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人的江湖- 第15部分

这个细节予我相当大的震撼。初为这两份报刊的新人，我对他们各自宣称的发行量很不信任，觉得他们说的太大了。当我真正地走进它们，我才发现，它们流布之广、影响之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在国家部委，在三四十岁的司长处长们那里，在部分偏远地区的公务员和知识分子那里，它们经年累月地以滴水穿石的精神，影响了我们所谓的精英阶层的视听。

那个细节在我的心头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我开始思考2000年之后新兴媒体鼓吹的影响力，开始反思大众媒体在中国的社会责任及其担当，开始重新评估我周围的同事和他们所做的事。

虽说新闻理想是一件说起来大家都想笑的话题，可是，凭借个人印象的不完全比较，“两南”的新闻理想还是要比很多媒体略略浓郁了那么一点点。“两南”的同事们，理想主义者有之，现实主义者亦有之，就整体而言，还是书生多，可爱的人多。那些可爱的书生，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提携了我。

在《南风窗》，我的同事们启发我完成了《拐点》、《南平寓言》等四本书的写作出版。书是自己写的，可是，与社长陈中、总编辑秦朔等人营造出的编辑部的环境氛围关系极大。秦朔本人著有《大变局》等书，编辑部主任陈初越、资深新闻人何江涛策划编辑过《长治，长治》等有影响力的时政图书，主笔袁卫东、张哲诚撰写过有影响的商业图书，几年后去大学教授哲学的编辑张念出版过若干文学评论著作。

正文　十年一觉新闻梦（9）

2009…11…24　20：53：16　本章字数：1144

躬身这样的环境，我焉能不见贤思齐？

《南平寓言》的写作与秦朔直接相关，《拐点》则与张良关系甚大。在一次去往杭州的旅程中，他跟我计划起下一期《南风窗》的特别策划，他隐约地觉得“胡温体制”下的社会体制改革较往昔突破甚大，希望我搞定这个选题。我受到了莫大的触动，非但完成了那一期的特别策划，还写出了一本挤占畅销书排行榜的《拐点》。

《拐点》几乎打上了深刻的《南风窗》的烙印。我之所以制造出“拐点”这个“《新周刊》2004年度关键词”的概念，与《南风窗》这份杂志喜欢创造概念的习性是一脉相承的。它在风格上也同样沾染了《南风窗》国家伦理的宏大叙事。

在《南方周末》，我的同事予我最深刻的教益是人民伦理的个体叙事，他们总能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尽管这样的立场偶尔会导致意识形态的偏见，尽管他们的报道冷酷了一些，可他们的确帮助我更为多元地认识了我们的国家。有一次，有个同行评价柴会群采写的《鬼妻》，太阴暗了，不阳光。我反倒觉得，《鬼妻》之类报道的价值，就在于敦促那些渴望阳光的人们正视阴暗的存在。

无论是《南方周末》还是《南风窗》，很多同事都怀有一个特别可贵的品质，那就是，他们的新闻脚真的踩在中国的大地上。《南风窗》的同事石破、尹鸿伟、钟岷源，《南方周末》的朱红军、曹筠武、徐楠、鞠靖、马昌博等人采写的很多报道，对中国政治、社会形态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他们的报道中可以闻出泥土和驴粪的味道。他们的存在，不断地提醒我，警惕向上的危险，不能被庙堂之上的政治和生意遮蔽了视线。

他们的存在，还提醒我精进的精神之于新闻的意义。原来的新闻部执行总监杨瑞春，是我过去在《中国新闻周刊》的顶头上司，可我们在《南风周末》共事的时间要比之前长得多。八年过去了，关于她的某个印象却一直长存我心。有一回，我看她在办公室写一篇平常得我已记不清内容的稿子，为了一句话的表达，她在电脑上改了又改，噼噼啪啪的声音，为那句话反复响起。每当我回头看自己的报道或者书稿，看其中缺少斟酌的字句，杨瑞春在那一刻的印象，就会在心头跃起。

《南方周末》在新闻专业主义道路上的探索，还未进入佳境，可是，编辑中心制之类的内容生产方式，在我们这个职业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国家，充当了可贵的先锋。副主编伍小峰每年选编一本调查报道集之类的执著，李红平、林楚方、赵凌等人对每篇报道的专注，均对我教益多多。有一次，邓科在我写的稿子中纠正了一处硬伤，关于贾庆林是否参加接见第一届世界佛教论坛的代表，我将事实搞错了，事后想想一身汗。还有一次，文化部的编辑袁蕾编我的一篇文化稿，她的反复追问暴露了我采访中所有的粗疏，无一逃脱。汗颜之余，满怀钦佩。

