耍↗acobite doctrine）的信条，受到法国武力的支持，却未能撼动这种新近植入的王权。一次伟大的实验受到一个伟大发现的褒奖。一个蔑视数世纪智慧的新事物站稳了脚根，而革命变成了比传统更为可靠的稳定原则。
孟德斯鸠着手从这些混乱的事实中建立政治科学。他尊重这个事实，因为它使他与君主制相调和。他一开始相信君主是一种罪恶，而且不是一种必要的罪恶，他们的时代来日无多。他到华尔波尔时期的英格兰一游，学到了一种可以延长君主存在的方案。他仍然承认共和国是美德的统治，而他所谓的美德，是指热爱平等和自我节制。但他看到过一种因腐败而兴盛的君主制。他说君主制的独特原则不是品德而是荣誉，他曾把它描述为一种能使凡人犯下几乎每一种罪而又不受惩罚的设计。根据按照气候和纬度解释制度和性格的著名学说，赞扬英国丝毫无损于法国的爱国主义。孟德斯鸠审视周围和国外，却没有看得更远。他为每一种正面事实提供理由的令人钦佩的技巧，有时也混淆了作为前提的原因和作为辩护的论点之间的区别。他对支持特权的辩解所知甚多，以致几乎忽略了一无所有的阶级；他对教士虽并不友好，但赞成他们享有豁免权。他认为只有贵族能保存君主制，使得英国比任何共和国更自由。他确定了重要的保守主义格言，即成功通常依靠知道它何时降临；而他的著作中最纯正的辉格派格言来源于费奈隆：即当公民的义务模糊了人的义务时，它便是一种罪过。他的自由是哥特式的，而不是贪多无厌的。但是他工作的座右铭“Prolem sine matre creatam'’（没有母亲而生的孩子——原文为拉丁文），所表达的意思却是，“缺乏的一样东西乃是自由”；他曾论及税收、平等和在1789年使他有短暂影响的分权。他关于立法机关可能比行政机关更危险的警告，则未被听从。《论法的精神》在1767年卢梭独领风骚时衰落。作者的心灵活动于他十分熟悉的社会条件，并未注意到将至的民主。他向休谟保证说不会有革命，因为贵族没有市民的勇气。
达让森作为1745年的外交部长，有更多的先见之明，并且了解政治的底细。他不像他那个辉煌的时代那样盲从，总在构想着基本变革的计划，他是最早的一位作家，可以让我们从其著作中窥见1789年的理论。在他之前也有人觉察到了革命将至，但是达让森预言它将始于在巴黎街头对教士的屠杀。38年后，这些话在圣洁门修道院的门口应验了。作为王位觊觎者的支持者，他很少受到崇英思想的影响，对于既威胁教会也威胁国家的无神论精神，他不把它归因于英国的自然神论和辉格党，而是归因于罗马教会以及它的分裂和不宽容。欧洲大陆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1688年是非国教徒的一次叛乱，而一个辉格党人被认定是导致安妮之死的长老会教徒。不难推论，神学冲突愈是激烈，它所导致的社会动荡也愈剧烈。早在1743年，他那可怕的预见力便洞察到国家正在四分五裂，它的命运已经如此确定，以致他开始打算在其他主人那里避难。他希望剥夺贵族、教士和律师的权力，把它们给予群众。尽管政治科学尚在襁褓之中，他已借助启蒙的曙光提出了理性主义的自由和作为完美政治之体现的在各阶级和各宗教之间的平等。世界不应受羊皮纸和既得利益统治，而应受清明的理性统治，它经历了从复杂到简单的过程，将扫除国家和民主之间的一切中介物，让国家的每一部分人自理其事。他热衷于改变一切，只有能够单独改变其余一切的君主制是个例外。慎重的议会也不会比它的成员的平均水平更高明。它既不十分愚蠢，也不多么聪明。如果国王使他自己成为哲学和正义的不可抵抗的工具，并努力改革，则万事如意。但他的国王是路易十五。达让森看到值得维护的东西是如此之少，便大胆主张横扫一切的理性判断和抽象命题。根据他的理性主义，他对习惯性偏见和财产权利的冷漠，根据他的名言，即可以假定人人都理解涉及到他的个人利益和责任的一切事物，根据他对于民主、平等和单纯的热情，以及他对于中间权威的厌恶，可以说他属于他身后的一代。他预见到了事件，但并未促成这些事件，因为他最好的著述只在我们这个时代才为人所知。
