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每年耗费的男劳力工时，随不同作物有很大变化：每亩黄豆28。2小时；小
麦36。6；高梁72。5；谷子79。0；甘薯91。6；烟草241。1。②而且，所需劳力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灌溉量。日本研究人员报告1940年在彰德县③宋庄观察
到的情况如下：
这个县甚至农业也极端依赖人力。在灌溉条件好的农业地区，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在宋庄
种植主要作物所需的劳动投入是不同的，如有灌溉，所需劳力甚至更多一些……种植棉花，仅仅
灌溉就要占总劳力投入的1/3；种植谷子，灌溉要占总劳力投入的1/4。④
农户耕种较多土地，超出一定农田规模时，他们对每单位土地的劳力投入下
降，每单位土地的产值和产量也下降。在满洲，日本人在1933年发现，230
个村庄的10047户农民中，当农田达到150亩后，单位土地所用的役畜数开
① 马若孟：《中国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年》，第177—178页。
② 吴华宝：《陕西永乐店的农业经济》，《南开社会经济季刊》，第9卷第1期（1936年4月），第171
页。③ W。Y。申：《中国山东潍县的农业类型，生产费用和年劳动分配》，《中国经济杂志》，第3卷第2期（1928
年8月），第653页。
④ 《中国经济杂志》（1927年11月），第921页；《中国经济全书》第8卷，第31—32页；《中国经济
月刊》（1926年8月），第295—299页。
① 原文如此——译者。
② W。Y。申：《中国山东潍县的农业类型，生产费用和年劳动分配》，第667页。
③ 见前有关彰德的译者注。
④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华北农村概况调查报告》，第118页。
始下降；而达到1000亩后，劳动量就减少。⑤卜凯也在报告中提出；当农田
规模扩大时，人力等价劳动单位量就上升，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农田到达一
定规模后，每公顷农作物的产量和劳力投入均有所下降。⑥1939年，一个日
本人在江苏松江县四个村的调查也发现，在华中劳力投入与农田规模之间也
有同样的逆向关系：
我们观察到农田不足4。9亩时，每亩要用50。4个工；农田在15亩到19。9亩之间时，每亩
用31。5个工；农田超过20亩时，每亩用工不多于21。1个。所以，随着农田规模扩大，单位土
地的劳动量有下降的趋势。规模最小的农田使用超出农户需要量的劳力，并且雇工，即使它们
的劳动能力比大农田为少。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①
这个日本人没有说明为什么这种逆向关系是显著的，但这是表征前现代化农
业，甚至现代化农业的一种关系，近年来已成为一项大力研究和理论探讨的
课题。
这种土地制度有明显的局限性。农业生产的特点是连续不断的活动，在
土地与劳力之间要求保持一定的关系。如果这一关系出了偏差，例如在整地、
灌溉或除草的过程中抽走了劳力，就一定会降低产出的水平。1869年冯〓列
区荷芬在浙江杭州附近旅行时，就注意到这一重要事实。
这片休耕（太平天国之乱以后）的地区，曾是一片沃土，供养过大量的人口；至今大部分
还没有耕种。原因似乎在于中国利用土地的方法取决于一定规模的有效人口；如果规模太小，
甚至不能耕种一小块土地。此外，中国人的有限劳力补充和落后的农具，似乎是劳动组织十分
紧密，工作如此辛苦的主要原因。在这个国家，耕地的规模，似乎与一定数量的人所能提供的
肥料的数量之间，有一个固定的关系。如果这些人中有一部分由于疾病或战争死去，所提供的
肥料也就下降。于是潜在的耕地规模就要减少。因此如果有一半人口死亡，就有一半土地不能
耕种。②
然而，这就是家庭农田得以供养中国众多人口的土地与劳力之间的关系。
村庄和农户
农村家庭的组成，少的为4至6人，多的可达30人，居住在大小不等的
