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就具备可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所以，不论是出于什么想法或目的，都不影响为他人谋利要件的成立。
最后，丁力还辩称他和企业打交道比较密切，经常给农业口内各企业拍宣传片、写宣传文章，再收取“劳务费”，但自己并不知道这是否合法。在最后陈述阶段，丁力潸然泪下，称自己不懂法，没有分清是非，没有与企业划清界限，没有经得起金钱诱惑，给农业部抹了黑，感到非常后悔。
著名律师钱列阳接受丁力母亲的委托出庭担任丁力的辩护人。开庭前，钱列阳多次到看守所会见了丁力，详细查阅了移送到法院的相关案卷材料，开庭时又与公诉人就本案相关的证据进行了质证，钱列阳对公诉机关所指控丁力涉嫌受贿罪不持异议。在劝说丁力积极退赃的同时，钱列阳在法庭上为丁力作了罪轻辩护。
钱列阳列举了几条理由：一是丁力在被司法机关采取措施前的双规期间积极主动向纪委交代了涉案的全部受贿事实，依法构成自首。二是丁力并没有为行贿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江苏某集团的10万元在案发前主动退还。三是丁力积极退赃，最大限度地挽回了损失，主观恶意不大，情节相对较轻。四是丁力能积极主动地配合司法机关查清问题，有深刻的认罪悔罪表现。五是丁力是个难得的农业专家人才，过去为国家的农业建设作出过很大的贡献，将来还能为国家农业建设作贡献，恳请法庭综合考虑案情，从轻量刑，使被告人能早日回归社会，继续为社会作贡献。
法院采纳了钱列阳的辩护理由，加上丁力如实交代侦查机关未掌握的受贿犯罪事实并愿意退赃，被法院认定为自首，得到了宽大处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丁力受贿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认定受贿金额为50万元，判处其有期徒刑8年。按照法律规定，丁力的刑期应该在10年以上，因为自首等情节丁力才得以轻判，但丁力最后还是觉得自己虽然收了钱却没办事，主观恶意不大，所以他提起了上诉。2007年12月17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了原判。
丁力之所以提起上诉，我们可以理解为丁力虽然学了一些法律但仍然学得不明不白。贪官们贪污受贿之前，一般都会考虑一下后果，每个贪官都有每个贪官的计策，因为他们知道受贿来的钱不正当，也明白东窗事发必将带来很严重的后果。但他们为了满足私欲，贪婪本性使他们伸出了手，却时刻防备着摆脱或减轻因出事可能带来的法律责任，所以总会自作聪明为自己的犯罪寻求合法的理由。丁力以为只收钱不办事不算受贿，但这个理由不但苍白而愚昧，而且似乎比那些“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贪官更可恨。
拿钱不办事的做法，不是丁力的新发明，却是丁力这类贪官们还没有成为贪官之前的思想误区。很多官员表面上似乎懂点法律，谈起来也许头头是道，用在别人身上也满准确。但是，拿自己的行为用法条来套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可以辩解一下”，这是因为他们对法律的了解并不深刻甚至有很多偏差。丁力总觉得自己一是拿钱不办事不算受贿，二是拿钱之后为企业做宣传了，拿的是劳务费也不算受贿。丁力之所以这么想，是想钻法律的空子，打一下法律的擦边球，这是贪官的一种本能，但正是他对法律了解得不深不透，加上这点小聪明，才把自己撂了进去。
司法解释早就说得很清楚，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实施和实现三个阶段，只要具有其中一个阶段的行为就算受贿。丁力每次拿钱的时候，都是答应过可以帮忙的，只要答应就算受贿。
丁力更大的误区在于，他“聪明”地将“黑金”包上“红纸”，变成为企业宣传的“劳动报酬”，他以为性质就变了。不要小看这一层薄薄的红纸，在丁力的世界观里，它既然将非法的受贿变成了“合法的劳动所得”，变成了理所当然该拿的钱，彼此的关系也就超越了刑法所管辖的劳动关系，正是这种丁力眼里的“劳动关系”使他为自己戴上了手铐。
丁力并不明白的是，他的这种行为在我们老百姓朴素的感情中更令人不齿，那些收礼办事的人，我们尚可给以“通情达理”的评价，他的这种“明哲保身”的做法，事情一旦败露更让人痛恨。
