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协会还帮助一个拒绝交纳增租的佃户在法庭上得以被宣叛无罪。另有五
个农民曾声称与这个佃户一致行动，也获得释放。这种团结是阶级觉悟的第
一个里程碑，受到农会的积极鼓励——若不说是由农会激发的。农会终于得
以禁止其成员租种被地主夺佃的任何土地。这一纪律性的措施扭转了佃户之
间为租种一块土地相互竞争的通常情况。
这样的团结首先是执行进攻战略的一种手段，目的在于把农民卷入新的
冲突。为了这一目的，阶级关系的实际状态被故意抹黑。协会散布一种过分
简单的图表，夸大地主对农民的剥削。①最微小的冲突都被立即抓住，并被故
意加剧，以导致少数剥削者与被剥削的农民群众的对抗。农民的贫困和痛苦
用启示录式的词汇加以描绘。1926年7月一场台风造成的破坏被夸大，要求
减少地租70％。大多数佃农本可满足于接受传统的做法：减租与所受损失和
减产程度成正比。一些地主同样准备协商，但是控制农会的极少数知识分子
和农民故意制造对抗。②地主中的一个强硬分子也断定农民协会的过分要求已
无法容忍。彭湃可以庆贺自己已经把海丰县的整个民众分成两个阶级了：一
边是农民，另一边是地主。
农民协会失败后，由1925年2月和10月的两次东征引起的战争风云维
持着紧张状态，并最后把这两个阶级转变成两个敌对的阵营。每一次反复都
要处决一些人，有时是必然会遭报复的屠杀。在1927这一年，4月和9月的
两次起义为11月建立苏维埃政府铺平了道路。很清楚，在这个政府的统治下
——实际上是专政——农民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仰的问题，已不再用同样的
措词。即使我们考虑到有强迫的成分，考虑到有超过50000的居民从这两个
县逃到香港、汕头和广州（并非全是有钱人，远非如此），也考虑到有许多
农民确实主要出于狭隘的原因参加了叛乱，③事实依然是，大量的农民支持这
个取销了他们的债务，废除了他们的地租的政权（虽然支持的程度有所不同，
从积极到被动的同路）。即使他们并非有意识地寻求革命，他们发现自己登
上了革命之舟，并且与其说他们是集体化的支持者，还不如说他们是恢复旧
秩序的支持者，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这一变革中获利非浅，而害怕地主统
治复辟。
4。由恐怖而极化。还有更紧迫的理由害怕复辟：许多人可能已没有逃避
报复的希望，因为他们曾卷入抢劫、放火和杀人，总之，他们实施了“红色
恐怖”。①苏维埃当局曾有计划地采取恐怖活动——像往常一样，着眼于动员
农民。农民既需要鼓励，从心理上摆脱屈从的枷锁（通过变得确信旧秩序已
①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93—94 页。
② 在农会内的若干反对派中，至少有一派主张采取更灵活的策略。台风事件 （见加尔维亚蒂：《彭湃
（1896—1929年）》，第311—314页和霍夫海因茨： 《大浪潮》，第161—164页）说明利用环境以达
到群众动员的新阶段的策略。
③ 和1928年1月初陆丰白旗派的情况一样（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 年）》，第779页）。
① 关于海陆丰的恐怖，见加尔维亚蒂：《澎湃（1896—1929年）》，第704—784 页各处和第825—849页。
经被摧毁，决不可能恢复），也需要使之参加破坏和屠杀的行动，使他们不
可能后退或开小差。总之，这个计划是从海陆丰消除一切中立和一切保留：
“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因此，在一大群被邀去喝彩和提出
意见的人中，出现了公开的、甚至戏剧性的处决反革命的场面：“这些罪犯
该不该杀？”甚至被邀积极参加屠杀。从而也有了组织“人头会”的习惯，
