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政策的反复并未改变一种基本的连续性，即农民遭到死亡的威胁，起初
是如果他们不种罂粟，然后是如果他们种了罂粟。①
面对因时因地而变的政策（在西部省份和福建种植罂粟可能是强制的，
同时在其他沿海省份却是禁止的，农民们以其惯常的方式作出反应：当他们
对这种滥用权力忍无可忍时，通常并不诉诸暴力，而是突然爆发出愤怒或绝
望。在四川万县，农民自1909年以来就不种罂粟了，1925年当军事当局命
令他们重种罂粟时，每个甲的首领都拒绝照办。②同年在长江上游的涪陵，所
有居民在地方士绅和商人的领导下聚集起来，声援反对增加 600000元鸦片
税的抗议。③还有另一些惯常的非暴力反抗，包括请愿，要求县政府批准限制
鸦片生产；当税吏即将到来时，欠税人逃匿；以及最终荒废征税过重的土地。
④
福建是一个生产鸦片很少的省份，该省陆军和海军组织了大规模的走
私。对生产者的剥削托付给了个人或公司，他们可以指望军方保护以便顺利
地结束收税。这使士兵与福建农民之间一再发生冲突。⑤无论是在福建，还是
在其他地方，这种冲突照例都既是经常的，也是短暂的。一个例外是1932
年2月和夏季安徽北部四个县和江苏北部一个县的农民对征收鸦片税的军队
和当局进行了一次长期的抵抗，并取得了胜利。①
③ 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PR南京/59（1933年1月14日），第21页。在国民 党政府直接控制区域，禁
烟运动早在1932年生效。虽然罂粟种植逐渐遍布中 国多数省份，但仍以包括西北（陕西、甘肃、宁夏、
绥远）和西南的西部鸦 片地带最为密集。
① 参看《中华年鉴，1926年》，第620页和1928年，第534页。但在初期，在 国民党禁令下达前，有时
偶尔也有农民因种植罂粟被处决（《中华年鉴，1925 年》，第575页），这全取决于地方当局。
② 《中华年鉴，1926年》，第641页。在四川省西南部四个县（《中华年鉴，1931 年》，第 600页）和
四川省外其他地方（ 中华年鉴， 1926年》，第 626页； 1928 年，第524和531页）也有拒绝重新种植
罂粟的情况。
③ 《中华年鉴，1926年》，第641页。
④ 《中华年鉴，1926年》，第626和628页；《农业中国》，第129—130页。
⑤ 例如， 1925年（《中华年鉴， 1925年》，第571和574页）， 1928年（美国国 务院档案 893。00PR
福州/4，1928年4月4日第6—7页），1931年（同上，PR 福州/37，1931年2月）和1933年（同上，PR
福州/51，1932年4月4日， 第14页）。这类冲突主要造成农民中的死亡，但有时如1934年春在惠安，
农 民也杀死士兵、税吏乃至县长。（同上，893。00PR厦门/80，1934年5月8日， 第8—9页。
① 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年》，第181页；《中国经济》， 第1卷第1期（1933
年4月），第16—17页，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 第3辑，第1016页。
自发的农民骚动：类型和特征
于是出现了第一个明显的悖论：无论地租多么沉重，高利贷的后果多么
惹人注目，它们却很少激起激情的反抗和骚动，就是激起了，也不如土地税
所激起的那么频繁，而土地税相对来说较轻，尽管在增加。我们还注意到，
土地税引起的骚动是与反抗其他税种（如鸦片税）相伴随的，同时更进一步
加强了抗税骚动的突出地位。
与租、税无关的骚乱及其类型
我们现在将简要地考虑其他类型的骚乱，并概述一种既包括这些骚乱，
也包括在前一节中已较详细论述过的那些骚乱的一般类型。
我们将首先考虑的骚乱的共同之处是骚乱指向政府当局（文职的或军人
的）的地方代表，而不是——很少例外——指向富人本身。因而这些骚乱更
接近于传统形式的抗税骚动，而不是共产党人所要求和鼓动的社会斗争（反
对地主和放债人）；后者一般说来分布不广，也就是说，在共产党人自己插