遗憾的是，因为很多行贿者不了解某些权力的运行程序，权力的神秘性给了丁力这样拿钱不办事的官员生存的土壤，在丁力的身后，还有很多拿钱不办事的官员们正在“前腐后继”。
第四章 四大绝招， 博士骗到联合国（7）
喻晓之所以能够骗取企业的信任，除了虚构自己的身份之外，还邀请了一些真正的政府官员一起前往，而那些政府官员开始并没有怀疑喻晓的身份会有问题。直到2004年10月，国务院下属某单位一位官员受邀请到四川某市考察，为了撑面子，他对当地称可以邀请“中办喻晓局长”一同前往，当地市委对此很重视，专门对喻晓的身份进行了核实。但核实的结果是中办并没有喻晓这个人。此时，那位官员对喻晓的身份开始怀疑，他向喻晓核实此事时，感觉到喻晓很慌乱，没有作出正面回答。最后，喻晓找了借口没敢去四川考察。
其实，最为寒心和可悲的应该是喻晓在北京大学读博士时的导师闫先生。喻晓因诬告陷害他人被学校开除闫先生是了如指掌的，他对喻晓的人品也应该是最了解的。但当喻晓走出监狱后，突然以“中办调研局局长”的身份邀请他去企业调研时，闫先生应该警觉，至少应该清楚喻晓刚出狱，怎么会突然成为政府高官呢。但是，闫先生不但跟随着昔日让他蒙羞的学生去了企业，而且并没有得到比其他专家更多的报酬，也只是混个三千两千，混个吃吃喝喝而已。
更为可悲的是，喻晓利用专家“拉大旗，做虎皮”，就像是“穴头儿”带着专家们到企业“走穴”，骗取企业的调研费用。但喻晓的真正目的专家们并不清楚，而且这些专家们“非常愿意参加企业调研”，除了“感觉喻晓在其中很神秘”外，并没有怀疑喻晓竟然是在诈骗。在这些专家学者中，也曾经有人怀疑过喻晓的身份，但是他们没办法核实真伪，甚至懒得去核实。专家们的理由极其可笑：因为喻晓组织他们进行企业调研，他们“可以从中得到最真实的经营数据，为学术研究提供帮助，也就没对喻晓的身份追究”。喻晓也就是利用这一点，利用专家们的名气，向企业骗取调研费。
喻晓向多家企业骗取了475万元，但每到一个企业只给专家们每人发一两千元。而且专家们也发现“喻晓本人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较差，没有能力为企业调研”，那些调研工作自然是由专家来完成，然后喻晓将专家的调研结果拼凑一份调研报告给企业。
就这样，专家们每次都是按照喻晓的通知，到机场聚齐后奔赴企业。每个专家根据自己负责的部分写出调研报告，交给喻晓。而这些临时拼凑起来的专家，在喻晓那里变成了“为企业专门成立的课题组”。而专家们之所以愿意跟着喻晓去“走穴”，还有一个原因是这种调研很闲散，每次的会议或者授课进行得都“很不正规，就是坐一坐，随便聊一聊，给一两千元的酬金”。接下来的议程就是游山玩水，遍尝各地美食。
喻晓并不是一个挥霍的人，而且很有投资意识。在他诈骗来的钱款中，除了购买奥迪牌A6、风神蓝鸟和捷达3部轿车外，其余钱款大多用来购买了房产。公安机关最后冻结喻晓的博研宇晓中心账户时发现，除了账户上的100多万元之外，仅仅用这个账户支出的钱款，喻晓共在北京一些黄金地段就购买了6套房产。
喻晓被捕后还想故伎重使。在法庭上，喻晓再三表明自己“主要是以默示冒充中办工作人员方式而非主动炫耀地明示虚假身份，目的是追求虚荣，社会危害程度不大，并未给国家机关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情节不属特别严重”，要求予以从轻处罚。但是，在案的证据证明了喻晓为了冒充中央国家机关部门领导，印制了大量具有虚假身份的名片和具有“中办调研局”字样的信笺，并在其后的活动中使用。喻晓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形象、威信和正常活动，扰乱了社会公共秩序，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所以法院并没有采纳喻晓的辩护意见。