村庄里。在气候恶劣的东北，由于有大量肥沃的土地，自19世纪80年代以
后，新的村落迅速出现。这些拥有20到50农户的新村落，接纳了来自北方
各省的移民，并向他们提供了种植大豆和粮食的机会。往南在南满和辽东半
岛丘陵起伏的乡村和贫瘠的沙土地上，村庄就更多了，有些相距仅半英里。
这些村庄也较大，有时多达100户，是在一个世纪以前形成的。旅行者向南
走去，穿过华北平原——这是一片广袤而肥沃的地区，尽管有严寒酷暑，在
夏季旱魔不时肆虐——看到的是大量的村落。在19世纪90年代，美国传教
士阿瑟〓H。史密斯估计，这一地区典型的村庄有80户。但是在河北一个方圆
⑤ 实业部：《农业经营续篇》，第88—89页。
⑥ 卜凯：《中国土地的利用》，第293—294、291、306、297、295页。
① 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江苏省松江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第158页。
三英里的地方，他发现有“64个村庄，最小的有30户，最大的超过1000户
而平均则是188户”。①几十年后，中国学者研究平汉铁路线上北平以南的定
县时发现，一个村庄平均有150户，大约有70000人居住在453个村里。②
在华中东部稻麦区，气候较暖，雨量变化不大，土壤略带酸性——这些
条件对较高的作物产量有利。到1933—1934年，这里能看到成千上万个村庄
麇集在一块块的河湾处，或在一条溪河边的高地上。村落的规模比淮河以北
的要小。在江苏4个县，27个村平均每村31户；在浙江4个县，31个村平
均每村39户。①在最东南端的广东省，地处热带，农民能种植水果，从事养
鱼业，除栽培水稻外，还有大量不同种类的作物；而水稻在许多地区可一年
两熟。在很偏僻的地区，如毗邻今日香港的新界以南的岛屿上，有些村庄仅
有20到40户；大多数不及20户。②在人口较为稠密的地区例如高要，20世
纪30年代早期一次调查说，有许多村庄超过了200户。然而，农户数的变化
幅度是很大的：对5000个村庄抽样调查表明，有的社区只有22家，而最大
的村社则有927户。这个变化幅度与华北平原上的村社相当。③在江西、湖南、
四川和云南各省，村庄规模的差异和无规则大致类似。在华中和西南的一些
新的居住区，村的规模与中国传统农业区——珠江三角洲、福建的闽江流域、
长江三角洲和华北平原——的中心地带较为古老的、较大的村社相比，看来
要小一些。在村社建立超过一个世纪的地方，尽管村的规模不尽相同，但大
多数都很小，彼此相距仅一投石之遥。很多村社十分紧凑，各户密集在一起；
只是在四川的部分地区，农户之间才有一定的距离。
农村的上层人物
每个村庄都有出身于富裕家庭的上层人物，他们拥有土地，在村庄事务
中起着领导作用。有些村庄，实际上所有的土地可能属于一个或两个这样的
家庭。在河北密云县的小营村，王家和周家拥有该村83％的土地。在山东曹
县的高魏庄，魏家拥有村里6000亩土地中的5700亩。陕西米脂县杨家沟的
马家，拥有该村90％的土地。江苏萧县的长安村由六个小村子组成；其中之
一由一家控制了所有的土地。①
在其他的村庄里，大多数土地可能属于地主的代理人（租栈），或者是
属于住在别村的一个富裕家庭，更典型的是住在市镇上。1935年在安徽旅行
的一位中国学者，报告了一个非在乡地主的实例：
距县城（阜阳）几公里远的一个村庄住的主要是佃户，他们的稻田被细分为小块。如果再
往前走，就会发现自耕农的数量在增加。据这些佃户说，离县城最近的土地是属于住在那里的
商人的，他们每人拥有几百亩土地。当我们进一步考察时，发现沿泉河有一条长墙。我们了解
① 明恩溥：《中国农村生活：社会学研究》，第18—19页。
② 甘博：《定县：一个华北农村社区》，第22页。
①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中国农村调查资料五种，江苏省农村调查》，见第1、2卷附录。
② 詹姆斯〓W。海斯：《九龙的古老生活方式：郑沙湾村》，《东方研究杂志》，第8卷第1期（1970年1
月），第154—188页，见第154、157页。
③ 根岸勉治：《华南农业经济论》，第196—197页。
