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29页）。
③ 这是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427页所说的硬借。
④ 萧公权：《农业中国：19世纪帝国的控制》，第441页。
① 这个特点被所有研究17世纪法国农民造反的学者强调，见让〓雅卡尔：《经受苦难的农民》，载皮埃尔〓戴
翁和让〓雅卡尔编：《发展的停顿，1580—1730年》，（《世界经济社会史》，第2卷），第489页。
威者被释放），并同意作出让步：即停止测量计划和田赋调查。①测量或修订
地籍测量常是引起风潮的原因，特别是在测量员发现地籍登记与有关耕地不
符的时候。②扬州的农民，不论是否正确，把这种不符归咎于测量员使用较小
的计量单位。
扬中（距扬州东南几十公里的一个县）的一次风潮是由另一个常常引起
骚动的原因激发的：增加赋税，特别是增加土地附加税。此外，在这起风潮
中，可能有上层社会阶级的比较成熟的主张。扬中的抗税运动最初是由两个
地方士绅组织起来的，他们是该县两个区的代表。他们曾进行将扬中这个小
县与邻县合并的活动，希望通过合并来减少行政费用从而减少税收，但这一
努力未能成功，他们两人在1932年夏反对县长作出的进一步增加附加税的决
定。一位县政府的官员被派去视察这两个不顺从的区，以安抚代表和当地士
绅；当他一眼看到正在等待的人群时，感到惊恐万分，遂化装成一个老妇人
逃走。眼见要求两县合并的请愿不成，但聚集的人群却成功地吓走了县政府
的代表（同时也迫使县长卸职），当地的纳税人决定抵制。这两个乡绅取得
了运动的领导权，直到运动在农民中涌现出来的领导人的影响下变得激进起
来。农民领导人领导上万农民进攻县衙门（1932年10月4日），但未能做
到纵火将其烧毁；相反，主要的领导人被捕，一名农民被杀。但是，他们已
经捣毁了税务局长、国民党的地方代表、民团首领和该县最大的地主等人的
住宅。受害者包括富有而无官职的地主，给这次风潮蒙上一层社会性的色彩。
在事件发生后1/4世纪，当共产党已夺取政权时，对它的说明不免有所渲染。
①由更为坚决的真正的农民取代乡绅领导人，是一种有教育意义的特征，但不
是常见的。通常农民构成抗税运动的普通成员，这样的运动常常是由当地的
名流领导的。
红枪会领导的抗税活动情况更是如此，红枪会是20年代活跃在山东和河
南的一个秘密组织。②在他们的反征税骚乱中，控制着红枪会或像“联庄会”
这样的合法组织的士绅决无颠覆政府或向政府挑战的意图。首先他们的对手
近在眼前：县政府或半自治性的军阀，以至贪婪、腐败的地方税吏。总之，
他们当务之急是保护自己的财产和人身。多年来，他们已习惯于互相保护，
以防备土匪或士兵的侵扰，因为分裂成多少有些合法性的敌对的权力集团的
政府当局，③难于维持治安。他们是社区里有影响的、富有的成员，因此很自
然地代表社区，将保护延伸到受税收威胁的祖产。
① 关于扬州风潮，见《江苏江都县农民反对清查田赋运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 馆档卷2/2/973。这档卷
有四件档案：最后一件（16712号）最详细但不很客 观。又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2198（驻南京总领事
裴克），1932年10月25 日； 893。00PR南京/57（1932年11月5日）和/58（1932年12月21日），裴 克
的月报。最后，《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534—535页和《中央日报》， 1932年10月23、24、25
日。② 例如，1935年春，安徽东部和县村民抗拒丈量陈报土地。和扬州农民一样，和 县村民害怕丈量单位差
异（当地的亩大于他地）会造成田赋增加。〔《中央日 报》（1935年4月15日）第7版）。
① 戴闻：《江洲火案》。
② 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年》，第163、166、205页和 各处。罗曼〓斯拉文斯