它预示着（通常这是从相反的方向）诗人普雷韦尔所描绘的“人头宴”。②
但是在海丰没有宴会；只是把新近砍下的头穿在讲坛上方的一根绳上，为演
说者激烈的言词提供一个恰如其分的布景。
不过，在海陆丰实际上也有宴会。有时（例如在捷胜）甚至出现拒绝吃
受害者心肝的那些人被斥为“假兄弟”。但首创这种人肉宴的是农民自己，
而不是苏维埃当局。彭湃故意制造的恐怖主义（不可能有怜悯和饶恕的问题，
因为那意味着对革命者的冷漠和残忍）使人联想到圣茹斯特冷冰冰的推理，①
但这与农民恐怖主义的虐待狂式的欢庆、丰富和巧妙发挥无关。公开行刑吗？
公开行刑比示众好；是许多农民参加，不应错过的节日，由于高喊“杀，杀，
杀”而嗓音嘶哑。至于（更大量的）不公开示众的处决，到两星期过了以后，
苏维埃政府也无需给行刑者以报酬：赤卫队员（大多是青年农民）非常乐于
执行这种令人羡慕的光荣任务。对一个反革命来说，没有受拷问就被杀死是
一种恩典。那些被砍下一肢，亲眼看到他人被煮熟吃掉，然后被杀死的人是
幸运的。有些人被大卸四块，另一些人（例如捷胜地区的一个地方官）被关
在一个板箱里，被慢条斯理地锯成一块块，而行刑者们还不时停下来喝茶休
息，以延长其痛苦。折磨这些受害者的农民们感到是在报仇。那个捷胜的官
员曾处决100多位农民，并在处决捷胜农会主席时强迫他的父亲和兄弟亲临
刑场。一不做二不休，有时亲兄弟被迫处死亲兄弟，偶尔还要让亲兄弟和儿
子吃一块父亲的肉，让还没有死的父亲看着。
5。地方主义的动机。复仇者们就这样对官员和地主以牙还牙，以其人之
道还治其人之身。由彭湃和他的共产主义同志们煽起的行动不可否认成功地
激起了阶级仇恨。但是，正如1927年至1928年冬在海陆丰所表现的那样，
这种复仇需要被压迫阶级报复的气味少于不久前氏族或村庄血仇的气味。它
使曾挑起红旗会和乌旗会之间冲突的敌对和报复的传统永远存在下去。精心
安排的折磨和吃人肉只是以相似的方式，重复这些冲突的记录所一再证明的
做法。①这样的记录决没有被“现代的”农民运动所打断；恰恰相反。宗族和
社区的领导人通过恢复他们传统的组织，作为对共产主义者到来的反应。他
们甚至利用这个机会来和对手或可恨的邻居算旧帐。但是这些自觉的反应和
蓄意的考虑，与自发的对共产主义斗争的评价相比，并不那么重要。它只是
他们所熟悉的唯一冲突（或者说最熟悉的冲突之一）——红旗会和乌旗会之
间的地方战争——的一段新的插曲。 1928年1月当革命军打着它的红旗从
海丰出发，经过陆丰的一些村庄时，受到包括地主在内的所有人的热情欢迎。
这些村庄是属于红旗会的，他们款待自己的伙伴，确信这是来帮助他们反对
② 雅克〓普雷韦尔：《谈话集》，第7—18页。
① 彭湃：“阶级正义与受审判的人无关；这是内战中的必要措施。”圣茹斯特在 国民公会上说：“你们在
这里不是给一个人（路易十六）定罪，而只是通过一 项国家紧急措施。”
① 关于旗派、氏族和地方主义，见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518— 521、777—783、
827—828、848页和各处。
依靠乌旗会的敌对的村庄的。
在这种环境下社会斗争的情况怎样呢？的确，有时地方上的冲突和相邻
社区间长期的对立实际上掩盖了社会的对抗。让我们考虑一下1926年1月发
生在广东东部普宁的战斗，它使一边为强大的方氏家族与另一边为邻村农民
相互对立。两个阵营的地方主义动机都是强烈的；但方氏一姓就占县里这个
主要市镇20000居民中的半数，他们控制了全县大部分经济活动。②当地方主
义使城镇与农村对立时（上面提到的捷胜的情况也是这样），它自然带有一
种社会性色彩。当整个村庄，不论贫富反对其他村庄时，上述说法就是不真
实的。坚持当地的地方主义实际上从传统上由乌旗会控制的陆丰县某些村庄
排除了共产主义农民运动，只能被农民协会和当地积极分子的地方主义所强
化，甚至当他们实际上在发泄私愤时，还声称他们是以苏维埃政权的名义在
