的。我想，他们可能早已忘记他们对我的即兴批评，但他们兴致所至、直截了当的批评，的确加速了我从经验主义奔向专业主义的脚步。
一个大得令我目瞪口呆的世界
一个偶然的契机让我从《中国新闻周刊》跑到《经济观察报》，得以和于威、许知远、迟宇宙、覃里雯、李利明同事，并从他们身上学到终生受用的东西。感谢他们，给了我一个大得令我目瞪口呆的世界，让我在新闻专业主义的道路上急速滑行。
于威那时候是评论部主任，和我的办公桌相邻，我不得不被动地吸她的二手烟。她主持了最早的“观察家”，她领导一个小团队，在“观察家”的一亩三分地中，劲吹欧风美雨。她生性爽朗，爱和我聊天，一下子拉近了我这个小城市来的乡下人与世界之间的距离。
许知远的名气实在太大，本不需要介绍，考虑到50年后的读者阅读的方便，我还是简单说说他。他年岁稍稍比我小一点，但口气大了很多倍，视野也开阔了很多。很惭愧，他是学计算机的，我是学新闻的，但是，最早是他，将那些美国新闻史上年老的甚至于作古的闪耀的群星，拉到我的面前。对我来说，口气大是毛病，而他则相反，他要做“中国的李普曼”，他要创造《纽约时报》那样的媒体帝国，他年轻时涂在白纸黑字上的这些梦想，也刺激了我的梦想。
知远的欧式报章文字，为他赢得了大名，我必须承认，我曾经学习过他的文字，不好意思的是，我没有学好。记得有个读者在评论我的《浙江发生了什么： 转轨时期的民主生活》一书时，笑话我“操着不太熟练的欧美腔”。我学得不好，所以最后放弃了，跟着刘丰先生的路线，一门心思说中国话。我东施效颦，予人笑柄，只能说明我学得不好，不能反诬西施不美。
正文 十年一觉新闻梦（7）
2009…11…24 20：53：14 本章字数：1272
迟宇宙和知远不同，他更像一个专栏作家，而非通常意义上的记者。我和他共事的时候，他已在《南方周末》早早成名，他在《南方都市报》的专栏，结集成书，成了《我与金庸的战争》，彰显了北大中文系的才气。他写过柳传志，并表示要做柳传志那样的企业家。也许他真的有一天会成为伟大的企业家，但我还是留恋报馆里的迟宇宙，天生的媒体人，好玩，有趣。知远和宇宙是我在新闻界遇到的最具才气的两个同龄人。他们拒绝取悦他人的危险，他们的才华和梦想挂在脸上，他们都异乎寻常的勤奋。最后一点，我学会了。
覃里雯，迟宇宙的师妹，我和她共事过几天，没说过几句话。因为共事过，遇到署有她的名字的文章，自然会多看几眼，有一天，当我看到她采写巴勒斯坦著名的亚辛的专访，我呆了。两年多以前，我和《经济观察报》总编辑刘坚去以色列访问的时候，特地问及覃里雯对亚辛的专访，刘坚说，她和另一个同事单枪匹马过去的，花了一笔钱，找了一个向导，找到了亚辛。要知道，《经济观察报》在那里并没有记者站，没有一个可以接应他们的自己人啊。覃里雯极大地激发了我的想象力，日后，我敢于尝试突破瓶颈，采访在任的国家领导人，多少与此相关。
迎接变化的专业化
2000年过后，中国新闻业的境况与我十年前初为记者时大相径庭，仅有文学青年的辞藻已经不够了，可是，并非所有的人都及早地意识到了这种变化。感谢李利明等同事让我较早地看到了变化，及时迎合了专业化的潮流。
李利明是一个在我的新闻专业主义道路上为我塞入专门知识背景的人。我刚到《经济观察报》的时候，当时还无甚名气的李利明也入职了，只是一个最低档次的记者。不过两年，他在经济学领域的专业素养，就让这个怀才的人，像怀孕一样，显山露水了。
利明没有宇宙和知远那样驾驭文字的天分，但他在财经新闻报道领域的成就，起码在本世纪最初十年，在中国大陆的语境下，是第一流的。银行家们愿意接受他的采访，陈志武等华人经济学家愿意和他聊天，根本原因在于他内行，他可以越过专门知识的门槛，与那些骄傲的采访对象平等对话。
受利明的启发，我决意跨越专门知识的门槛。坦率地说，一开始做经济报纸，我对商业财经还是存在知识隔阂的。2002年夏天，在彼时的《经济观察报》副总编辑肖瑞的帮助下，我去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承担了“中国制造业100强企业”这一项目的写作，我们从资本运营、文化培育、技术创新等十个层次，解析了100强企业，最终以《领跑中国制造》了结此事。书的品质未必怎样好，但内心自信了不少。
几年后，我去法学院学习国际经济法，去研修班学习证券、金融领域的法律条文和立法精神，才陡然发现，曾经自以为懂得商业和财经的念头，是多么的肤浅。好在做新闻不是做研究，只要知其然就可以发现新闻线索，无须凡事追溯个源头问个所以然。2007年，我在《经济观察报》策划商业报道时，读过几遍的法律条文，在事涉跨国公司、政府经济部门不法行为的事件中，时常可以变得灵动活泼，富有生气。
正文 十年一觉新闻梦（8）
2009…11…24 20：53：15 本章字数：1120
供职于《经济观察报》后期，总编辑刘坚对商业新闻的认知，延展了我对商业新闻的理解。老实说，我一直不太看得起商业新闻的采写，向来对高管变动、企业文化之类的新闻没什么兴趣，而刘坚总能举出麦当劳炸薯条之类趣味性极强的例子，他对《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优秀商业报道的援引和分析，诱导我进入《财富》、《经济学人》等财经媒体的世界，扭转了我对商业新闻的旧观念。2008年底，我去著名的财经媒体公司彭博社参观考察，看到每个记者面前三台显示器的情景，才感受到他在这个领域的预见力。
混迹“两南”，认识媒体，读懂中国
我所说的“两南”，指的是《南风窗》杂志和《南方周末》报。21世纪的最初十年，我在20世纪最后十年中国最风光的这两份报刊，前后度过了五年时光，这两个编辑部相距不到五公里。我与这两份报刊的同事，面对面的交流非常少，可他们对我认识媒体、读懂中国至关重要。
2005年夏天，我去内蒙古包头市采访一位中学女教师。她在任教之余，撰写了中国第一部公民教材。在她位于包钢的宿舍里，我看到一堆摆放整齐的《南风窗》和《南方周末》。那堆发黄的报刊，是她的公民理念的源头，是她偏居一隅却能周知中国的大部分原因。
这个细节予我相当大的震撼。初为这两份报刊的新人，我对他们各自宣称的发行量很不信任，觉得他们说的太大了。当我真正地走进它们，我才发现，它们流布之广、影响之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在国家部委，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