正文　十年一觉新闻梦（10）

2009…11…24　20：53：17　本章字数：1143

感谢我在“两南”的同事们，用事实向我证明了一个道理：　你能走多远，很多时候取决于你与什么样的人同行。

回顾过去十年的新闻路，我为自己曾经与这些优秀的人共事而倍感幸运，因为共事，我有了一个近距离学习他人的方便法门。遗憾的是，还有很多优秀的新闻人，因为陌生，只能偶然间翻翻他们的稿子，听听他们留在江湖中的传说。

我想，如果我还能泛舟于新闻江湖，我一定会痛改前非，彻底祛除贬低他人的恶疾，珍惜每一个向同事学习的机缘。

忍看朋辈成新总

江湖之上，人们对职衔的热情丝毫不亚于他们的新闻理想，无论你善良的心是否愿意看到，吵吵嚷嚷的职位之争，斯文扫地的公司政治，总在不经意间撞进你的视线。

2007年底的某一天，我读到《华盛顿邮报》前总编辑本？布莱德利的自传的某一页，内心突然停顿了片刻。

本？布莱德利说，1951年，周薪超过100美金，就职于《华盛顿邮报》的他，看到他的朋友在律师事务所、中央情报局以及各个政府部门都得到了提拔，内心感到有些焦躁。

这段话在我的内心激起了一丝波澜，也让我的内心感到有些焦躁。自1998年夏天开始，我在新闻界混了将近10年，看着自己的朋友在商界、政界的进步，觉得自己在“事功”上的成就，实在有限。即便是新闻界的朋友，也一个个地当上主编，纷纷以总编辑的时尚头衔交际行走于政商学界。我在恭喜朋友们开拓新世界的同时，偷换了鲁迅的一句诗，他说忍看朋辈成新鬼，我说忍看朋辈成新总。

“忍”字，在圈外人看来，或许会觉得过于夸张，在行内人看来，则可能心有戚戚焉。

传统的中国新闻界是一个官本位的世界。一个看上去有理想的青年，自从踏入新闻界当上记者的那一天起，就要按照科级、处级、司局级，甚至于省部级的台阶，设计人生之路。因为他置身其中的是一个“庙堂”。

尽管新兴的市场化媒体看上去更像一个“江湖”，并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新闻界的官本位，但是，考量一个新闻人成功与否的社会标准，依然是“庙堂”上在乎的主任、主编之类的头衔。所不同的是，传统的“主任”，在新潮一点的媒体变成了“总监”，过去的“主编”，在喜欢大牌的媒体变成了“总编辑”。

依照我们最初的理解，一个新兴的市场化媒体，一个自诩精英的媒体，一个江湖中人，其人生取向应当是职业新闻人，他和她所在乎的只是自己的专业成就，而非世俗的职位头衔。混过“江湖”的人们很快会发现，最初的理解，是多么的荒谬和幼稚。江湖之上，人们对职衔的热情丝毫不亚于他们的新闻理想，无论你善良的心是否愿意看到，吵吵嚷嚷的职位之争，斯文扫地的公司政治，总在不经意间撞进你的视线。

正文　十年一觉新闻梦（11）

2009…11…24　20：53：19　本章字数：1233

你可以厌倦逃离江湖中的权力场，但你不能置生活实际于不顾，以居高临下的道德优越感，抱怨指责江湖中人。生活在一个下水道中都弥漫着官的气息的世界，你很难独善其身，况且，市场化的分配机制总是给掌权者以更多的倾斜，你可以不要理想，却不能不要稻粱。年轻人需要结婚、买房，需要在城市化进程中寻找一个安顿身心的角落；中年人需要养家糊口，需要在一个心烦气躁的午后买一杯安静的咖啡，寻思着如何为了老人讨好医生，为了孩子讨好外国语中学的班主任。

即便你有大笔的财富可以继承，或者生于权贵之家，可以不食人间烟火，不为稻粱谋，你同样需要一个职衔，否则你的新闻理想就如镜花水月，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权力，犹如一个撬动新闻理想的支点，很多人攫取它不是为了谋求新闻理想，可是，试图谋求新闻理想的人，却不能没有它。