当孟德斯鸠作为第一流的在世作家，处在名望的巅峰而满足于沉思过去时，在巴黎神学院有一位教导人们寄托希望和努力于未来的学生，在23岁时就领导了世界潮流。杜尔哥，当他宣称向上成长和进步是人类生活的法则时，正在学着成为一名教士。对我们来说，在科学的任何时代，想像基督教没有进步的特性，没有改善灵魂和社会的能力，是很困难的。但这种观念是缓慢养成的。在原罪的重负之下，人们习惯于意识到堕落，每一代都承认他们是父母的不肖儿女，并且不耐烦地期待着将至的末日。从卢克莱修和塞涅卡到帕斯卡和莱布尼茨，我们遇到少数零散而无助的插曲，表示着朝向完美的进步，带来光明的火炬手手相传，但它们缺乏权势或光彩。杜尔哥一下子便让这种观念成了习以为常的东西，它变成了在勤于思考的头脑中四处蔓延的力量，而新兴科学也在证实着它。他赋予历史一层更深的意义，使它具有了统一的趋势和方向，变动无常中有了恒久之物，发展代替了变化。他所指的进步既是道德的也是智力的；当他声称他那时的恶棍却是更早世纪尊崇的榜样时，他没有考虑到人的邪恶。他的分析为未来的探索者，为莱辛，尤其是黑格尔，留下了难窥其堂奥的深邃思想。但他教导人类期待着未来与过去不同，它将会更美好，以及，历代经验可以作为指示和告诫，但不能当做向导或约束。他对于历史研究有杰出的贡献，但他锻造了一件强大的武器，足以消灭历史的成果和现存的秩序。根据进步的假设，新的总是优于旧的，历史是不完美的体现，因此逃离历史便成了走向未来的口号。这位大师的学生孔多塞，认为世界可以通过焚烧它的历史记录而获得解放。杜尔哥对这种过分行为持极为谨慎的态度，他考察历史以证明他在神学研究中偶然发现的法则。不久他却否定了神学研究，说他不能戴着一张面具。当基佐因为拉蒙纳丢掉神职长袍变成一个自由思想者而称他为邪恶者时，在某种程度上有相同经历的谢勒说：“他不知道这要付出多少代价。”但是杜尔哥似乎没费什么力气便完成了这种突然的转变。作为自印刷术发明以来最浩大的事业——《百科全书》在那时问世，杜尔哥曾是其作者之一。但他突然终止了写作，拒绝与一个自称对启示性宗教有敌意的派别有联系；他也否定了狄德罗和雷纳尔那些激昂但自相矛盾的说辞。他在重农主义者那里找到了自己的家园，在所有团体中它具有一套最严密的思想体系，已经知道了政治经济学中大多数公认的原理，尽管他们最终只是为亚当·斯密铺平了道路。对于我们而言，他们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他们把政治科学建立在了正在形成的经济学之上。哈林顿一个世纪之前已看到，统治的艺术可以被简化成一种体系，而这些法国经济学家在这方面领先于所有人，在与政治相关并属于他们的领域的诸多问题上，他们拥有大量共同的和得到证实的真理。他们把它扩展到并延伸到整体，用支配着资本的同样确定的原则支配宪政。他们说：一个人最神圣的财产是他伪劳动。它甚至先于财产权利，因为它是那些一无所有者的财产。因此为了能够最好地利用他的劳动，他必须是自由的。一个人对另一人、社会对成员、国家对臣民的干涉，必须被降至最低限度。权力的干预只是为了限制干涉，保护个人免于压迫，这压迫源于不符合其利益的控制。自由劳动和它所派生的自由贸易，是合法政府的首要条件。让事物处于其自然秩序中，让社会自行统治，国家的最高职能就是保护自然，使其按自己的规律运行。政府不应是专断的，但它必须足够强大，以镇压其他专断的行动。如果最高权力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其他权力将遭受暴乱和压迫。它的至高权威是不受任何制约的。问题在于去启蒙统治者，不是限制他，而启蒙一个人总比启蒙众人更容易一些。通过对立、平衡和控制进行统治是与原则相反的，然而专制主义对于达到他们更高的目标可能是必要的。只有集中的权力，能够克服他们所建议的如此有益的改革面对的障碍。那些只寻求普遍之善的人们，必然伤害每一个阶级彼此不同的和分离的利益，并会疯狂地打败他们可以依赖的惟一力量，因而丢掉了防止邪恶的手段。如果一切听命于大众的意见和情感，这些邪恶一定随之而至。他们并不热爱专制权力本身，但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只要他们运用它五年，法国将会自由。他们对专断君主和不可抵抗但客观公正的国家做出区分。
