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当时，该周刊创刊不足半年，无论是发行量和舆论影响力都小得很，人们怀疑，上海某报的评论员文章，以及诸多转载该文的官方媒体，客观上帮扶了《南方人物周刊》的发行量和影响力，增进了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传播。
这样的怀疑是否对应一个肯定的结论，我不得而知。倘若真的是这样，倒与波斯纳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批评有异曲同工之妙。他的《公共知识分子》，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赞誉远远少于批评，但被批评的那个群体却因之更为时髦，更为走俏。
秦晖教授家的茶水
在媒体和学者构筑的市场关系中，媒体是需方，学者是供方。没有媒体旺盛的市场需求，就不会有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在中国的诞生。
2000年夏天的某一个午后，我去清华大学采访秦晖老师，那时候，秦晖老师的名气还局限于小圈子，成就他的名声的是专业著作，而非新闻媒体。
倒了两路公共汽车，终于找到了秦晖老师的家，说了半个多小时，口渴得不得了，我很想要杯水喝，可是，我不好意思开口，怕打搅了他。
我已经记不得我是因为什么而采访他，只记得他当时跟我说过，有些记者采访他，最后不仅没有形成专访，甚至还在文章中隐匿了他的名字，只是笼统地将他的观点写进报道。
天啊，这不是观点的剽窃么？我想。
正文 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暧昧（3）
2009…11…24 20：52：31 本章字数：1257
当时的我，肯定没有剽窃秦晖老师观点的主观故意，但我也肯定没有采访他然后发表一篇人物专访的思想准备。根据要求，我采访他的目的，就是将他的观点引进我的报道，增进稿件的思想力，弥补新闻资讯本身的不足。
说到这里，我先暂停故事本身的叙述，谈谈我曾概述过的学者在新闻中出现的三种情形：
其一，深度不够学者凑，我们对某个社会现象或者某个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新闻事件缺乏独到的看法，于是，我们就采访学者，问他们怎么看；
其二，事实不够学者凑，我们获知了某个新闻由头，但是无法接近新闻当事人，对核心事实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为了避免新闻媒体竞争中的“漏报”，编辑部主任往往会让记者去找一两个学者说几句；
其三，新闻不够学者凑，当我们的报道素材渐感稀缺，学者本身也会成为新闻媒体爆炒的新闻人物。比如说，香港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五常，之所以能在本世纪最初几年掀起“张五常热”，就是因为媒体把他当成了新闻事件中的当事人。
显然，我找秦晖老师的行为，属于前两种情形。究其性质，是记者对学者的利用。利用是个贬义词，但是，承担道义责任的不应该是我，而是我所在的媒体，以及当时的媒体生态环境。
２０００年前后，中国媒体生态链中出现了市场化媒体。所谓市场化媒体，就是那些寄生于官方媒体，但不能像官方媒体那样享受财政扶持，只能靠广告收入、发行收入、品牌经营收入养活自己的子报子刊。表面上看，养活自己的途径是取得收入，实质上，是在媒体竞争中征服读者。要想征服读者，就得让新闻有深度，给读者、观众以思想的启迪。可是，肇始于1990年代的新闻改革，并没有为新闻媒体准备那么多专家型人才，于是，主张开门办报、办刊、办台的新闻人，便将目光投注到学者身上。
2000年，带着鲜明的市场化媒体特质的《中国新闻周刊》仓促问世，作为它的记者，我很快懂得了思想力、影响力的可贵，学会了以采访学者增进新闻思想力、影响力的制作手法。我不知道别人采访学者时的心情，我一开始的心情是紧张的，因为知识不对等，有种学生去老师那里请教问题的惶恐；再说，当时的媒体还没有炮制出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学者们一般不会意识到媒体将他们从狭隘的专业领域带到公共领域的价值。在学者和媒体之间相互投机的共识还没有达成的背景下，作为记者的我，总觉得我对学者的采访是一种打扰，是一种利用，所以，满怀歉意，满是谦卑。