迄今，我们尚未形成美国式的明星记者制度，新闻人的光荣和梦想暂时属于总编辑和发行人，当下的环境还不可能让你成为伍德沃德、伯恩斯坦、李普曼、弗里德曼那样的记者、那样的专栏作家，你当然也不可凭借一个人的专业成就享誉天下，像伍德沃德那样以记者的身份入住华盛顿的豪宅，像李普曼那样以专栏作家的职位领受总编辑都会嫉妒的薪酬。

话说到这里，回头看那个“忍”字，不管你是行内人，还是圈外人，是否都有世界大同感同身受的喟叹？

活在这样的新闻界，混在这样的江湖，你不可能不对主编的职衔无动于衷。

毫无疑问，我热衷于这样的职衔。

2003年，从业刚刚五年的我，意外赢得了一位前辈的信任，经他推荐并运作，成为一家中央级媒体旗下杂志的主编。走在武警站岗的办公大楼内，享受一个人的偌大的办公室，听到年龄比你还大的人喊你“某总”的时候，乡下孩子年轻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由于个人的种种原因，我很快辞别了那位尊敬的前辈，回归到一个记者的世界，跟自己的骄傲心、虚妄心说拜拜。

之后，我在一位亦师亦友的兄长的帮助下，开始准备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的入学考试。五年过去了，我仍旧记得那天的场景、那天的话，做过中央媒体副总编、读过法学博士的他，跟我说：“长远地看，经受法学博士研究生的系统训练，对一个媒体人的成长一定殊为有利。”

次年，我如愿以偿地去苏州大学法学院读书了。读书期间，“忍”看周围的朋友慢慢地走向总编的道路，我好几次恋恋不舍地放弃了“总”的机会。入学之初，一个文化圈的有产者前往苏州，劝**盘一本新闻类杂志。那时候，我暂时熄灭了做主编的热情。我诚恳地谢绝了他的抬举，选择学法律为未来积聚能量。

也巧，那段时间，我看了《芝加哥论坛报》前总编辑、杰克？富勒的论著《信息时代的新闻价值观》，薄薄的小册子打动了我，一看简历，原来杰克是耶鲁大学的法学博士。他以法学思维解构新闻、新闻业、新闻价值的方法论，激发了我的兴趣，也让我对未来有了更多的憧憬。

正文　十年一觉新闻梦（12）

2009…11…24　20：53：20　本章字数：796

不巧的是，待我从法学院毕业，拿到博士学位，我的新闻梦，差不多醒了。光阴的洗礼，让我对新闻业的认知，不再是非天堂即地狱的两极分化，内心中“忍”的焦灼慢慢平静下来，要不要做个总编辑，要不要创办一份烙有自己印记的媒体，不复是一个目标。

我不再像多年前那样，急不可耐地约会资本，告诉他们，我有什么样的媒体创业计划。对于约会我的资本，我也不再那么努力地抓住机会。我仍然是一个虚荣的家伙，可我已经不敢拿别人的钱，豪赌自己的虚荣。如果没有确切的实现某个媒体计划的把握，我就不会主动地请求帮助，或者被动地接受邀约，做个一天到晚热衷于跟人交换名片的“总”。

于是，我开始筹划自己的未来。我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在新闻之外，铺了一条法律路。我知道，大多数人的一生只能做一件事。我肯定不是能够超越规律的少数人，所以，所谓的法律路，不过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

现在，我还在依然故我地做一个记者。曾经，我想象过这条路的尽头，不仅有印刷名片职衔的虚荣，还有兑现新闻理想的光荣。我不知道，刚刚上路的我，会不会仅仅朝远处看了一眼，就在接下来的某一天突然变道了？

如果真的那样，我祝福那些走上总编道路的朋友们，期待他们的热情、勤勉、才华和运气，能在一个低迷的时代，将新闻业带上一个峰巅，创造一段让后来者喋喋不休的光荣。

如果真的那样，我祝福那些留在记者岗位上以职业新闻记者为人生诉求的朋友们，虽然缺乏明星记者制度保障的高级记者们还不能像弗里德曼一样，几乎不受经费约束地游走天下，做真正意义上的行吟诗人，也不能像李普曼那样，享有超越总编辑的权势、凌驾于总统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