基：《红枪会与1926—1927年中国的农民运动》，第92 —93、99、142页。
③ 艾恺：《转变中的乡村名流：中国文化危机与合法性问题》，《远东研究中心论 文选》，第3集（1978—1979
年），第218—275页。
因此，这些抗税风潮——其数量大大超过其他类型的农村风潮——并没
有反映农村人口中最贫困阶层的要求。这些风潮也不是由蓄意地唐突要求在
村内重新分配财产激起的。它们看中的目标并不是这些富有的村民，而是文
官，特别是地方政府下属的代理人、税吏或负责催税的仆从。这些抗税风潮
并不指向使现行秩序，甚至传统征税形式成为问题。确切地说，这些风潮力
图通过保护现有权利甚至个人或地方社区的特权来维护它们。这些权利可能
千差万别，从习俗认可的新年杀猪不交屠宰税的“权利”，到为祖祖辈辈从
不上税的“黑田”免税。①
有时，纳税人起而反抗的坏事纯属臆测。他们先入为主地怀疑任何税收
的改革计划，那怕其用意是极好的。在修订地籍测量（或不得人心的“土地
申报”）的罕见的案件中，进行修订可能大量减少多数纳税人的税额负担，
同时使国库增收；唯一受损者只是那些拥有大量“黑地”迄今免于纳税的地
主们。②所以，我们看到政府当局咒骂他们是“愚民”，任凭一小撮大量逃税
的大地主煽动发起动乱，而这恰恰损害了他们自身的利益。
直到1933年底，税赋负担持续恶化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①然而，引
起纳税人愤怒的只是个别的改革（简言之，是这一总趋势的细节）。纳税人
总的说来并不反对这一趋势，而是特别反对强征某种新的附加税，或不许在
歉收后按惯例减税，或在一年内多次强征新税，非法勒索，特别明显的欺诈
或滥用职权等等。总之，他们反抗据信是无法忍受的新的措施，却不对税赋
原则本身提出疑问。
这些零星的反抗是极易被制服的，尽管并非注定必然要完全失败。就每
一起企图持续几个月的反抗来说，都有多次风潮在当天或一周之内便被平定
下去。两次风潮之间很少有什么协作。几乎全都准备不足——如果有什么准
备的话——组织极差和引导不善：即使动乱者的武器很原始，又缺乏训练和
纪律，这些也不足以毁灭他们的事业，他们的失败可能是起事仓促造成的。②
在大多数情况下，一场动乱迅速被摧毁，接踵而来的是同样迅速的镇压。如
①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20—1021页。在17世纪的欧洲，规 模颇不相同的加泰罗尼亚
叛乱（1640年）的目的在于保留受到卡斯蒂利亚中 央集权威胁的租税特权和军事特权。与1662年布洛内
地方的吕斯蒂克律的战 争一样，法国的许多农民叛乱（虽然在1660年和1675年间它们越来越多地 表现
出重要的社会面貌）目的在于反对路易十四和柯尔贝尔破坏租税豁免和 特权。见皮埃尔〓维拉尔：《近代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方：民族结构的经济基 础研究》，第1卷，第627、629—632页；P。埃利约：《吕斯
蒂克律的战争与 布洛内地方的特权》， 《北方评论》（里尔），第21期（1935年），第265—318 页；
莱昂〓贝尔纳：《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社会和民众起义》，《法国史研究》， 第3卷第4期（1964年），
第457—459页。
② 见在当涂县、萧县和江都县实行的三个实例，财政部整理地方捐税委员会： 《土地陈报调查报告之一：
安徽省当涂县土地陈报概略》；《土地陈报调查报告 之二：江苏省萧县土地陈报概略》；《土地陈报调查
报告之三：江苏省江都县 土地陈报概略》。江都县是前面提到的扬州风潮发生地。土地陈报引起萧县一 起
迅速被镇压的风潮。
① 这种恶化在40年代重新开始并走向高潮，见易劳逸：《农民、捐税和国民党 统治，1937—1945年），
第6—16页。
② 1932年10月，扬中的示威者在用10小时放火焚烧相隔很远的私家房屋（共 7处）后才攻击县衙门；当
局有充分时间防范（戴闻：《江洲火案》，第22 页）。在扬州，暴动者也让当局有充分时间在10月23