手以前是这样。反对行政当局、强制劳役和军队的斗争有一些指向行政当局
的风潮是由于各种滥用权力（地方官员的专横、残暴或腐败）引起的，另一
些则由出自善意但被误解（常被解释得很糟）的创举引起。1930年在广东北
部的东陂，一项要求在地方市场交易中采用阳历的法规导致一起造成五人死
亡的风潮。闹风潮的人认为“阳历”中的阳字是“洋人”的洋。①三年后，在
云南，农民们变得难于控制，他们把持续干旱归咎于反对迷信的宣传，他们
相信这种宣传得罪了龙王。②有时激起农民愤怒的改革本意在于改善他们的命
运。1933年4月在浙江北部余杭县有10000名（按另一资料为20000万名）
蚕农参与了一起动乱，因为省乡村建设机关要他们购买一种特殊的蚕种，以
对抗日本人的竞争。一个来自省机关的官员被打伤，另一个被杀，乡村建设
机构的设备和帐篷被放火烧毁，蚕房也同政府的许多建筑物一样被捣毁。应
该提及的是，要求农民购买政府所赞许的蚕种（这种蚕种比其他蚕种贵）的
命令没有附加任何解释。当省政府最后决定派一名科长到这一地区与农民谈
判时，他们跪倒在他的面前，就像1905年1月流血的星期日圣彼得堡沙皇的
臣民那样。据说，那位惊恐的科长曾驾车直向农民驶去，伤了许多跪着的农
民，显然这又给当时的局势火上浇油。③
上面提到农民对政府不得人心的滥用职权进行报复，对现代化努力作出
错误的反应，余杭的例子突出表明，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对农民的精神世界
多么陌生。官员的笨拙和在某些情况下骄横地推行某种改革，很可能使早已
厌恶所谓改革的农民感到忍无可忍；而改革无论怎么说最终只对很少的一部
分人（那些在蚕种方面有投资能力的人，或在其他例子中，在种子或较昂贵
① 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0916，精琦士电报（广州，1930年5月14日）。
② 同上， 893。00PR云南/54（副领事查尔斯〓S。里德每月报告），1933年4月 3日。
③ 关于余杭事件，参看三件有时说法不一的资料：《浙江二万农民暴动》；美国 国务院档案 893。00PR上
海/57（每月报告，1933年4月）和893。00/12371 （克宁翰电报，1933年5月20日）；诺埃尔〓雷〓迈因
纳：《浙江：国民党在 农村改革和建设方面的努力，1927—1937年》（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973
年），第221—228页。
的设备方面有投资能力的人）有利。反对革新和进步的怒火可能会被描绘为
反动的，但未必就是无理的。面对企图从上面强行推动革新的现代化机构的
突然出现，农民——先验地——没有理由作出与过去有所不同的反应；这就
是他们对极为熟悉的腐败（也由建在他们上面的那些机构表现出来）所作出
的反应。①
没有什么东西比强迫劳役制度更能说明农民社会与以命令主义（尽管并
非总是有效的）方式指导的现代化之间的冲突。1934年12月3日公布的蒋
介石给各省政府的一份指示授权省政府利用来强迫劳动完成公益工程：挖灌
渠，加固河堤，清理土地，造林，筑路等，该命令声称上述工程全部由直接
受益的劳工（从当地村民中征募）实施。但这并没有防止强迫劳动在被强迫
者中极端不得人心。一般地说，服劳役者与最主要的获益者并不一致，也就
是富有的地主们能更多地利用现代道路，有更多能灌溉和防洪的田地，但他
们却可以暗中贿赂官员，从而不必在劳工队伍中服劳役，也就是说，他们首
先并不是必然被豁免的。只是最贫穷的农民参加了川湘路的建设（这项工程
从1935年11月延续到1937年1月，但征集到的劳工只在最靠近他们家的路
段劳动）。待遇很差，伙食极坏，报酬极低——甚至根本没有——劳工们终
于造反了（在公路经过的七个县中的两个县黔江和涪陵，至少有少数劳工这
样做了。②
有时仅仅抽签确定被征集农民的过程都足以引起一场风潮：1935年，在
河南泌阳，1000名老妇捣毁了有全部壮丁（她们的丈夫和儿子）名单的保甲
登记处，并且打伤了一个官员。①然而，如在黔江和涪陵一样，骚动更经常是
由恶劣地对待劳工，他们的生活和劳动条件恶化（这是未恰当遵守法规的结