① 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经济论》，第1卷，第28—31页。
到墙周围的土地属于一个大地主，他拥有700亩土地，出租670亩，其余的自己经营。他还是
一个酒商。远离这条长墙是其他几个村庄，筑有堤坝，属于河肥西村的周家、刘家、唐家和张
家。②
从部分农民自营的农田到完全由佃户经营的农田，与大多数拥有自己土地的
农户这种混合状态，使简单的分类成为不可能，因为地区性的变化太复杂了。
③国民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收集的农村统计资料表明，多达46％的农户
拥有自己的土地，以务农为生；另有24％的农户是半自耕农和自耕农，他们
靠其他收入来源弥补农业收入；其余30％是劳动…佃农家庭，他们靠工资收入
弥补从租种的土地上获得的农业收入。④
大地主构成了村庄和集镇的地方上层势力的骨干。然而，他们不是永久
性的特权集团；他们的大家庭在村社中的地位很少能维持一两代人以上，然
后就被别的家庭所替代。即使在中国东南部单世系统治的村子里，某一姓的
富户最后也被同姓的其他家庭所代替。支持上层轮换的说法的实证不多，但
也的确存在。譬如当37个满洲村庄根据定居时间分等，而把每一等农户按他
们到达该村时的社会地位和土地占有状况，与后来1934—1936年进行比较
时，结果如下：对于最老的村庄，资料清楚地表明，到1934—1936年，地主
的总百分率下降了，自耕农的百分率上升了，而佃户的百分率也下降了。①
居住在农村社区的家庭仅有少数几户曾积累起相当多的土地；其余的或
向他们租地，或成为雇工在他们的土地上劳动。当然土地最终转手了，新的
家庭积累起土地，但是同样的租地和劳动继续着，只是由不同的农户承担而
已。有些家庭怎样能积累起土地，以后又失掉呢？
一个10到12人的大户，能够开垦和耕种40到60亩（接近3至4公顷）
的大片土地。但是要拥有土地超过几百亩（大约为15公顷），甚至更多，只
有巨富之家才能做到。关于这类家庭的几个实例表明，最初大多是通过贸易、
放债或者做官而致富的。他们于是购进土地，开发新地，或者从那些典当或
抵押土地以获贷款的家庭得到土地。由两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搜集并分
析的研究报告表明，19世纪在山东的135户原地主中，有近60％以前曾经是
官员或城镇商人。②这些地主家庭住在临近大运河的主要商业中心，在城市里
积累起财富，而后购买乡村的土地。他们把一些土地出租给同村的农家；其
余的他们用从周围农户雇来的劳工队耕种。这一事例大概也代表了同一时期
其他省份的情况。
富裕的城镇家庭也购买成片的土地，雇用劳力去开发，然后招来一些家
庭定居，并作为佃户去耕种。在陕北米脂县，距县城东南8公里，距绥德县
以南16公里处，有271个农户的6个小村子座落在杨家沟渠旁，渠水引自无
② 阿部良忠：《安徽土地调查日记》，《满铁调查月报》，第19卷第1期（1939年1月）第2部分，第
129页。
③ 研究华北这种复杂的土地租佃制度的最佳成果是东亚研究所：《有关经济的中国习惯调查报告书：华北
的租佃制度》。关于华中，见孙文裕等编：《豫鄂皖赣四省之租佃制度》。关于四川，见孟光宇和郭汉鸣：
《四川租佃问题》。
① 马若孟：《清代和民国时期满洲农村的社会经济变化：若干初步结论》，《现代亚洲研究》，第10卷第
4期（1976年），第591—620页，见第614—615页。
② 景甦和罗仑：《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见附录。
定河。其中51户出租土地，并且都属于马氏家族。他们一起住在一座山旁的
围墙后面。①马家的发迹人马家骆，最初于19世纪20年代末在绥德县城经营
一爿商店。他积蓄了钱，于1833年在米脂县城开了自己的商店。他的四个儿
子协助他，而第五个儿子当了官，并向家中汇钱。马家骆就用这些积蓄放贷
买地，并在粮食市场上做投机生意。最后他投资一大笔钱买下杨家沟附近的
土地，雇来工人加以清理，又招来一些家庭定居，并作为佃户耕种土地。以
后马氏家族出售了他们的商店，迁到杨家沟居住。在以后的70年里，马氏家
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