当我面对秦晖老师，打扰、利用、歉意、谦卑都是潜在的心理背景。所以，尽管我渴得不行，我就是说不出想喝杯水的要求。秦晖老师浑然不觉，只是自顾自地发表他的观点。熬到最后，我实在熬不住了，吞吞吐吐地问：“秦老师，能给我一个茶杯么？我想自己倒杯水喝。”他连连说“对不起，对不起”，起身给我找茶杯，为我倒水。
十年过去了，每次听闻他的名字，最先涌上心头的，就是这一细节。他在我心目中纯粹学者的形象，也由此奠定： 简单，直接，不敏感于人情世故。
正文 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暧昧（4）
2009…11…24 20：52：32 本章字数：1216
当然，我讲述我和秦晖老师交往中的这一细节，目的不在于赞美他是个纯粹的学者，而是希望通过对他的赞美，管中窥豹地讲述本世纪初叶媒体与学者打交道的初始形态，见微知著地记录公共知识分子群体萌芽之初的媒体生态。简单地说，在媒体和学者构筑的市场关系中，媒体是需方，学者是供方。没有大众媒体旺盛的市场需求，就不会有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诞生。
与毛寿龙教授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这是一场媒体和学者彼此成就对方的游戏。在这场游戏中，公共事务得到了空前的讨论，公共知识分子得以慢慢孵化。
我的新浪电子邮箱中，迄今还保存着我和毛寿龙教授的通信。
毛寿龙，今天的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昔日的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博士后访问学者。2001年，我在《中国新闻周刊》做记者时，和他开始了媒体与学者之间的交往。
根据“深度成就高度，高度成就影响力”的内容生产理论，当时《中国新闻周刊》的封面报道创设了一个典型的“三段论”： 第一段说新闻事件；第二段说诸多同类事件合成的现象；第三段说制度思考。
第三段需要借助于学者来完成，苦恼的是，我们所采访的学者对我们所关心的现象往往不得要领，说不出个子丑寅卯。不得已，我们只好采访一堆专家，根据自己的叙事逻辑选择他们的观点。这样的做法，不仅工作量大，而且探讨不了真问题，从功利的角度看，可谓“出七分力讨三分好”。
直到有一天，我从一个朋友发来的资料中看到毛寿龙撰写的《艾滋病控制的制度分析》，陡然发现采写“第三段”制度思考，还是有出三分力讨七分好的可能的。
毛寿龙的这篇文章，让我的眼睛为之一亮。作者以一个海外留学生的心态，表达了他对祖国艾滋病流行的担忧，还从一个制度分析学者的视角，给出了控制艾滋病的政策建议。通过那个朋友，我得知这位作者的工作就是着眼于当下的政策行动，以公共选择和制度分析的方法，研究中国政府的公共问题、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并分析其对中国政府的治道变革意义。
对我来说，对整个编辑部来说，他的文章是新颖的，他的研究领域是我们闻所未闻的。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制度分析框架，但那篇文章的风格是我们所期待的： 感性和理性天然融合，理论性和可读性兼而有之。虽然我们不懂得他的研究方法研究领域，但我们都敏感地意识到他的方法、领域、框架对一份时政新闻周刊的价值。
彼时的我们，已经厌倦了时政新闻司空见惯的道德谴责，我们渴望一种关怀制度的理性的建设性的新闻思维，毛寿龙的出现，让我和我的同事们心花怒放。
通过朋友，我给远在美国的毛寿龙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与他取得了联系。查看过去的电子邮件，我写过这样一句话： 从制度设计而非道德谴责的层面探讨今天中国的问题，是我和我的同事们的基本原则，我们希望您能成为我们的高级智囊。
正文 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暧昧（5）
2009…11…24 20：52：33 本章字数：1208
毛寿龙很爽朗、很雅达地答应了我们的请求。
接下来，我做了一个地方利益的封面报道，照例，我需要联系一个学者完成“第三段”的制度思考。
我又找到了毛寿龙，我希望通过电子邮件采访对他做个专访。
需要解释的是，当时的我，最希望的就是采取专访的形式，而非学者自己撰写文章，因为依据单位对记者的考核方式，专访算是记者自己的作品，而非被访问者的。如此，记者就能多拿一份稿费。这是我自己的小九九，毛寿龙可能不会知道，知道了可能也不在乎。