果），或监督他们的官员腐败引起的。对劳工既不付给报酬，又不供应伙食
的情况是很少有的；许多人得到基本的或最低的工资，几乎全供应伙食，尽
管通常并不充足。但是，例如有时会发生雨天拒绝给他们开伙的情况（因为
他们不劳动），尽管他们不可能回家；或者一个腐败的保甲长可能会从每个
人身上敲诈几枚铜板——支付“点名费”；不然就是监工加快劳动进度或毫
无理由地殴打、伤害（甚至打死）劳工。照例引起“抗力役”骚动的正是这
类滥用权力。
“抗力役”可能是非暴力的（罢工），或者相反，也可能是流血的，如
当一两万劳工用镐头袭击防止他们逃跑的护路队时。不论是哪种情况，很明
显劳工们的王牌是他们的人数：尽管不是本意，他们却代表大量集中的劳工，
这些劳工在常态下是广为分散的。但是，在第一种情况下，这些转变为劳工
的农民可能会尝试一种他们并不熟悉的反抗方式（农业工人自己几乎从不罢
工）。与此相反，在第二种情况下，他们会抢先采用（或重演）农民与士兵
（或“匪兵”）之间的那种惯常的战斗形式。②
1926年春，河南西部的红枪会（一个被认为是保护农村居民的秘密组
织）据说曾残杀多达50000——意谓数量极多——的败兵。③在军阀统治年
① 也是在1933年，（云南）昆阳小地主们在计划穿过他们的土地筑路时骚动。原 始路线并不穿过他们的
土地，但土地将被公路穿过的其他地主收买了负责官 员。周荣德：《中国的社会流动》，第151页。
①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25页。
② 许多抗拒强迫劳动的事例载于《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25— 1028页。
③ 戴玄之：《红枪会》，第192页。关于红枪会，参看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 革命者，1845—1945
代，抵抗士兵的农民自卫一度特别必要，并且很广泛。在南京政府统治的10
年中，无论是在半自治的军阀们争夺的边远省份，还是为了抵抗“匪兵”部
队，情况仍是这样：据信那些土匪如果被收编为正规军，他们可能会驯化；
但由于他们的新饷很难按时发放，对他们来说回到老路的诱惑是非常强烈
的。①
龙田事件（1931年 12月 27—28日）正是这种例证。由于驻在福建福
清县龙田半岛的军队勒索和残暴超出常情，几万农民攻击了2500名士兵，这
些士兵——包括他们的司令官——原先全是土匪。他们绑架村民勒索赎金，
拍卖抢来的货物并严刑拷打抵抗他们的农民。最后，当一个士兵试图砍断一
个没有迅速取下他索要的戒指的妇女的手指，接着又发生集体轮奸后，农民
们终于较好地武装起来（不仅有必不可少的棍棒、短刀和长矛，还有手枪和
步枪），根除了这些士兵。据说2500名士兵中有一大半被消灭。农民们也损
失严重，但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其实只要正式允诺将这支部队（或者说这
支部队的残部）移驻他地，农民们就会同意停止战斗。1932年1月27日，
从福州开来的援军才真正克服了败兵首领的固执（这个首领坚持索要一笔贿
赂，以换取同意换防）。②
正规军不时大肆勒索，虽然其次数少于那些被并入军队的原土匪，却也
同样令人惧怕，有时甚至甚于军队派往进剿的土匪。对土匪进行的讨伐很少
起作用（军队有时会向土匪出售武器和弹药）。有些讨伐甚至比土匪袭击本
身造成更多农舍和村庄被烧，更多农民被杀。①福建的一个地区1932年受到
土匪侵扰，当地居民在断定“纠正比原罪更糟”后，一次接一次地发出请愿
书，请求撤回维持治安的军队（无效），“以便他们只与土匪作战”。②
中日战争期间，不仅国民党统治薄弱的省份，而且它所牢固控制的省份，
首先是四川，都成为农民与掠夺成性的军队之间的对抗舞台。于是叙府地区
（位于长江与岷江的会合处）的农民向大刀会求助，他们立即在1943年的一
个晴朗的夏日早晨，干预正在盗墓的一群76军的士兵。接着，发生了10天
的战斗，从7月16日至27日（被称为“骨战”）。结果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