日的决定性对抗前，调 动援军和关闭城门。
在扬州，镇压通常是严酷无情的，但也是有选择的；领导者（或者，如果不
能确定，则是那些被宣布为领导者的人）会被处死，其余的全部释放。通常
县长会被调离，而引起事件爆发的措施会被废止。在这种情况下，战败并不
意味失败。
抵制鸦片税
土地税，首先是土地附加税，是大多数抗税风潮的根源，但也并非完全
如此：征收烧酒税、屠宰税、盐税以及鸦片税等等，也会引起反抗。我们只
限于讨论最后提到的税种。极高的鸦片税率并不是造成有关骚乱的唯一原
因。时而强迫种植罂粟时而又禁止，也激起过农民与警察或军队的多次冲突。
种植罂粟不仅面临政府政策的反复，也面临镇压的威胁。它还受气候变
化的影响，①这使它比谷物更难侍弄，同时，它还要冒产品过剩和价格下跌的
市场风险。然而，种植罂粟却又能提供厚利：中日战争爆发初，在贵州，同
一块土地种罂粟的利润是种小麦的4—6倍；而早几年在云南，一季罂粟的收
成可挣得种植罂粟的土地的价值的1/4。②
罂粟税是比例税率。按官方说法，高税率是为了抑制种植罂粟，甚至是
对于种植罂粟的制裁，这可从它的最普通的税名看出：亩罚（每亩的罚金）。
有时，连续增税——首先它是很严厉的——确使农民不敢种植罂粟，如在
1925—1926年种植季节许多地方所发生的那样。于是，为了刺激罂粟生产，
有关当局（碰巧是军方）匆忙降低鸦片土地税。③然而，在其余时间里，这种
“禁”烟税确实达到了它的真正目的（与公开宣布的相反），也就是扩大罂
粟种植。没有其他作物能带来足够的利益，使高税成为可行，而在许多地区，
无论农民是否种植罂粟，都征收鸦片税。④四川因其土地肥沃，有良好的灌溉
系统和众多河流，特别适宜于生产和运输鸦片，而对那些拒种罂粟的农民，
当局强征一种“懒惰税”。尽管懒惰税被认为与种植罂粟者所纳的税款相等，
但实际上有时要高出一倍。①
许多农民为赋税严苛所激——如果不说为其所迫——而扩大罂粟的种植
量，损害了粮食生产（造成多次局部饥荒）；在此之前，他们首先为军阀所
迫，也为财政上的原因，而种植罂粟。②国民政府忠实于孙逸仙的愿望，并急
于在财政上削弱并控制半独立的西南政权（这一地区是主要的鸦片生产地），
在多次努力失败后，终于强制禁烟，同一些农民又被迫拔去他们的罂粟，鸦
片的生产和消费并非在一个晚上消失，但从1934年起，两者都略有下降，尽
管省或地方当局都尽力避免放弃这笔收入。鸦片为敌对的四川军阀提供军
① 《收获时潮湿多雨容易毁灭农作物》，戴J。C。S。霍尔；《云南地方派，1927— 1937年》，第 109页。
② 同上书，第105页；太平洋学会编：《农业中国》，第119页。
③ 伍德海编：《中华年鉴，1928年》，第524页。
④ 甘肃事例（《中华年鉴， 1925年》，第579页），云南事例（《中华年鉴，1926 年》，第642页），
贵州事例（同上，第637页），福建事例（同上，第627 页）。
① 《中华年鉴，1926年》，第620页和《中华年鉴，1925年》，第586页。
② 七个省（陕西、甘肃、四川、云南、河南、湖北、福建）有直接抑制谷物生 产的事例，见《中华年鉴，
1921—1922年》，第791页；1925年，第575、578、 583页；《1926年》，第626、641—642页；1928
年，第531页；1931年，第 591、599—600页。
费，也是云南和贵州两者预算的最大收入来源。甚至几乎没有罂粟的广西，
也对从云南经广西运往长江的鸦片抽税。同样，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省禁种
罂粟，却从自陕西偷运过黄河的鸦片的违禁税获益。
禁种鸦片使罂粟种植者立刻陷入贫困，有时甚至倾家荡产，他们的地价
一夜之间下跌。如果他们试图继续秘密种植这种作物，这是很难隐瞒的，他
们至少要冒重罚的风险，有时风险还要大得多。1932年底，在江苏最北部，
对罂粟进行官方检查，同时威胁要把两周内不拔除这种作物的人处死。③所
以，政策的反复并未改变一种基本的连续性，即农民遭到死亡的威胁，起初
是如果他们不种罂粟，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