行动。两个强大的宗族（侯姓在捷胜，林姓在梅陇）特别为他们所剥削和虐
待的农民所痛恨。对他们的报仇没有什么可挑选的：不管他或她的社会地位
多么低下，只要姓侯，在这个地方，或姓林，在另一个地方，必然会被杀害。
集中在某些地方的中国基督徒在1927年圣诞节被害，也是地方主义的牺牲
品，或者——换一种说法——是排斥“异类”的牺牲品，宛如麻风病人逃跑
时会像兔子一样被射杀，或者他们不想逃跑时就在麻风院里被活活烧死。
总的来看，农民们的残忍行为有利于革命知识分子的计划，而不是打乱
他们的计划。另一方面，后者极有理由担心地方性的团结或敌对会产生不利
于动员的作用。因此，彭湃选择一面红黑两色的旗作为海丰的第一个农会的
标志，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它象征农会所进行的社会斗争超越红旗会与乌旗
会间“纵向冲突”的观念。后来，在苏维埃政权时期，无论是谁，只要保护
一个反革命分子，都可能被处死刑。这一措施主要指向藏匿家族中富有成员
财产的农民家庭；这些富人很可能在几周前就受到他们从农会内部加以的攻
击。
6。农民的崇拜。依共产党人的看法，当地的地方主义和宗族权力是封建
主义的残余，与农民的宗教信仰和迷信习惯无异。如果说在开始发动农民的
英雄时代，彭湃曾小心地迁就乡村的神灵，那么到了苏维埃专政已建立时，
这样的谨慎已不再适宜了。但是，从胜利的欢欣中首先采取的各项措施，十
分自然地会引出对“封建”思想和行为的攻击，现在还很难对彭湃个人对这
种攻击负多少责任作出评价。城镇的名称被改变了（这些名称大多数都变成
“赤”或“红”）；街道的名称也是如此（这时海丰有以马克思、列宁、罗
莎〓卢森堡，或卡尔〓李卜克内西命名的街）；孔庙被更名为红宫（而且海
丰也以红场、红桥和红旗自豪）。这只是从这儿向偶像进攻的一小步。这是
赤卫队、先锋队和共青团的支队很快对偶像采取的一步，他们在文化大革命
前40年发动了一次小型的文化革命，摧毁了庙堂里的神像，烧毁了宗教建筑
物，并向依赖农民的轻信而生活的一切算命先生、巫师或风水先生进攻。①
赤卫队员们自己是青年农民，但是他们的长辈却拼命反对破坏已用红漆小心
② 普宁县是同海丰、陆丰两县相邻但无关系的县，也引起彭湃注意，因为他领 导（广东）农民运动的职责
是领导全省农民运动。彭湃创建普宁农会，造反 农民靠农会集中保卫他们反对当地主要市镇的方氏集团的
事业。
① 关于农民的传统心理及在这段和以下几段提到的事实，见加尔维亚蒂：《彭湃 （1896—1929年）》，
第319、521、675、732、737—738、767、781—783、789 页和附录，第204页（注32）。
涂过的——以表示对苏维埃有好感——神像。他们把地主家的神像涂成白
色，以表明这些是应该惩罚和破坏的，但是他们却努力保护由大多数道教和
佛教寺庙所代表的民间宗教的中心。他们甚至崇拜一个新神，几乎像对佛一
样地崇拜和顺从，这个新神就是彭湃，他是由上天选来建立新秩序的，一旦
他成为皇帝，和平就能普照大地。对这些农民来说，参加革命主要是盲目地
追随一个领袖（正如他们过去在彭之前追随陈炯明一样）；当然，这并不妨
碍他们祈求神（其他的神）保佑他们的神圣的领袖的事业。正当国民党的军
队、民团和警察即将粉碎海丰苏维埃建立（在1927年9月25日）前的第二
次暴动的关键时刻，成群结队的农民带着供品来到庙里，祈求增援部队尽快
到达；的确，这可能代表了他们最后的希望，即叶挺和贺龙的部队。这是南
昌起义的红军残部，在经历一次小型长征（另一英雄史诗的另一预示）后，
已经抵达汕头。
7。依赖军事力量。在第二次暴动被粉碎整整三个星期后，南昌起义的逃
亡者的一部终于到达海陆丰山区，他们必须改变态度：依靠这些由于一连串
的失败，也由于未能获得来自农民的合作而疲惫和沮丧的逃亡者，肯定不可
能发动一次新的攻势，而据这些农民的领导人说，他们已准备武装起义。②
然而，不到两周以后，海丰再次落入共产党人之手（1927年11月1日），
并维持了四个