可是我知道，所以，我在乎。作为心理上的一种补偿，我请毛寿龙为我们撰写评论，给他开出当时看来不菲的稿费。
毛寿龙撰写评论文章，起初并不像我们预期的那样雅俗共赏。为了适合读者的阅读，我做起了他的编辑，我像个翻译似的，将他的学术语言转化成读者易于接受的民间语文。
毛寿龙不是个别现象，世纪之初的一拨学者不是一开始就会写报刊文章的，从学术论文到学术随笔，大多数学者都经历了一番煎熬，有的人从来就没有熬出头，只能回到书斋与同行对话。
毛寿龙的悟性高，熬的时间比较短，他很快就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栏作家，只不过那时候“专栏作家”还没有成为头衔，请学者做专栏作家也还没有成为普遍现象。
学者以专栏作家的头衔介入新闻媒体的内容生产，成为编辑的日常工作对象，并成为一种现象，是从《经济观察报》、《财经》杂志等财经类报刊开始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汪丁丁在《财经》杂志首开了“本刊学术顾问”的先河。《财经》的情况我不熟悉，《经济观察报》我倒可以说出个一二三四来。
2001年底，我加盟《经济观察报》的时候，于威和许知远已经通过《观察家》版组，将专栏作家的学者化内容生产定格为一种模式。学者以专栏作家的方式，对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现象发表他们的一孔之见，是西方报刊的创举，我们的报刊在上世纪初期，也曾步西方报刊的后尘，让文人论政成为一种时尚。怎奈，上个世纪下半叶，文化革命的暴风骤雨，浪高流急，哪怕是留得残荷听雨声的“三家村夜话”，也经不住风吹雨打，急速凋敝，碾落成泥。
感谢经济全球化，感谢中国与ＷＴＯ的第二次拥抱，它让迷恋于西方报业的于威们许知远们，在21世纪开头的时候，续接了专栏作家的西方潮流。短短几年，一拨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历史研究者，通过《经济观察报》、《南方周末》、《中国新闻周刊》等大众媒体，通过他们对公共事务的或褒或贬，成为读者心目中的“学术明星”。《经济观察报》之类的大众媒体，也通过他们指点江山的激扬文字赢得了大量的读者。
这是一场彼此成就对方的游戏。在这场游戏中，公共事务得到了空前的讨论，公共知识分子得以慢慢孵化，他们冲出了过去赖以存活的学术共同体，进入了崭新的公共生活。
正文 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暧昧（6）
2009…11…24 20：52：34 本章字数：1294
名利场
依据英国《前景》杂志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公共知识分子俱乐部”就不再是一个修道院，而是一个名利场。
1998年，《南方周末》在杂文作家的风潮中，不经意地推出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的时评《退伍军人不该进法院》。法学教授的专业素养使得这篇时评不同于嬉笑怒骂的杂文，其对政法领域的舆论干预，不仅引发了轩然大波，还使贺卫方教授从小圈子冲进了公众视野。
6年之后，他的名字出现在《南方人物周刊》公共知识分子50人的名单中。
他可能没有想到，作为知识分子的他，头衔一旦加上了“公共”的前缀，就获得了一个媒体封赏的“爵位”，从此步入大众媒体和学术圈共同制造的名利场。
活跃在这个名利场中的知识分子，当然不限于50人。如果我们祛除《南方人物周刊》关于公共知识分子定义中的正义感，抛弃道德评价，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名单上可以写上更多的名字。
假设让我开列一个名单，创办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俱乐部”的话，这个俱乐部的会员会挺多、挺庞大。因为我对公共知识分子的界定，依据的是英国《前景》杂志的定义，是波斯纳法官的定义，是一个没有道德评判只有状态描述的定义： 活着，并且活跃在媒体中。
根据这样的定义，“公共知识分子俱乐部”就不再是一个修道院，而是一个名利场。这个名利场的开发商，可以往大了说，也可以往小了说。
往大了说，是激荡的社会情势。３０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