经过慎重审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喻晓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虚假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骗取企业钱款，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招摇撞骗活动，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严重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形象和威信，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招摇撞骗罪，依法应与其所犯诈骗罪并罚。虽然喻晓诈骗所得赃款经司法机关追缴在案，但喻晓曾因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后5年内再次犯诈骗罪、招摇撞骗罪，系累犯，故依法对其所犯诈骗罪和招摇撞骗罪均应予以从重处罚。
2007年11月1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诈骗罪判处喻晓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招摇撞骗罪判处喻晓有期徒刑9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第五章 模特情人， 拖垮假官真农民（1）
王跟命的命运按说应该不错，如果不是他自己瞎折腾的话，作为一个来自山西省侯马的农民，能在北京一个“国”字头的协会里当个贸易委员会的主任，已经算是高级农民了。可是他不知足，非要给自己脑袋上扣上一顶“厅级”帽子，弄个高级别的领导干部当当，还要泡上几个他当年做梦都不敢想的名模佳丽当情人，最终被模特们拖下了水，拖进了监狱。
一度诈骗，只为解除情人带来的危机
1956年2月18日，王跟命出生在山西侯马市郊区。父母之所以给他起这个名字，就是希望他能够交上好运，过上好日子。所以，父母不遗余力地供他上学，虽然王跟命学习成绩很不错，但命似乎不太好，他只在“文革”期间读完高中就变成了农民，因为当时上大学都要推荐，王跟命的人生路上第一次没跟上好命。
经过人生的一次次挫折，王跟命再也不信命运了，他似乎更相信自己的能力。因为他口吐莲花的舌头功夫和善于摆阔的派头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上世纪90年代，靠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从山西来到北京的王跟命竟然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友好协会经济贸易委员会负责人，这是他想都没想过的好事。尽管他的身份依然是个农民，但谁会把“国”字头协会的经济贸易委员会负责人“王主任”当农民呢？
如果这样下去，王跟命应该有不错的生活，但是，他太相信自己的“运作”能力了。既然能把自己这个山西农民运作成京城里有头脸的主任，还有什么不能运作的呢？所以，王跟命无所不能的“道行”便在他自我吹嘘下传开了。
1999年8月，陕西省西安市高中学生张小涛参加当年高考后，被北京一所外语学院录取，喜讯传来，全家额手称庆。但是，张小涛却独自闷闷不乐，张小涛的父亲张先生忙问缘由。原来喜欢法律的张小涛从小的愿望是当一名警察或者法官，他希望能够转学到法律类学校读书，以实现自己的理想。舐犊情深的张先生不忍伤了儿子的心，便将儿子想转学之事四处托人打听。
很快，张先生在北京的亲戚打电话来称，他认识一个有点“道行”的能人，叫王跟命，现在是北京中华民族团结友好协会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更为重要的是，王主任表示愿意帮忙。
按照亲戚的指点，张先生带着儿子张小涛到北京的学校报到时，通过中间人赵某的联系，在神秘的钓鱼台国宾馆8号楼见到了王跟命。见张先生把张小涛的学费15000元悉数拿出来奉上，王跟命信誓旦旦地说：“办这个事情需要6万元，你回去准备钱吧，中国政法大学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任你们选，保证本月内给孩子办好。”
张先生一听，来不及回西安弄钱，第二天连忙找亲戚借了4。5万元送到钓鱼台8号楼王跟命租用的办公室里。王跟命不但打了收条，还煞有介事地以中华民族团结友好协会经济贸易委员会的名义炮制了一份“委托协议书”。在这份协议书上，王跟命这样写着：西安学生家长委托协会经贸委给予办理孩子上公安大学或政法大学事宜，具体条件应基本符合上学条件。办理时间在1999年10月15日前办完一切手续（包括学生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