这是一个有悔过精神的君主制时代。国王已变成第一公仆，为了人民的幸福，从事着人民无法为自己做到的事务，一场导致许多繁荣和开明行政事例的改革运动已经起步。有些人了解邪恶的法律所造成的无以言表的痛苦和不公，有些人生活在既无教养也无组织的群众的恐怖之中，在他们看来，自上而下进行改革的想法，似乎优于纽卡斯特和诺斯为了英格兰地主的利益而管理的议会制政府。从表现和言论上看，经济学家们比孟德斯鸠更少自由主义，因为他们对当时的罪恶，对大刀阔斧改革的要求，有着无比深刻的感受。他们打算用专制主义之手去破坏专制主义制度。他们不是它的敌人，而是它的谋士，希望用他们的劝谏使它发生转变。创造国民财富的自由权，是不可缺少的自由权，其他方面的自由权将随之而至。疾病折磨病人的时间已经太久，他已不可能自我疗治了：宽慰必须来自苦难的制造者。制造邪恶的权力同样有利于铲除邪恶。比维持原状困难得多的改革，对于经济学家们并不更可怕，因为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废除一个更黑暗时代的邪恶后果。他们认为自己的使命不是制定新的法律——因为神并没有把这项工作委托给人类——而是只宣布社会生活所固有的法律，使它们通行于人间。
20年后，国会公民的选举人如同这些经济学家一样，清楚地指出了社会和政治组织的缺陷，并且几乎为所有的事情开出了药方。但是他们被人说服了，惟一能够重振法兰西的办法就是来一场震荡，一场被国民性格搞得极为可怕的震荡。他们渴望一个国民教育的庞大计划，因为不准备好土壤，号召就没有根基。可以断定的政治真理是，受到教育的大众的意见，将是战无不胜的，将消除权力的滥用。抵抗压迫就是与天国结盟，而抵抗自由的自然秩序的所有事物都是压迫性的。因为社会保障着权利，它既不授予也不限制它们，它们是义务的直接结果。就像真理只能通过揭露错误和战胜异议而使人信服一样，因此自由是真理的必要卫士。社会不是建立在人的意志上，而是建立在人的天性和神的意志上；遵守天定的秩序必得回报。拯救受苦人是一切人的义务和一切人的事情。这就是那一群非凡之士，特别是莫西·德·拉·里维里的精神，狄德罗说，只有他了解使帝国得到安全和幸福的真正而永恒的秘密。不错，杜尔哥在公职上无所成就，但他的名望并未减少，在革命爆发时，他的名字所具有的力量超过所有其他人。因此另一些建议受到支持，他的利用王权改革国家的政策立刻便被抛弃了，但在国民公会的许多法令中仍可找到他的影响，在两个很有纪念意义的事情上，他的影响隐而不彰。土地是财富的真正来源，或如阿斯吉尔所说，土地是人们的全部事务所在——这是那个派别的核心信条。当法国的一大部分变成国民财产时，人们更容易被说服：土地可以用作公共信用和无限让渡（assignats）的基础。按照我们很快必须考虑的一种有力的观点，革命的歧路出现在这一天：法国人拒绝了英国和美国的先例，决定建立一个不分立的单一立法机关。它是宾夕法尼亚模式，而伏尔泰声明宾夕法尼亚政府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富兰克林说，他那个州的宪法已得到了神的批准，杜尔哥则是它在欧洲的热情倡导者。
一个在乎等的民主制之上进行统治的国王，和一种通过国王而统治自身的民主制度，是第一次国民公会上长期斗争的两种观念。一种君主制符合杜尔哥的学说，另一种君主制适合卢梭的思想，后者一度占了上风。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