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划江西省雩都县西北部与兴国县一部为胜利县，治银 坑圩——译者。
③ 《斗争》， 1934年5月26日；张闻天指示，《红色中华》， 1934年3月15日。
产307539担粮食的土地④（在江西的某些地方是通过粮食产量来计量土地
的），并没收价值606916元的财产。他还报告说，某些县1932年到1933
年的粮食产量增加了15—20％。⑤为了对这些数字有适当的认识，请注意苏维
埃政府在1933年7月发行了300万元公债，在1933—1934年间发行了1000
万元货币，并在1933年7月向人民借谷60万担。⑥查田运动作为一种经济措
施，不能被描绘成一项新的成功。
1934年1月重新开始查田运动时，目的已不再以经济为主了，甚至也不
是为了红军的粮食供应，而是政治性的。它成为一场反对反革命分子的运动，
一场反对地主和富农的红色恐怖。⑦直到中央苏区崩溃，运动就是这样进行
的。
红军
如毛泽东所说，边区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①但自秋收起义失败，
随后于赴井冈山途中在三湾改编了他的部队后，毛泽东同其他的边区创建者
一样，统率着由激进的知识分子担任政治军官的前国民党官兵。在井冈山，
这些雇佣兵中又混进了地痞流氓（或游民分子），他们都是出色的战士，但
完全不守纪律，也不知道革命的政治目的。贫苦农民则持观望态度，不愿参
与他们正在做的事。②
1928年4月，朱德和他的追随者来到；他们也是以前国民党的部队。事
实上，在1928年和1929年，国民党军队的叛兵似乎成了红军补充新兵的一
个重要来源。首先，国民党军队薪饷少并受到军官的虐待；其次，国民党军
官间的妒忌和倾轧常常被共产党人利用。③1928年7月，两个国民党军官，
彭德怀和黄公略，带着他们的部队投奔毛泽东。一年后，罗炳辉的部队在吉
安，邝继勋的部队在四川，相继发动兵变。④然而到1930年，农民们表现出
愿意参军，其中有些甚至被提升为军官。⑤可能这是第四方面军中级军官中只
有极少数人能够读书写字的原因。⑥1934年春第一方面军的阶级成分表明，
30％是工人，而68％是农民，后者的大多数（不少于77％）来自中央苏区本身，
而国民党的逃兵和叛兵不超过4％。①
红军与军阀和国民党军队的不同之处在于优先考虑政治训练。由毛泽东
④ 经查核资料，该数字有误，应为317539担。三担合地一亩——译者。
⑤ 《红色中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特刊，1934年1月26 日。
⑥ 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360、368页。
⑦ 张闻天文，《红色中华》，1934年6月25日；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 年》，第285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5页。
②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毛泽东集》第2卷，第37页；罗 荣桓文，《星火燎原》
第1集上册，第139—140页；《红旗飘飘》，第1集，第57 —59页。
③ 《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465—470页。
④ 方强文，《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431—436页；《红旗飘飘》，第10集，第 186页；斯诺：《西
行漫记》，第273页；斯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 和时代》，第270页。
⑤ 《红旗飘飘》，第1集，第57—59页。
⑥ 陈锡联文，《红旗飘飘》第3集，第90页。
①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史事论丛》，第63—64页。
起草的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中列举的许多错误倾向能被概括为：缺乏
纪律，不了解革命的政治目的以及不知道红军的任务——作战、筹款和动员
群众。政治训练要求红军建立一种双重的组织体制，分别负责战略指挥和政
治工作。就在红军提出成立士兵委员会的同时，蒋介石废除了他军队中的政
治代表，这真是一种巧合。士兵委员会在红军中是保证实行民主的一项措施，
使士兵不致受到上级像牲口一般地对待。②红军也有政治军官，但他们的职责
没有明确规定过，因此直到古田会议时他们的职责还没有得到确切的叙述。
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帮助红军发动群众和建立新政权。③除此之外，党代表还在
每个班建立党小组并在每个连建立党支部，因为毛坚持在军队中党员和非党
员的最佳比率必须是1：3。事实上，这一比率在1934年是28％对70％。④指
挥系统和政治系统是分开的，有独立的经费和相似的等级制度；他们之间有
完善的联络渠道。在政治系统内部，1931年2月建立的总政治部既控制各级
政治军官，也控制各级党代表（当时称为政治委员），但政治委员地位常在
同级政治军官之上。⑤在两个系统中，规定的薪水并没有区别。军队中的每一
个人，不论其级别如何，都领取相同的薪金，并过着相同的生活。⑥在战斗和
维持治安时，军队得到赤卫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支援。①经过如此训练的军队自
然与同时期内其他中国军队大不相同。除1930年12月的富田事件——在那
次事件中一支红军哗变并受到镇压，几百人被处死——外，红军从未自相残
杀；也极少感到需要平息农民对它的敌意。由于党掌握一切意识形态上的职
权，而政治军官掌握财权，红军常常受党的控制。它是一支得到群众支持的
政治化的军队。
群众路线渗透于红军之中，这支军队被反复提醒要遵守毛和他的同事们
一起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因此士兵们不会背离他们为之战斗的群众。
他们对人民进行宣传并保护人民，还帮助生产性劳动。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巩
固了同人民的关系，因此他们能得到敌人活动的可靠情报；而在战败时他们
能依靠群众安全地隐蔽起来。1934年10月第一方面军出发长征后，这种相
互依存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当时只有小规模游击队被留下来骚扰国民党军
队。②
根据各种估计，红军在李立三领导下组织得比原先好，在1930年约有5
万人。1931年增加到10万人以上，1932年增至20万人，1933年增至50万
人。在1930年李立三冒险路线前后，红军曾进行两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整编。
那年夏天前，军队被改编为军团；此后，又建立了方面军。虽然在1935年7
—8月重新整编，方面军一直延续到改编为1937年辖3个师的八路军以及
1938年的新四军。③
② 罗荣桓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39—140页。
③ 《古田决议》，《毛泽东集》第2卷，第123—124页。
④ 罗荣桓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40页。
⑤ 《毛泽东集》第2卷，第124、453—254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7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8—69页。
② 《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309—310和第2集，第145—148页；斯沫特莱： 《伟大的道路》，第
237页。
③ 汤良礼：《中国征剿共匪》，第99—100页；董显光：《蒋总统传》，第1卷，第 203页。
寻找一种战略
红军创建于1927年革命处于低潮之时，被看成是中共夺取政权，甚至促
使革命“高潮”在不远的将来到来的重要工具，但是在1928年六大的政治决
议中，没有地方提到军事斗争当时已成为斗争的中心形式，也没有提到军队
是胜利的决定性因素。认为下一次高潮的到来依靠一系列外部和内部的因
素，也许这些因素比军队更重要。
斯大林新造的词语“革命高潮”尽管含糊不清，但有“左”的倾向。承
认革命进入低潮，而不同时宣称它会再次上升，在强烈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
情况下相当于“取消主义”。根据六大决议的精神，下次革命高潮到来之时，
即工人运动扩大其规模、增加其强度，帝国主义威胁太平洋和平，中国统治
集团内部斗争更加残酷，以及红军进行的游击战进一步发展之日。①决议反复
强调中国革命形势的不平衡性，限定不同地区、社会不同部分不平衡地上升
到高潮。只要革命形势依然是不平衡的，全国范围的革命形势就不存在。至
于高潮何时升起，淹没部分地区还是全国，谁也不能准确预料。
李立三路线
1929年下半年频繁的内战使国民党内派系纠纷恶化，而美国华尔街金融
市场的崩溃给共产国际提供理由，认为中国的民族危机正在“加深”，并指
责中共“比起群众不满情绪底增长还是落后”。②若把这一点解释为共产国际
号召采取行动，那就错了；③然而，这确实鼓励了李立三摆脱他早期的悲观主
义，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他继续制定他的军事战略，形成了所谓李立三
路线的核心。到1930年初夏，共产国际断定中国的革命高潮是“不可争辩的
事实”，尽管仍然是不平衡的，“事变发展的趋向是：最近将来革命形势即
使不能够包括整个中国，但至少也要包括几个有决定意义的省份”。在这种
情况下，中共应该为迫在眉睫的解放战争作准备，而最致命的错误就是右倾
机会主义的倾向。①
受到共产国际模棱两可指示的激励，李立三开始利用国外日益恶化的经
济萧条和国内的军事混乱。他深受鼓舞，甚至走得更远，断言革命的成果并
不决定于有关的政治力量，而决定于所要完成的任务。因此，中国的资产阶
级革命可以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一旦夺取了政权并实行领导之后，
革命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就可以开始。“在过渡之前，并不需要等待夺取全
国的胜利。如果这样做，就是犯了右倾错误。”②1930年6月11日中共政治
局会议通过了一项至关重要的决议，即关于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
先胜利的决议，决议号召首先的胜利并不意味保卫中共占领的一省或数省的
① 《红色文献》，第152—153、166页。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 1929年10月26日（《红色
文献》，第334和340页）或1929年12月末。
③ 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引证史》，第180页。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信（1930年7月23日或1930年6月），《红色 文献》，第346—355
页。② 李立三：《反托》，第9页；又见毛泽东关于这个问题的评论，《毛泽东选集》第 3卷，第982页。
长期战争。除东北和西南外，夺取一个或数个“重要省份”，包括关键的行
政和工业城市，将不可避免地威胁中央政府的安全并引起政府与造反者之间
的一场殊死决斗，直到交战双方中的一方被消灭为止。③因此，长期的地方割
据是不可能的；因此，形势上的不平衡很快就会平衡起来。当时李立三的问
题不在于否定不平衡；对他来说，问题是多久才能把不平衡变为平衡。毕竟
1930年6月或7月共产国际的信确实提到最近将来的一场决定性的战争，并
且提到中国从资产阶级革命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会比当年俄国快。①共产国际
对形势的估计和它的政策建议的含混，这一方面反映了共产国际缺乏清晰的
思考，另一方面也允许李立三有自行解释的充分余地。②
确实，李立三在1928年夏天当权以后的最初几个月中，曾约束自己没有
给苏区领导人发出军事方面的指示。③这或许是因为刚开始领导时他仍对革命
前途抱有悲观情绪。直到1929年下半年，他才开始制订自己的军事战略。④
他坚持城市的领导权，而把单独依赖红军夺取胜利的观点斥为“严重错误”，
⑤他认为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胜利（这一目标是在六大通过的）的关键在于
大城市工人的斗争，同时由红军、农民起义和国民党军队的兵变来支持。工
人斗争的爆发标志着革命形势趋于成熟。换言之，1930年2月李想象工人将
开始罢工和武装起义，同时红军向城市进军给他们以支持。⑥一旦取得一省或
数省的首先胜利，不平衡的形势很快会变成足以使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平
衡。在李的这一阶段的战略计划中，目标城市是武汉，这一计划表现为1930
年4月3日给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的一封信，这封信指示红四军沿赣江向
沿江城市九江进发，并夺取它。⑦
红军的支持作用不是通过开展游击战，而是通过进攻大城市和破坏国民
党军队的运输线来实现。按照1930年6月11日的政治局决议，红军要占领
长沙、南昌、九江、沙市和黄陂等行政中心和中等城市，最后攻打武汉。①
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在1929年2月、6月、10月和12月给中共的指示
中，从没有讲清楚自己的战略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